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力 　来源：艺苑论坛

     1984年4月里的一天，中央美术学院连环画系（后改为民间美术系，现已取消）举办了一次别致的教学活动，活动内容是放映北京科影厂新近摄制的影片《王叔晖工笔人物画》。放映之前，当时的系副主任、版画家杨先让教授讲了这样几句充满敬意的话：

　　“王叔晖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女画家，她的作品将载入美术史册。我们这一辈人都是她看着长大的。……一个画家形成风格容易，想在自己已有风格的基础上继续创新是很难的，王叔晖的可贵之处就正在于这一点。”

　　王叔晖，浙江绍兴人，生于1912年，病逝于1985年。她毕生孜孜以求，探索工笔画艺，作画题材以古代仕女为主，其作品计有连环画《孔雀东南飞》、《梁山伯与祝英台》、《生死牌》、《杨门女将》，单幅人物画有王昭君、李清照、花木兰等，或为中国历史上的杰出女性，或为古代文学作品中有个性的女性，晚年以《红楼梦》人物创作为主。其代表作《西厢记》所赢得的声誉远远超出了国界，她为我国工笔画的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叔晖先生晚年深居简出，闭门作画，极少应酬。关于她的身世、性格和从艺经历，见诸文字的材料并不多，已经刊布的文字中亦有疏漏或失实。笔者随王先生左右20余年，愿藉此文勾勒出她绘画生涯的一个轮廊，奉献给喜爱她作品的读者，亦慰先生在天之灵。

一、少 年

　　这是一家南方人，准确地说，祖籍为浙江绍兴。绍兴古称山阴，历史上孕育了难以计数的文化名人，但王叔晖却与绍兴无缘。清咸丰年间，一个王姓老头带着5个儿子离开绍兴北上，落脚京城。老头自己做玉工，儿子们的职业各有不同。大儿子在吏部当书吏，二儿子因故被老头打了一顿，从此不再姓王，改成了姓玉。据说最有出息的三儿子，17岁就在玉蝶馆写字，专门负责黄绫裱折的誉写，字写得确实漂亮，也曾因这笔漂亮的字而飞黄腾达。四儿子在一金姓人家学徒，帮助主人锤金页子，一副金页子锤好，可得两个烧饼四两酱牛肉。其实最有出息的还是五儿子，他是王家几辈人中唯一开了洋荤的一个--远涉重洋，留学德国，与詹天佑同学、专学铁路建筑，四国后同詹天佑一起设计了著名的京张铁路。

　　民国初年，王家的三儿子和四儿子跑到天津，开办了天津第一座浴池--华园大澡堂，男部女部餐馆应有尽有，老三做了经理。次年，老四得一女儿，这就是王叔晖。从出生之日起，她在天津住了9年。

　　生不逢时，动荡的岁月在王叔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民国六年夏天，一场有史以来罕见的大水淹了天津城。那天她正在日租界内自己家的院子里玩儿，忽而发现，地上的砖缝滋滋地往外冒水。她觉得很有趣儿，找了几个煤球，蹲在那里塞砖缝。塞了这一处，水从另一处又冒出来，她忙不迭又去堵另一处，忽而发现几乎每条砖缝都在往外漾水了。这时，家里的厨师买菜回来，一见此状，夹起她就往屋里跑，径直奔上二楼。到了楼上，从窗户往外探头一看，水已淹没了地面。3天以后，三大爷派来的一条船直接划到窗前，把她接出送到了华园。

　　也是在这年，王叔晖进了天津竞存小学开始当学生，度过了她此生中仅有的为时两年半的学生生涯。

　　按规范的标准来要求，不能说王叔晖是一个好学生，但几十年后成为画家的她，却时常回忆起那段当学生的岁月。

　　教室里的第一排有一把红椅子，最后一排有一把黑椅子，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坐红椅子，成绩最差的坐黑椅子。王叔晖曾因成绩突出而坐上了红椅子，她发现坐这里离老师很近，于是就偷偷给老师画像。没想到被老师发觉，罚到最后一排坐黑椅子去了。

　　这期间，父亲很少问及她的学业，因为他在家的时候本来就不多。民国五年，他就任甘肃皮毛局局长，民国九年，应江西省长杨继高和督军陈光远之约，任江西烟酒工业局局长，三大爷则当上了江西税务局局长。哥儿俩一起南下，也带上了王叔晖。把女儿带在身边，不过是略表一点亲情，其时，他已玩乐成性，又娶了一房年轻貌美的姨太太。他的官做了不到3年便被免职，随三哥重又回到北京。

　　到了京城的小叔晖没有因不能上学而感到痛苦，12岁的孩子看重的不是课堂和老师，更愿意无拘无束地玩儿。经常在一起玩儿的是她的弟弟和两个叔伯兄弟，那两个兄弟喜欢京剧，其中一个作为票友，还为京剧老生名角余叔岩操过琴呢。他们影响着小叔晖也爱上了京剧，以至于有一段时间里她见到有眼儿的东西就想吹，见到有弦儿的东西就想拉，甚而动了报考戏班子的愿望。为此，她一人躲在家中后院独自练功，还挖了一个大坑，在腿上绑上了沙袋，从坑里往上跳。她幻想着将来能成为一个名角，也幻想着体轻如燕，出外劫富济贫。大人发现了她的动机，明确表示，不允许她去唱戏。那个练功的大坑也被填掉，彻底毁灭了她小小的心愿。

　　怕她外出淘气的大人，索性没收了她的鞋，让她在床上学女红。她困在床上，仅有的几本书翻来覆去地看，最后真可以倒背如流了。除了背书，她鼓捣个旧相机，竟学起照相来，对着人物和景物，她忽然想起了上学时的爱好：画画。于是，她看着窗外雪后的景致，饶有兴趣地摹画起来。家里来了客人，她便在一边偷偷描摹客人的服饰。一日，有位客人发现了正在画画的她，仔细审视了一番她的“作品”，郑重地向她父母建议：送这孩子去学画吧，或许将来会有出息。

　　就这样，15岁的王叔晖由二姐夫的弟弟、日后曾颇有名气的画家吴光宇介绍，进了中国画学研究会。

　　中国画学研究会始建于1920年，创始人是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会址设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东侧。每个月有6次例会，届时，学员们带来画稿，请研究会评议、讲师等先生们指教。身兼古物陈列所（现故宫博物院的一部分）所长的周先生仗职务之便，时常从陈列所借出一些古画，让研究会的学员临摹。王叔晖从这时起开始看到一些历代名画珍品，并有幸带回家认真临摹。

　　研究会云集了身居京城的一批画家，众多文人聚于一处，切磋技艺者有之，相轻相蔑者亦有之，这种相轻相蔑对同辈中的佼佼者和后学者尤甚。所幸，一位名叫孙诵昭的女画家对王叔晖格外赏识，才使她免遭更多的白眼。孙先生出身书香门第，自幼读文史，亦通琴棋书画，曾在京城女子师范大学等数所高等学府任教，并在研究会任评议。孙先生发现，这个小姑娘的功底不错，肯用功，便特意告诫王叔晖：想画好画，须先练好字，多写斗方大字，腕力练到家，勾线才会流畅自如。王叔晖照此练去，笔下功夫出现了明显的长进。入会3年来，她几乎年年得到研究会颁发的奖品。周养庵看到她临摹的一张古代仕女画后，赞赏之余，特意在画上挥毫题道：”闺香中近百年无此笔墨”，还聘请她担任了研究会的助教。后来文济寺大悲殿的三十二观音应真，皆由中国画学研究会出人绘制，周养庵所点的几个人中，唯一的女性便是王叔晖。

　　短短3年多的时间里，王叔晖从临摹入手，苦练基本功，继而开始尝试创作。3年之后，18岁的王叔晖开始了以卖画谋生的独立生涯，严酷的环境逼着她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二、谋 生

　　1930年，王叔晖的家境发生了骤然之变。父亲丢下一家人，携带姨太太和钱财一去不回，从此杳无音信。姐姐出嫁了，家里剩下3口人：母亲、弟弟和叔晖。她心里清楚，这个养家的重任非她莫属。学了三年多的一技之长，竟是这样实实在在地开始发挥它的作用了。

　　当时的卖画规则是这样的：各大书画店都挂有画家的笔单，按尺标价。顾客看中哪位画家的作品，便与店方谈妥尺寸、内容、材料（或纸或绢）及取画时间，店里的伙计负责登门向画家通告，送上纸绢，然后再按约定时间来送钱取画。但是，顾客买画是不会顾及画家忙闲的；于画家来说，时忙时闲则意味着时时穷忙。

　　忙时，大多是凑巧应下了几张画的买卖，一画起来，便无日夜之分。近乎于作坊式的作业，很难画出什么精品。但以一个不大出名的青年画家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来说，几乎无法按个人意愿去创作，即使偶尔得闲，画一幅自己心爱的作品，也不过是转瞬即逝的事。

　　一次，王叔晖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精心画了一幅4尺整纸的仙鹤图。王叔晖并不是擅长花鸟的画家，这张画于她就更属罕见之作了。

　　画全部完成时，荣宝斋的伙计正巧来取别的画，王叔晖让他把这幅也带走挂到店里。伙计问：”标什么价？”王叔晖最后看了一眼这幅得意之作，按捺不住内心的欣喜，脱口而出：”标40块大洋吧！”

　　伙计带上画走了，王叔晖顿感倦意袭上心头，她松了口气，美美地睡了几个小时。醒后，心里仍想着那幅画，索性出了家门，直奔荣宝斋。到了店里，她未顾上和熟人打招呼，先转了圈，想看看那画挂出来的效果。一圈转下来竟未见着，她转过头来问店主，店主笑眯眯地告诉她说：“卖了，上午一挂出来就卖出去了，买主根本就没讨价。”

　　王叔晖听了当然高兴，但也有点怅然若失的遗憾。

　　数十年后，笑谈往事，王叔晖说：“解放前的生活，归纳起来就是两个字--穷，忙。生活所迫，想不穷就得忙，但忙了半天，也还是穷。”

　　在这样的环境下，她学会了抽烟，学会了熬夜。她的画案，那张伴随了她整个绘画生涯的大写字台，桌面的四周密密麻麻布满了香烟熏过的痕迹。她的习惯是画画离不开抽烟，烟点着了，顾不上抽时就放在一边任其燃到头，有时，则是她太累了，点着烟没顾上抽就睡着了。

　　1939年，王叔晖的母亲患肺病去世，死时还不到60岁，她的心境受到极大影响，烟也抽得更凶了。但她断然没有想到去依赖别人，她给自己订下的生活信条是：出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

　　卖画收入不能完全解决温饱，做画之余她又开始收学生。徒弟们的家境比起先生来大约稍好些，除了必交的学费之外，有时她们眼看先生的日子见紧，有时一根萝卜就是一天的伙食，便不约而同地略尽一点心意，这个送来一棵白菜、那个带来一袋煤，另一个把先生接到家去吃顿饭。

　　风雨如晦，卖画维生20年，做画当以千计，而手头除了画稿，王叔晖几乎一张画也没留下。30年后，笔者在北京东琉璃厂一家画店里见到一张标价出售的王叔晖的工笔仕女画。从画面上看，线条的秀中有力、设色鲜而不艳等一以贯之的风格，已经初见端倪，而人物的造型和神态与她70年代的作品相比，却完全无法同日而语了。1982年，王叔晖接受了《连环画论比》副主编曹作锐的采访时说：“解放前，我画了20多年，不论什么扇画、条屏、中堂、百子图、百美图都画，大约画了有一千多张。但是，好作品并不多，因为那时我来不及仔细推敲，我要赶时间，要多画。我靠卖画养家，靠卖画给母亲治病，不多画就揭不开锅。只有到解放后，我的艺术创作道路才算是真正开始。”

三、西厢情愫

　　谈到画家王叔晖先生与工笔人物画《西厢记》的创作很多人可能一下就想到邮票《西厢记》，创作这套邮票的动议产生于1979年，完成于1980年年底，1983年2月发行。而王叔晖的第一部《西厢记》（彩色）连环画，是在1954年画的。前前后后，历时近30年，堪耐寻味。

　　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婚姻法公布之后，人民美术出版社把创作《西厢记》连环画的任务交给了王叔晖。选择这题材当然有配合宣传的意思，但当时大概任何人都没有料到，一年后问世的这部连环画，竟成了载入新中国美术史册的佳作。

　　专家评价这套16幅作品的《西厢记》连环画的特点是：人物形神生动，环境充满诗情画意，色彩典雅端丽，线条流畅刚劲。画这组作品，王叔晖几乎投入了几十年画仕女画的全部经验，也投注了自己的丰富情感，10年之后，这部作品荣获第一届全国连环画创作评奖的“绘画一等奖”。

　　1957年，王叔晖再次提笔，创作了128幅本的白描连环画《西厢记》。如果说前一次画《西厢记》所要求的是超越古人，那么，这一次创作的要求是超越自己。

　　1979年初，《西厢记》重印本的“再版说明”写道：“这本画册绘画技法娴熟，形象刻划生动细腻，对从事美术创作的同志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寥寥数语，肯定中夹带着含糊，显而易见，十年动乱在人们心头造成的精神桎梏还没有全部消除。

　　1983年第1期《中国画报》将16幅本的工笔连环画《西厢记》全部刊出。

　　对王叔晖先生，画家、理论家潘契兹是这样评价的：

　　“王叔晖是老一辈著名的女画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以工笔重彩形成从事连环画创作对连环画艺术的提高做出重大贡献的一位。她的《西厢记》运用极其娴熟的传统技法，细腻而生动地刻划了人物的形象，再现了这个千古传诵的爱情故事，称得起是一部划时代的杰作，是可以和王实甫的《西厢记》名剧百世并传的。……中国连环画史将永远记载她的创辟之功和这部代表作品。”看得出来，潘先生的评价在采纳那个“再版说明”中的观点的同时给予了更高的肯定，但这个肯定是在王叔晖先生“盖棺”之后做出的定论，实不为过，惜为时已晚。

　　让我再回过头来讲讲《西厢记》邮票的故事吧。

　　1979年第四届全国文代会期间，邮票设计家刘硕仁代表邮票设计发行局长到王叔晖，提出设计《西厢记》邮票的想法。自建国至此30年间，我国发行的邮票还没有以古典文学作品为题材的，此后先于《西厢记》邮票问世的《西游记》、《红楼梦》邮票，都是那段时间里同时约稿、设计的。虽然仍是画仕女，但专为邮票而画，王叔晖还从未画过。她考虑了一下自己的时间安排，答应在次年年底之前完成。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1980年，王叔晖未能按预定的计划进行《红楼梦》人物画的创作，但在这年年末，画完了4幅《西厢记》邮票图稿。

　　4幅画的尺寸是一样的，大约为2×1.5，分别名为“惊艳”、“听琴”、“佳期”、“长亭”，这4个场景在原来的16幅《西厢记》中都出现过，考虑到邮票篇幅的局限，人们都尽量放大，占了画面上的主要位置，同时舍去了次要人物和一些场景。

　　曾有一位音乐行家向王叔晖指出：16幅本《西厢记》中“听琴”一幅有个小小的错误，张生弹琴右手用了食指拨弦，其实应该用中指。这一提醒，王叔晖在心里记了多年，终于在这次创作中得以改正。

　　1983年2月21日。特种纪念邮票《西厢记》发行，那一年，王叔晖已71岁高龄。

　　1983年2月21日上午10点，我走进鼓楼附近的辛安里70号大院时，后院里王叔晖所住的西房廊下，送煤工人刚刚卸下几筐蜂窝煤堵满了门口。王先生家一直生炉子，工人每月送一次煤，时间大都在21或22号，这个日子我已经记住，自己的事若能调开，我总要赶到先生家帮助“倒煤”。于王先生这么一单身，体弱的老人来说，这实在是一件过于沉重的体力劳动。这天，久病初愈的先生正瞧着一堆煤犯愁，见我来了，自然松了一口气。

　　“倒煤”的事一会儿就干完了，进屋洗手，做饭聊天，我告诉先生：刚才来时路过地安门邮局，见门外排着长队都是要买邮票的人。先生听了微微一笑。我们估计顶多到下午，邮票发行局的人一定会送邮票来，怎么也不至于让老先生自己去买一套回来先睹为快吧。

　　午饭后王先生仍觉身体不适，躺下睡了一会儿，起来后还不见送邮票的人来，便找出电话号码问问，我到方砖厂胡同的公用电话亭拨通了邮票设计发行局的电话，刘硕仁不在，接电话的孙和颖给我吃了定心丸：“他准会去的。”

　　打完电话回到王先生家，陪先生继续聊天。这时，有人敲门。我喜出望外，赶紧去开门，一看，不是送邮票的人，是王先生过去的老学生王温良，儿子刚上中学，是邮票迷，王先生早就答应，邮票出来后送徒孙一套。不用说，王温良也是冲着邮票来的。

　　5天以后，邮票设计发行局的人才带着邮票出现在王先生家。先生提出：邮票已出，能否将原画退还？对方答曰：所有的原稿按规定一律存档，不可能破例。

　　那套原作--4幅《西厢记》工笔人物画，付给王叔晖的稿酬是：每幅80元。

　　一个月后，3月24日出版的英国《集邮周刊》，以全套《西厢记》邮票作为该期的封面；5月号的英国《外国邮票》月刊在封面显著位置刊登了“听琴”这枚邮票，评价文章认为：这套邮票无论构图、色彩还是印刷，都是成功的。邮票上的人物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它不仅仅是邮票，而且是精美艺术品。

　　一年之后，国内的“最佳邮票评选”活动将这套邮票评为1983年最佳特种邮票。日本的集邮杂志将其评为1983年中国最佳邮票。

　　集邮爱好者寄来请签名的明信片、纪念封络绎不绝，无以计数。王叔晖的画日常很少展出，一般人极难看到原作，所以，一个简单的签名就已使很多喜爱她作品的人感到满足，视为艺术珍品而藏之了。

　　邮票《西厢记》使王叔晖获得了更高的声誉，拥有了更多的读者。

四、红楼未竟

　　1977年年末的一天晚上，人民美术出版社几位负责同志敲开了王叔晖家的门，他们来的目的一是给王叔晖拜年，二是动员她考虑画一组《红楼梦》人物画。

　　这个建议确实触动了王叔晖的心，她无法无动于衷，因为她太喜爱《红楼梦》这部不朽之作了。

　　1957年，王叔晖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创作了工笔画《晴雯补裘》。这一动人的情节出自《红楼梦》第52回。画面上晴雯坐在床上，抱病为宝玉缝补孔雀裘，麝月在一旁拈线帮忙。画家真实地再现了“头重身轻，满眼金星乱迸”、“狠命咬牙捱着”的晴雯形象，连一些细节性的用具都按着原著描写画去，如晴雯杯口大小的竹弓绷子和身后的绣枕等。朱砂色画花、染就的大红色帐子，表面看去既增加了作品的年画效果，更衬托了晴雯火一般的鲜明性格。

　　王叔晖在出版社画室画完这张画后，社里一位年轻的女同事兴奋不已，想让其他同事也一睹为快，她拎起画就往外跑。不料刚跑到院里，一阵风吹来，画顿时折成两半，那位女士一下就傻眼了。

　　我不敢说这是什么不吉利的征兆，但王叔晖当时确实是准备着手创作《红楼梦》系列人物的，种种客观原因使她未能如愿。这幅画装裱印刷之后，几经辗转，被辽宁省博物馆收藏。1979年，人民美术出版社专门派人去辽宁拍了此画，收入1980年出版的《王叔晖画辑》。

　　重画《红楼梦》，首先要画的自然是林黛玉。1978年初，王叔晖开始闭门谢客，潜心琢磨黛玉这一形象。这张画从起稿到完成，大约用了十几天时间，这在王叔晖的创作中是极为少见的。依我揣测，她当时是处于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中，一方面，禁锢许久刚刚放松，到底画不画、画成什么样，都值得考虑；另一方面，我久久蕴藏在心底的美妙形象终于在笔下出现，创作欲望处于兴奋之际便无暇顾及其他问题，索性一气呵成，画完再说，因而，当我看到这幅画时，画已基本完成，只差题款和钤印了。

　　1978年二三月间的一天，王叔晖在家里赶画连环画《杨门女将》封面，中央美术学院的刘凌沧教授和他的夫人郭慕熙来了。

　　两位落座之后，未及寒暄，刘凌沧径直提出：“听说你画了张新画，我们特地来看看。”

　　王叔晖笑呵呵地说：“消息真灵通。不是什么新画，一画就是古人。”她特意强调说：“这回是社里让画的，林黛玉！”

　　说着，王先生从书柜里取出一个纸卷，将一头用图钉钉在“抗震床”的棚沿上，缓缓展开--哦，这就是那张刚刚画完的林黛玉，一张典型的工笔仕女画。

　　刘凌沧戴上花镜，认真看了许久，然后连声说：“好画，好画！”

　　看过画后，三位老者才随意闲聊起来。

　　刘凌沧谈到文化部长黄镇最近视察了中央美术学院，特别指示应当保存和发展工笔画技法。刘凌沧说：“我们的有生余年不多了，现在条件好了，应该抓紧了。”

　　王叔晖点着头说：“我也想过，是得抓紧，将来我死时，准得有一幅未完成的‘杰作’；也许，我就死在这画案边……”

　　出版社有关同志看到这幅画后，立即决定出版。社里的许多老同事看到王叔晖的仕女画新作，都很高兴，他们对王叔晖笔下的林黛玉一致表示认可，觉得与他们心中的林黛玉形象吻合。至此，王叔晖动笔之间顾虑已基本上烟消云散了，她自定目标：10年内一定画完红楼十二钗。

　　8年间，继黛玉之后，王叔晖陆续画了湘云、宝钗、凤姐、李纨、迎春、元春、惜春等，此外还创作了两幅宝琴立雪。画这两幅画，主要是实验一种画凫魇裘的技法，第一张上的衣服感觉过沉，颜色凝滞，遂又重画。

　　这组作品画随即出版，大多已作为年画发行。1985年3月，荣宝斋总编室负责人孙树梅登让了解创作进展情况，他和王先生商议，如能在10月前全部画完十二钗，荣宝斋可以出一本红楼人物挂历。王叔晖先生接受了这个建议，事后和我谈及，我说平均每月一幅，连续画5幅，照以往的速度，显然太紧张了。王先生微笑着说：“豁出去了！”

　　孰料，《惜春作画》竟成绝笔，画未终，人先去，绵绵红楼情愫，未得尽意挥之笔端，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五、绝 响

　　1985年7月23日，临终前弥留之际的王叔晖没有留下一句遗言。谁也不知道那一瞬间她在想什么。

　　20天前我去云南出差之前，去看望先生，她的病基本上已好，但身体仍很虚弱。我为先生做了饭，她很高兴，吃了不少，还喝了一点酒。万万没有估计到的是，天气骤然变热，先生的病再次复发，最后竟连去医院的时间都没等及。我出差返京，于7月25日得到先生去世的消息。

　　事后听说，先生那些天进食极少。亦滴酒不沾。我夫人7月19日去看王先生，带去两瓶王先生日常爱喝的金奖白兰地，放在墙角儿根本未动。先生吃了数日中药，泻肚已10日，最后几天身体完全垮了下来，眼窝深陷，嘴唇无色。一位几十年前受业于先生的老学生来看先生，问她想吃点什么，先生的回答是：想吃炖肉。

　　临终之日，一个学生过来探望，敲了10分钟门，先生才挣扎着从屋里出来开门，然后便说要上厕所，走了几步，突然感觉不对劲，颤抖着说：“来扶扶我，腿好像抽筋了。”急忙扶她进画室，靠在床上时，人已停止了呼吸。

　　先生40年前教过的老学生费竞闻讯从出版社赶来，大哭一场，为先生擦了身，换上了一件崭新的缎面丝棉袄。这棉袄，是先生解放前结识的一位老裁缝年初刚刚为她做的，从未穿过，派此用场，也算恰当了。

　　当时，先生的遗体被送进积水潭医院太平间。

　　7月25日，我去先生家，开门的已不是也不可能是先生了，我所熟悉的先生那一听到敲门就缓步而来的脚步声再也听不到了。屋里已收拾得干干净净，画案上的玻璃板一尘不染，没有了铺开的画稿，没有了插满毛笔的笔筒，没有了摆满小半张画案的颜色碟。立在书柜前的画板上不见了先生的新作，洁净的烟缸里不见了缭绕的烟。就在我枉自安慰着“先生出门了”时，忽而看见了画案上先生的户口本中夹着薄薄的一纸，那纸上，赫然入目的五个黑字是：死亡证明书。

　　这五个黑字实实在在地告诉我，先生真的去了。

　　那未画完的、卷放在书柜里的《惜春作画》告诉我，是先生的绝笔之作，画中人伏案亦在作画。

　　先生与画，画与先生，不分形影，相伴始终。

　　我只能诅咒：七十三、这中国古话中早已认定的“坎”，为什么竟在先生这里又一次试证！

　　我泣不成声地面对先生遗容，是在八宝山公墓的追悼会上。先生穿的那件丝棉袄显得很合身，头发像是刚刚洗过，那副戴了数十年的白边眼镜没有摘下来，脸庞似乎比平常胖了。

　　我听说，出版社里找不到一张王叔晖先生正规的照片，只好从一本名叫《人生》的杂志封面上翻拍了先生的照片，放大挂在这里，照片上的王叔晖先生是在微笑的。

　　据说，先生的行政级别不够进骨灰堂的资格。20多年前，先生被评定为文艺6级，此后再未调过级。为了进骨灰堂，出版社专门在办各种手续时为先生调了级，使她勉强够上在这里存放的资格。名利如浮云，这些，先生生前都不大在意，何况身后乎。

　　3年后，骨灰盒在骨灰堂存放到期，移入骨灰堂西侧新修的骨灰墙。密封墓穴的黑色大理石上没有照片，只写着：

　　画家王叔晖之墓：1912-1985年

　　在这之后，我向人民美术出版社提出提议：为叔晖先生出版画集、举办遗作展、召开艺术研讨会。

　　几年过去了，这些建议已不知再向谁言。如今，我能做到的只有提起笔来，写下我所知道的点点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