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村”并不是真正的村子，而是台湾当局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给军人家属安排的居住地，有点类似现在的社区。不了解眷村，就难以了解台湾的今天。
特殊背景下的“竹篱笆”
台湾眷村的形成，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1949年，大约120万大陆人背井离乡跑到台湾，其中60万是军人，他们随即进驻台湾各大军事要地。这些逃难的人几乎没带什么钱，家属当然也没地方住。为了免除军人的后顾之忧，台当局于是动用从大陆带来的黄金对他们进行了有计划的安置，无法安置在营房或随军移动的眷属，就暂住在学校、寺庙、农舍或牛棚里，有的还自行搭建了简陋的临时住所。这就是眷村，也是台湾最早的社区。据统计，当时全台湾共有眷村763个，眷户96082家。
来自台湾的姜先生告诉记者，眷村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里面住的基本都是外省人，只有极少数本省姑娘，她们是在和父母决裂后嫁给国民党军人的。眷村分好几种，如果按级别划分，可分为普通军人村和将军村，后者的条件要好一些，而像“邮电新村”等是给军中文职人员住的。如果按军种分，就包括陆、海、空3类眷村，“像空基村和大鹏村，一听就知道是空军家属住的眷村”。
国民党当局只是把眷村作为一个临时居住地，搭建的房子极其简陋。最初只是以茅草和竹子为主要材料，因此眷村又被称为“竹篱笆”。一来台风，房子就被吹得东倒西歪，再加上没有下水道系统，一下雨就淹，竹篱笆逐渐变成了砖墙。台湾著名演员李立群回忆说：“当时大家都没什么家具，五口之家住个20坪（1坪约合3.3平方米）的房子，已经绰绰有余。”
山东大馒头让人印象最深刻
出生在眷村的杨先生向记者讲述了他的童年生活。他说，当时做一顿饭相当不容易，眷村妇女得共同请求部队派交通工具运送生煤。记者问他，当时觉得什么饭菜最好吃，他的脸上立即漾出一丝微笑：“是水饺。政府虽然给眷村发放面粉，但量很少，所以能吃到水饺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至于水饺馅，好的时候就用猪肉拌酸菜，差的时候也只能用豆腐干代替猪肉了。”洗澡也是一大难题，在自来水还没有普及的20世纪50年代，很多眷村只有一口深井，需要用水的人得自己去打，因此在井边排长龙洗澡是常事。
眷村生活苦，眷村的妇女更苦，男人成天在外面跑，逼得她们万事只能靠自己，很多人甚至生孩子的时候都是自己剪的脐带。随着子女一天天长大，生活压力也日益沉重，有些人家就开始“搞活经济”了：早上卖些豆浆、油条和烧饼；黄昏时分再推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兜售自己亲手做的馒头和花卷。由于眷村里的外省人来自不同的省份，每人拿手的小吃都不同，久而久之，眷村外的人们也开始喜欢品尝这些南北风味了。在采访过程中，记者问了3位台湾朋友同一个问题：“什么食品在眷村最受欢迎”。没想到，他们不约而同地脱口而出：山东大馒头和四川牛肉面。台湾小吃天下闻名，眷村的功劳真是不小。
孩子的教育更让眷村人操心。杨先生告诉记者，由于当时每家都有五六个孩子，教育开销很大，无奈的父母只好手把手地教孩子用树枝在沙子上写字，省下纸笔钱用来交学费。讲到这里，杨先生不无感慨地说：“在眷村，我接触到不同省籍的文化。大陆讲艰苦奋斗，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眷村的精神。”
眷村彻底丰富并改变了台湾
这么多年过去了，眷村对台湾社会的影响正日益引起关注。学者认为，一方面，早期眷村被称为“竹篱笆”，多少意味着它是一个与外界鲜少沟通的世界。眷村人以一种难民的心态到了台湾，当时本省人和外省人的比例接近于8.5∶1.5。在陌生环境的包围下，眷村人选择了自我偏爱，这种强烈的“外省人意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们与本省人的融合。当时每个眷村只有一部对外联络的军用电话，全村与外界互通信息全靠它。另一方面，眷村内部又是不同地域文化的汇集处，这里的人们大多适应性很强。台湾朋友李先生告诉记者，当时眷村没有谁家是关着门的，都是前窗挨后院，一家出了事，大伙都会去帮忙。小朋友之间就更是如此，李先生得意地说，当时眷村光是和他同岁的就有二 十几个孩子，大家每天一起上下学，如果和本省同学打架，大伙都一起上，“团结、有情有义”也是眷村的特色之一。
台湾著名演员刘德凯曾说：“我在眷村生活了近20年，和所有的孩子一样上学、考试、打架、谈恋爱……这里面还有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李立群和胡慧中。”
眷村子弟就是在这种有些自相矛盾的环境中生活着，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们开始出现分化：一部分人在父母望子成龙的教育下，考上了大学；一部分人成绩不好，选择了军旅生涯；还有一部分人步入黑道。据统计，台湾现存大型有组织帮派几乎都与眷村有关，最有名的如“竹联帮”、“四海帮”等都是从眷村发展起来的。
眷村对政治的影响也显而易见。当时的眷村人念念不忘反攻大陆，他们服从效忠于国民党，是其最忠实的拥护者，几乎家家门口都插着一面“青天白日旗”。因此在台湾，“眷村”一词原先曾有着特殊的政治含义，几乎等同于“反台独”。国民党执政时期，往往只要党部一个电话，眷村人就会按照指示投票给国民党所支持的候选人，为此还赢得了“铁票部队”的称号。但随着国民党的分裂，眷村后代也不再听从它的指挥，尤其在2000年选举时，眷村人一边倒地支持宋楚瑜。李立群曾这样总结说：“在政治、教育、经济和军事上，这批眷村人带过来的文化彻底影响了台湾，丰富了台湾，也改变了台湾。”
眷村出了不少台湾名人
谈到眷村，就不能不提从这里走出来的名人。一说起这个问题，台湾朋友往往会列举出一长串名单。政治人物中，宋楚瑜是最出名的一个。他当时住在士林眷村，童年生活和其他孩子没什么两样，除了蹲在地上打纸牌、玩弹珠外，就是到地里挖番薯。另据了解，璩美凤当时还和凤凰卫视知名主持人吴小莉住在同一个眷村，两人是同学。
眷村出来的演艺界人士就更多了，除了前面提到的李立群、刘德凯和胡慧中外，邓丽君、杨德昌、林青霞和任贤齐等都在眷村生活过。邓丽君父亲在军中工作，刚到台湾时随着部队到处迁移，后来搬到屏东眷村，邓丽君就是在那里度过童年时光的。任贤齐几年前还创作了一首《老张的歌》，献给父亲和台湾老兵们。
眷村的文化也提供了大量写作素材，白先勇的小说里经常出现眷村。此外，朱天心、苦苓等台湾文人也纷纷发表作品，描写眷村人在“原乡”与“现实”之间的挣扎。
今日眷村，“闹市里的贫民窟”
随着后代纷纷走出眷村，如今这里只剩下年迈的“荣民”（指1949年后随国民党到台的退伍军人）了。在台北市爱国东路闹市区的眷村，150多户“荣民”至今仍住在阴暗、拥挤的房子里，全村共用一个公厕，每人每月只有一万多元新台币，仅能维持生活。“荣民”已成为台湾最贫困的阶层，眷村也被称为“闹市里的贫民窟”。50多年来，不少“荣民”仍幻想着“反攻大陆”，因此一直未婚，到70多岁还是孤身一人。为了排解寂寞，他们往往养几只小鸡，每天就带着它们捉迷藏。也有一些“荣民”娶了大陆新娘。但她们没有身份证，不能工作，生活很艰难。
近些年，台湾当局大面积拆除了眷村。极少数“台独”分子甚至叫嚣，眷村是大陆人攻打台湾的基地，必须废除。好在大多数台湾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眷村的历史价值，在他们的呼吁下，各地陆续兴建了眷村博物馆。当年因为特殊的环境，造就了台湾的眷村，如今随着老“荣民”逐渐凋零，其重要性也慢慢淡去。但眷村里发生的一切，那些交织着老迈与新生、过去与未来的故事，却将伴随着台湾人的记忆，历久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