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的中学是广州最古老的中学之一， 是孙中山为纪念一位革命朋友建的， 学校里面还有那位革命先生的坟墓。

我们学校种了很多鸡蛋花， 花落的时候， 铺天盖地都是雪白的花瓣和嫩黄的花蕊。

我读初一的时候， 大家都还在旧学楼。 初二的时候才迁入新学楼。 旧学楼建于30年代吧， 二楼三楼是教室， 一楼（或者半地下室）是一些员工住宅。 老师们都搬到新住宅楼了， 旧学楼住的，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员工。

我们上课的楼下， 住了一个很凶的老伯。 听谣言是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受了迫害， 所以脾气很古怪的。 这个老伯喜欢捡鸡蛋花。 一簸箕一簸箕地捡。

我那个时候住郊外， 随着父母工作单位的公车上学， 所以去到学校的时候特别早， 学校里静悄悄的， 几乎没有人声。 我喜欢坐在鸡蛋花树下的水泥板凳下读书。 很快发现两个跟我一样早读的同班同学。 也就那么巧， 我们年级6个班， 200多个学生， 这么早到的就是两位同班同学。 一个成了我最好的朋友， 一个是数学科代表。 数学科代表同学嗓门特别大， 我们一起早读背单词， 我根本记不住我要背的单词， 完全被他的大喉咙给干扰了。 我和朋友就叫他“大喉咙”。

我们3个人慢慢建立了特殊的友谊。 说特殊， 是因为那个年代， 小男生小女生是不可以成为朋友的。 班主任和各个老师火眼金睛地耵着所有的同学。 可是那也早早对外开放的广州， 班长同学都轮陷了， 狂热地暗恋着我们的副班长。

我和朋友， 是两个长得很普通的女孩子， 没有人暗恋， 也没有被人暗恋。 朋友比我聪明， 所以至少成绩优秀。 我更是连成绩都很普通的学生。 她还有个很温暖的家， 有个会煲广州靓汤的妈妈。 可是她比我调皮捣蛋多了。 我跟着她， 学了很多坏事。

比如我们学校的有个高三的学生会会长， 长了国字脸， 应该算很帅吧。 每个星期操场开校会的时候， 不是他主持升旗， 就是有他又领了什么什么奖品。 因为他长得还高大， 所以散会之后， 在人头耸涌走道上， 他鹤立鸡群。 也很不幸成了我们作恶的靶子。 我们悄悄扔粒小石头， 朋友一般比我准。 每次打到他的头或者后背， 我们还是若无其事地继续走。 可怜的学长一回头， 都是白衣蓝裙的女学生， 或者白衣卡其裤的男学生。 坏人在哪里， 估计是他很久的疑惑。

班上出风头的同学多了。 除了每次考试榜上都第一名的副班长同学， 我们班还有各班级男生慕名而来看的校花， 也有捣蛋出名的高官儿子顽皮生。 所以我和朋友和数学科代表这样早上一起早读， 中午一起下象棋那么纯洁的友谊， 根本就没有上到老师们的雷达网里。 他们要头疼的事情多了， 我们这样的中不溜秋的学生5年后就是遍天下的桃李甲乙丙3枚， 赫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