人民日报海外版“3·20事件”始末 (转) 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总编 安子贞 事件发生后， 江泽民总书记指示：不要搞文字狱。 一位所谓常务副总编说：党中央机关报反对党中央领导人，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李鹏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这是一件小事。人民日报社社长高狄说：那是对外国人说的。最后已查明是属于误登，那也不能轻饶编报人。 1991年3月2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留学生之页》专版发表了一首题为《元宵》的“七律”诗，署名“留美学生朱海洪”。诗的全文是：“东风拂面催桃李，鹞鹰舒翅展鹏程。玉盘照海下热泪，游子登台思故城。休负平生报国志，人民育我胜万金。愤起急追振华夏，且待神州遍地春”。这首诗一般看来没什么问题，但是，把每行文从上往下排起来，从右向左、每行错一个字，斜念下去，构成对李鹏同志的攻击。这件事发生在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前夕，被海外传媒炒作的沸沸扬扬，弄得报社领导和我们这些当事人都很紧张和尴尬，感到不好向中央和读者交代。江泽民指示：不要搞文字狱。李鹏说：这是一件小事。 事情发生以后，江泽民总书记为此作了三点指示：1、此事不影响党中央对人民日报领导的信任；2、把发生此事的情况查清；3、不要搞文字狱。4月9日李鹏总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也谈到此事。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问：李鹏总理，3月20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登的一首诗除了表面意思外，还有隐含要您下台的意思，请问您怎样看待这个政治事件？李鹏总理回答说：这是小事一件，不值一提。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有这么几个人反对党和政府的现行政策，这不足为怪。这样一类的事，古今中外，恐怕概莫能外。我想写这首诗的人不能代表民意。今天闭幕的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以绝对多数通过了国务院所提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以及我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报告。这才代表民意。以上指示和讲话表明，党中央领导在淡化这件事，情况当然要查明，但并没有责怪编辑的意思。可是，人民日报社社长高狄并不这样看，他借口保密，未正式传达江泽民同志的三点指示。有人问他，对李鹏答记者问说“这是小事一件”怎么看？高狄说，那是对外国人讲的。实际上，他利用此事整了一下海外版，制造了一出不大不小的文字狱。当然，那也不完全是他个人的行为，而是海外版一年来矛盾积累的一个爆发。因此，需要介绍一下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以后海外版的情况，以及围绕海外版上上下下的有关人物的表现，才能把这件事说清楚。“ 风波”之后，海外版成了“唐僧肉”好多人伸出嘴巴想吃一口 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于1985年7月1日，从筹备到创刊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出版一份对开八个版中文繁体字、面对海外读者的大报，创办者历经艰辛劳顿，可想而知。创刊后，在谭文瑞同志的主持下，后来由袁先禄同志主编两年{袁于1989年7月13日经长期卧床后病逝}办得很有声色，受到海内外读者的欢迎。令人惋惜的是，在那场风波中发生导向问题，事件后，人民日报社更换了领导，上边派来一个核查小组。海外版青年人多，参与过一些活动，当时编辑人员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受审查，在这种情况下，又搞“运动”，又办报，人心不稳，人手不够，主持工作的人履薄临深，每天在提心吊胆的工作，尽管大家在工作上都很努力，但是工作起来仍然是很吃力的。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人民日报海外版竟然成为一些人心目中的“唐僧肉”，都想伸过嘴巴来吃上一口。我认为，这是造成人民日报海外版工作程序比较混乱的深层次原因。 比如，上边给海外版任命了两名副总编辑。一个是某某，他当时是上层宣传部门的一名副局长，派到报社任核查组副组长。他被任命为海外版副总编辑后，我请他来海外版参加工作，他说核查工作太忙，一时还不能来；待到1990年5月核查组撤消，我6月底随团去日本访问，又请他来海外版代我主持工作，他仍然不来。我一再劝他参与海外版的工作，他竟然提出，一边当上层部门驻人民日报社的联络员，一边当海外版的副总编辑。这使我很烦恼。我说天底下没有这样兼职的，这使我们工作起来有困难，因为你说话办事，我们不知道是以什么身份出面的。但他不置可否。他是上边派来的，对他毫无办法。某某任职不到职的原因是，他想来海外版主持工作而未达到目的。他来报社不久，高狄曾对我谈过，想让某来海外版，名次排在我下面，我未置可否；过了两天，高狄又找我说，派某来海外版有两种意见，一是排在我之上， 一是排在我之下，你看怎么样好？我说：领导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不过让某某来海外版主持工作，我就该离休了，因为已经到“点”了，不想再辅佐我从不了解的新领导了。第二天，我就向高狄打了离休报告。那时，高狄拿我也没办法，就又回到原议，人事局下文还是把某排在我之下。党员登记期间，报社领导规定，来人民日报社的人，不管任职不任职的，一律在原单位登记。这就使报社的党员同志失去了解新任党员领导干部的机会和权利。后来，我得知，某某在动乱期间也有些不当言行，如果他不在海外版任职，我不会管它，既然在这里任职，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就应该在党的会议上讲一讲。于是，我给高狄和编委会打报告，提请查清某的有关情况，并要求他在支部会上谈谈情况和认识。这事很长时间没有回音。1990年8月初，我从日本出访回来，在家写了两天稿，天气闷热，患了感冒，休息了两天，高狄社长突然到家里来看我，正好我同老伴到院子里去散步未遇。这真使我受宠若惊，不知他找我有什么事。第二天，我上班刚到办公室，高狄就来了，他并未问我感冒是否好了，而是向我说，他派新来的人事局长去调查，某某的事在原单位不作为问题提出，问我有什么意见？我当即回答说，那事怎么处理，我不过问，我只是请某在党支部会上讲讲，使同志们互相有所了解。高狄看我有点顽固不化，停了一会就走了。这事好长时间没消息，到1991年2月，看到人事局的通知，免去某某海外版副总编辑的职务，回原单位工作了。另一位{海外版}副总编辑不提名了，他也是坐在海外版只抓核查，不管办报。好说歹说，在亚运会期间，版面多、人手紧，这位同志才答应上上夜班，顶下了连续上了几个月夜班的蒋荫安。可是，他只上了二十多天，就提出要到医院检查身体，当时正值亚运比赛紧张阶段，没办法，老蒋说，还是我上吧。这位同志身体检查的如何，就不得而知了，反正一直到现在，仍然很健康。 这些人为什么把办报看作个大刺蝟，怕扎手不敢接触呢？我觉得他们的心态是，办报，一天发十来万字，难免出这样那样的错误，确实容易被扎；搞核查是查他人，你在前边趟“地雷”，踩响了，他就查你，为什么“踩雷”伤人。虽然如此，海外版的同志还是顾大局、识大体的，尽管不断挨批评、作检查，只要工作任务来了，大家的劲头就来了。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小单。他有一些错误，青年人容易冲动，上帝也允许青年人犯错误嘛，“文革”时期也说是受蒙蔽无罪。邓小平同志说，这几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有错误应该检查，我不大同意作为师辈父辈的人，不反思自己的“过”和“惰”，凭着人高马大，咨意践踏嫩苗，动不动就处分谁。小单对于给他以党内警告处分，思想上不大通，经过说服，他接受了处分，并能够正确对待。受到处分以后，他到长春铁路局采访，写了几篇有份量的报道，铁道部政治部和办公厅联名行文给予表扬。对待这样的同志，新来的人事局长竟然以干部交流{？}为名，硬是把他调出了报社。这既不符合党的干部政策，也不近情理。尽管如此，海外版的绝大多数同志凭党性干工作，作出了应有的业绩。一个时期，海外版的报道受到海内外读者好评。1990年11月2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党中央召开的全国外宣会议的报告中，表扬了海外版：他说：人民日报海外版外面反映较好，不仅有消息，还有文艺、历史、回忆等，有向心力，吸引力。以上种种，绝非自我吹嘘，都是有案可查，有当时的版面作证的。 新来局长荐人去香港办事处，推荐未成，刁难来临 可是，这些情况，并未使我得到宽慰。首先，江泽民同志的讲话，表扬了海外版，人民日报社长高狄、副总编辑张云声都亲自听到了，但是他们并未在报社传达。不知是他们另有看法，还是耳朵里根本没有听进那些话。到1991年春，风波过后近两年了，海外版的人员、部门班子，还是残缺不全。我们几次打报告，并提出具体人选，报人事局审批，人事局长给拖着不办。在此交代一下新来的人事局长：他来自上层组织部门，任地方干部局副局长，来人民日报提职为副秘书长兼人事局长。此人不象中组部出来的干部。我对组织部门的同志印象是，公道正派，和蔼可亲。他不是这样，善于东拉西扯。我来报社后经历的人事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有成坊、许静、季音、俞成秀，都是秉公办事，公正廉洁的。唯独这位新局长，上任不久，就七大姑八大姨的拉来一些人，而对原在报社的同志则百般刁难，甚至对编委会作出决定的事，也顶着不办。人民日报社有个香港办事处，当时归海外版管理。1990年3、4月份，香港筹办《紫荆》杂志，调走了小黄（幸群），借走了老黄（际昌），陈禹山去了深圳，严重缺员。当我们正安排人员补缺的时候，新局长一方面压着我们报请去港的人员不批，一方面屡次三翻向我们推荐他手里人，某某懂几门外语，保证合格等等。弄的我们没办法，就找了个理由说：派驻香港当记者的人，最少要在本社工作两三年，才能考虑。这样堵住了他的嘴，也就把他得罪了。结果，派驻香港的记者人选，反反复复，长期派不出去，严重影响了工作的开展。他还向组织伸手要官，想当人民日报的秘书长，未成，调离，最后还是在中央一个部门当上了秘书长。关于干部问题，八十年代中期，有个顺口溜：年龄是个宝，文凭不可少，后台是关键，德才作参考。这为新局长就是站在“关键”位置上的人。 1991年3月9日，我又给高狄打报告告急，很具体地叙述了海外版的干部情况，那时，海外版编采人员只有六十多人，每天出八个版，人员缺编，大多数部门领导不健全，有的部门只有一个领导人，有的部门一个也没有，由编辑代班。我请他过问此事，给海外版配备干部。报告送给他，几天无消息。3月13日下午在楼道遇到他，问他看到我送的报告没有？他说，你提的那些事，等以后再说。第二天一上班，我再去找他，秘书吞吞吐吐地对我说：高社长出差了。 “常务”副总编上纲说：党中央机关报反对 党中央的领导人，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谈到海外版“ 3、20事件”，不能不提到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某某，因为他对这件事唱的调子最高。某某来人民日报，晚于高狄、邵华泽两三个月，在领导干部中排列第三。他雄心勃勃，散布一些信息：邵是部队来的，早晚要回营，高不久要更上一层楼，暗示报社的将来非我莫属。他是中央任命的副总编辑，不知从何时起，有了个“常务”的头衔。有些爱捧场的人，在人民日报所属的报刊上连续出现人民日报常务副总编辑某某的称谓。其实，中央并无此项任命，而他自己受之无愧，并未提出这样作不当，不声不响地给以默认。编委会分工，海外版由总编辑邵华泽分管，而“常务”却趁机屡屡向海外版伸手，要我“辅佐”某人在海外版主持工作，主意就是他出的。一计不成，又生二计，他不甘心，寻找由头向海外版发难。时光在流逝，机会终于来了。1990年2月5日，趁高、邵都不在家的时候，“常务”在编前会上提出：“听说海外版前些天刊登一篇经济讨论会的报道，其中有农研室一人发言，这个人在政治上走得很远了，你们查一下稿件是怎么来的，查明情况向我报告一下。”参加会的同志向我传达了他的意见，我一听找上门来了，开始说不理他，参加会的同志有疑虑，说还是查一查吧。我们倒翻了一个多月的报纸，没有查到。过了两天，社长、总编辑都回来了。我感到“常务”的这样的动作既小笑又可恼，编委会从来没有说过要他管海外版， “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这个过不能再让了。于是，我提笔给高狄、邵华泽写报告，引了“常务”在编前会上说的那段话，接着写道：“海外版的同志对此事很重视，有些同志思想上也有点紧张。我们翻阅了近一个月的海外版，现在尚未发现某某同志提出的那篇报道。因为所说的报道，发表日期，具体内容，“走得很远”的那个人的姓名，都不清楚，同志们提出，请某某同志帮助我们提供一些具体线索，以便查到上述稿件。”这等于既告了他的状，又把球踢还给他。“常务”很恼火，当我再一次打电话向他要具体线索时，他说：你为这个问题写报告给高狄、邵华泽同志，还说一些同志思想紧张，太过分了。我说，编委会委派我主持海外版的工作，有事报告社长、总编辑，是我份内的事，无所谓过分。至于有些同志思想紧张，这是实际情况，因为这事是在我们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你在编前会上较大范围提出的，叫我们查明稿件是怎么来的，并要向你作报告，说实在的我也有点紧张。“常务”说，你们要做工作嘛，我没想那么多。我还是要他提供具体线索，他不好回答，说着说着，气儿来了，啪一下就把电话摔了。过了几天，我从农研室一位副主任处得知那个“走得很远”人的姓名，查到了那篇稿件，报道的是《留美同学召开经济学年会》，“走得很远”的人叫周其仁，报道说，他就“有关中国土地制度、人口增长以及农民对改革的反应等讲话，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报道的开头说，“中国驻纽约领事馆黄涛教授以财务赞助人之一祝大会成功”。报道这样的会议、这样的发言都是无可指责的。当我把这篇稿件的复印件附上说明，报送社长、总编辑以后，第二天，收到“常务”送我一堆材料，他写道：“已同反映意见的同志联系，是一月二十三日的一篇报道，现附上。请安子贞同志弄清此稿有关编发情况，告我一声。”我把材料退还给他，说明我已就此事报告了高社长，待批复，你这次送给我的那张复印件 ，就是我送给社长、总编辑的那一份，上面有我的字迹。即告诉他，这里没你的事了。高狄说我这个人厉害，他对“常务”乱抓权也不满。在一次会上说，鬼也怕厉害的，即指此事。海外版与“常务”副总编，有了“积怨”，他对3·20事件，调门很高，说什么“党中央机关报反对党中央领导人，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我说，同志你错了。在文革开始的时候，你跟随陈伯达来人民日报社夺权以后，党中央机关报反对党中央的领导人，一直反了十年之久，那才是实打实的事儿。一个人在得意的时候，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忘记往事。此其类也？上述情况说明，诸如来自上层部门的这些人，他们插手海外版，不是来帮忙，而是来添乱。他们利用职权刁难海外版，给海外版的工作造成很大困难。 高狄其人：曾就读关东军办的伪满建国学院高狄其事：45年后仍然留恋那段读书的时光 回头再说高狄。高狄初到人民日报社踌躇满志，好象天底下就他一个人革命似的，报社所有的人都不在话下。时间一长，就感到这人政治素质不高，中文程度平平，还缺乏民族气节。比如，他上过两年伪满“建国大学”，这本来不算个什么事，更不值得向人夸耀。可是，在1990年春，高狄受日本外务省的邀请访日，回来写了一篇报道，刊登在1990年5月31日的人民日报第7版上，题为《访日归来话友情》，读后就使人大为诧异。为避免断章取义之嫌，摘其两段如下；“记者曾经在伪满洲国建国大学读过书，伪建大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物，然而在那里读书中日学生之间，相处很好。那时，中国同学偷着看马克思主义和其他违禁书，有些日本同学也装作没有看见，不去告密。”另一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以后40多年来， 日本同学有的见过，多数没有见过，但同学们在东京和大阪聚会的时候，好像又回到在一起读书的时光。大家从那时谁挨着谁睡，谈到现在从事什么职业，从那时谁长得什么模样，谈到现在谁老谁不显老--------谈到热烈之时，大家共同唱起了就学时常唱的《毕业之歌》：‘荧光窗雪，积年累月--------’”在高狄的笔下，日本军国主义占领下的我国东北，是一幅多么美妙的“日满协和”行乐图、“王道乐土”风情画！而事实情况是怎样的呢？据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伪满洲国史》记载，伪满“建国大学”不属伪满教育部管辖，而是日本关东军直接掌握的一所培养殖民统治骨干的学校，以招收日本人为主，也招收少量“满洲国”人。伪建大学制六年，课程是根据日本殖民统治的需要安排的，有“精神训练”、“武道训练”、“军事训练”、 “作业训练”等等。上述情况说明，伪满建大，对日本人是培养殖民统治骨干的，他们是侵略者，不是留学生；对中国人是培养准汉奸的。当然，其中可能有个别革命者，至于在日本投降以后，学生各奔前程，也有不少像高狄同志这样参加革命的人，但所有这些都改变不了这所学校的军国主义性质。那首毕业歌只写出两句，下边的内容是什么，不得而知。毕业歌、毕业歌，若不是日本投了降，你毕业以后干什么？高狄还说，“好像又回到在一起读书的时光”。日本军国主义统治我国东北十四年，那是个什么时光？那是赵一曼烈士就义的时光，那是杨靖宇、赵尚志等抗联将士为国捐躯的时光，那是日本731部队拿中国人作细菌试验的时光，那是日本强盗强迫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青年妇女充当“慰安妇”的时光，-------事经半个世纪，已经身为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的高狄，居然还想回到那个时光。请问高狄：你要再回到那个时光，我们中国老百姓受得了吗 ？你拿着这样的报道，何以面对东北父老兄弟呢？近50年了，帝国的情结不断，倒有点像海峡对岸那个当权者。 高狄擅离职守悄悄去长春探亲回京后毛了手脚急忙寻找替罪人 上文说道，我找高狄解决海外版干部配备的事，秘书告诉说，高社长出差了。他到哪里去了呢？原来，高狄社长趁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开会的空隙，悄悄地回东北老家探亲了。他不坐火车，不乘飞机，而是坐着公家给他配的新出厂的“奥迪”，衣锦还乡了。他还叫交通处长给他保密。交通处长是个大大咧咧的人，密也未能保得住。在高狄离京期间，人民日报社发生两件事，一是海外版的 3·20 事件，再是国内副刊版的一篇短文，把当时健在的张国基写为已经去世了。高狄于3月25日甩下“奥迪”乘飞机回到北京。高狄来到人民日报以后，非常重视港台报刊有关他的报道，海外版的事情发生后，港台报刊推测高狄地位可能不稳。他看了自然着急。高狄 3月 25日晚上从长春赶回来，26日叫秘书送我一些港台报刊复印件叫我看，其实我都看过了，不知他是什么意思。27日下午，高狄通知叫我到小会议室开个会，下午三点半，我去了，还有总编辑邵华泽、中纪委驻人民日报社纪检组组长张均法。高狄说：那首反动诗在海内外反映很坏，编委会已向中央请求处分，版面是你看的，我当你说过，共产党的官不好当，这不是翻旧账，过去说让你帮助一位年轻的同志 （註：指前面谈到的刘某某，大约比我小一、两岁）， 你不同意，你的年龄到了，毕竟精力不行了，从今天起，不要再负责海外版的工作了，考虑考虑吸取哪些教训。邵华泽没说话，张均法说了几句，我也没听清楚。我简单地谈了一下海外版的工作和人员情况，说发生这样的事，政治影响很不好，也给领导带来麻烦，我主持海外版的工作，感到内疚和不安，至于高狄同志要我回答港台报刊上提出的那些问题，我难以回答。高说这是供你考虑的。我说，作为多年的共产党员和党报编辑，工作不管出了多么大的差错，我应该负什么责任就负什么责任，从不推卸，希望编委会事实求是地调查和处理这件事。会就这样散了，从此我就不到海外版上班了。过了两天，我在家里接到电话，张均法同志转达高狄的意见，要我给他写个情况，开始我不大愿意写。你高狄连情况都不明，就把我给处理了，还要我写什么情况？几经催促，顾念大局，于4月3日写了个材料，送给张均法同志，大意是：海外版的留学生专页，是国家教委留学生司和海外版合办的、面对海外留学生的专版，每周一期，两家协商组稿、安排版面，双重审阅版面，由海外版定版。具体编辑事宜由本报文教版和《神州学人》杂志社负责。（先交代几句：事件发生后，海外一些人传说，那篇稿件是当时任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同志推荐给海外版的，大概与上述背景有关，实为无稽之谈。）因为这件事是我与国家教委联系的，为了便于协调双方的关系，一直由我审看大样。具体到那首诗，我是看过了，感到作为律诗该对称的联句不对称，在大样上批了“律诗不律”四个字，因为专版上刊登留学生的诗不是诗作，一般是作为联系情感、思乡述怀的。我只是提醒编辑注意，而未要求换稿。我检查了自己警惕性不高，没看得出来，待查清问题后，我愿意承担应负的责任，接受应有的处分。材料交上去以后，到本案的最后处理，再没有任何人找我谈过这件事。一则补白惹下的“祸 ” 查清是误登，那也不能轻饶编报人 现在，再追述此案发生、发现和处理的经过：案件涉及的人员除我以外，还有文教版主编庄永龄、责任编辑小陈。稿件是3月20日登出的，当天无事，第二天也没人发现，22日上午，住木樨地的一位老同志打来电话，告知这件事，我们一查看报纸，感到问题严重。我知道高狄 不在家，找邵华泽也不在；找庄永龄，他说，他爱人住院作大手术，晚上陪床，版样没细看，见我看过了，就签字付印了；而版面编辑小陈正在深圳参加国家教委召开的会议。这样一来，搞得我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干着急 没办法。23日法新社播发了有关新闻，很快传播开来。当时，有人怀疑小陈，认为他把报纸付印以后，借开会的名义，从深圳逃跑了。一天晚上，保卫部门把他办公桌内外的文件装了一麻袋，给抄走了。同时，派了五个人到深圳找他回来，实际上是变相被押送回京的。这事被海外传媒说成是小陈被捕了，人民日报社急忙辟谣，说是小陈在照常工作，新华社、中新社的对外报道发了消息。我没有把问题看得如此严重，对小陈，我有所 了解，平时工作比较踏实，特别是他有一个幸福的小家庭，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我觉得，他舍不得弃国离家，逃往异国他乡。小陈回来后，情况稍有缓和，把抄走的材料还给了他，每天上班看看稿件。另一方面是调查人员忙着调查，有人说，海外版清查工作不彻底，于是，从安子贞开始，由上而下， 把海外版每个人像篦头发似的又篦了一遍，可能是没发现新问题 吧，以后没听说有个什么结果。 至于案件本身，有的人推测、演绎起来很复杂，实际是报纸版面拼出来，有块空白，用我们新闻界的行话来说，是补白补上去的。调查的结果也是这样，我认为，这次调查的结论，还是事实求是的。要说吸取教训，那就是办报不能有一点马虎大意，不能因为篇幅短、几行字，就不注意，往往在这种地方出大的纰漏。据我了解，案子早清了，但迟迟不公布调查结论，不断传出消息说，这件事不能就这样完了，要考虑处分一些人。我的对策 是，你传消息，我也传消息。我说，处分得有理由，我就接受，但是给我的处分，不能高于给高狄 的处分。有人问为什么？我说，高狄 说我应负领导责任，他是报社最高领导，他也说过，他有 责任，他不是已经向中央请求处分了吗？那人说，你是负领导责任，高是有责任，程度不一样。我说，有责任而不负责任，那不成了“甩手掌柜”吗？再说，我是在岗位上坚持工作的，高狄 他是擅离职守，私自到东北游荡去了，党的政策不能加重处分坚持工作的，放过游手好闲的吧，要是那样，我就要向党中央申诉。我故意把这些话讲给能向高狄 传话的人听，后来得知，这些话果然传过去了。到了8月份，在一次编委扩大会上，高狄在谈几件事当中，加进有关海外版的一段话，说问题已经查清了，稿件是误登，谁谁应负什么责任等等，说我应负领导责任，没谈给不给谁处分的问题。在谈到我的时候，“常务”跟进一句话，他问：是不是还让安子贞回到海外版主持工作？高回答说，准备让他离休。就这样，高狄让我就坡下了驴。事后，有的同志问我：你当时心情怎样，怕不怕高狄 整你？我说，整我倒不怕，文革时，曾经发生过“无寿无疆”的事件，当作“反革命事件”查过一阵子，后来事实求是地解决了，人民日报离党中央近，耍点小把戏可以，搞大动作，恐怕他不敢胡来。但在事件发生后，心里确实很不安，一是伤害了中央领导同志，再是有碍报纸形象，三是给报社领导带来麻烦。应了旧小说江湖人的一句话：整天地打雁，倒被雁鵮了眼睛，闷气得慌。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我们党内有些人，整人成性，好像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搞调查，平安无事都过关了，不是滋味，总得留下点“政绩”。于是左查右找，寻觅处分人的根据。可是任何条例上都没有要编辑“斜读”字句的规定，但还是不死心，最后，给文教版主编庄永龄以警告处分，给责任编辑小陈以记大过处分。我问过纪检组一位负责同志，处分的根据是什么？答曰：我们只负责调查核对事实，不负责处理。我也问过被处分的当事人，处分前是否有人找谈过话？答曰：没有。那怎么通知你们的呢？答曰：没人通知，只是上班后，拉开抽屉，看到一纸处分通知书，落款为监察室。一打听，报社监察室是新组建的部门，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是谁，不知道，没处去找。古有“无头案”，今有“无头判”，算是新闻界的一则新闻。 如今已时过境迁。当时的权势人物，已落花流水春去也，退的退、走的走了。受处分的同志，或心胸大度，或不大在乎，或怕惹出新麻烦，很少提起这件事。至于处理得是否公正，自然也就无人过问。只是我一想起来，心中很是不安。关于我自己，已经退了下来，无所谓了；只是年青的同志，还有二三十年的工作年限，为这事长期背着个受处分的包袱，怨也不冤？ （写于50年大庆之月） www.ddh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