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道教故事之武当神 这是一个口述的历史，一个在日本偏僻古老的山村流传了上百年的民间故事，又是一个使我心潮澎湃、终生难忘并几次流连忘返的悲壮故事。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和史料的缺乏，我无法从现有的证据中、从文字中考证故事的真伪，但我愿意相信故事是真的，正是因为发生了这件事情，才使我对祖国的道教如此的感兴趣，使我从祖国的道教宝库中挖掘了许多有益的东西。 一 十几年前，当我在日本东京的庆应大学求学的时候，那也正是无数的中国人在日本借着读书的名义去为金钱、为在异国他乡立足扎根苦苦打拼的时候。中国人出国，鱼龙混杂，安分老实的少，不安分守己的多，间杂着许多“福清帮”之类的团伙组织和不法之徒，在日本为非作歹，中国留学生——实际上是中国人的名声就这样被搞坏了。 好在，大多数的日本人对在日本的中国人实行“区别对待、重在表现”的灵活政策，那些正派好学的守规矩的中国人，总会博得日本人的好感。 因为国内同胞中的低素质人占了相当的比重，中国留学生相互之间不知根底的，一般都互不来往，在大街上看见像中国人模样的，也都远远的避开，不为别的，中国人自己坑自己人的事情太多了。既然让你防不胜防，索性互不往来，省得麻烦。 先例在前，这也是由血的经验换来的教训。 刚到日本的时候，我同两个相知多年的好朋友住在一起，他们俩虽然在国内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却是公认的、人品最高尚的那种无私热情的人。他们二人当中，个子高的叫何大雪，北京人，父亲是中学的英语教员，母亲是街道居委会干部。矮个子的叫朱冬青，上海人，父亲是纺织厂的工程师，1957年的右派，母亲是家庭妇女，连里弄的居委会干部都没有混上。看到这里你就会明白，他们都并非家财万贯或贪官污吏的家庭，都只是中国最平常不过的平民家庭。 至于我这个湖北佬，与他们的情况相似，我幼年丧父，靠在师范学院教书的母亲为生，正因为我们的家庭情况是如此的相近，半斤八两，否则我们就不会气味相投，成为好朋友了。 啊，对了，我们还有一个情形相似，都是家里孩子当中唯一的男性。我只有一个姐姐，是医生。何大雪有两个姐姐，子承父业，女也承父业，都是中学教员，不过一个教数学，另一个教语文，朱冬青家兴旺发达，他竟然有5个姐姐，大都是工程师，只有一个当会计。我们在同一所大学里相识，又苦读几年之后，相约到日本继续深造，拿它一个洋文凭。 我就读的庆应义塾大学是日本一所排名靠前的私立大学，与早稻田大学并称为“日本私学双雄”。它创建于一百五十年前明治维新时期的1858年，由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旧时的东京——江户的筑地铁炮州地区购地开办，取“兰学塾”，又名“福泽屋”。十年后，在庆应4年，正式定名为庆应大学。如果从1858年算起，庆应义塾大学的历史比日本第一所大学东京大学还早。到了1890年，庆应义塾大学正式成为日本政府认可的一所私立大学，设有文学、理财、法律3科，几年后根据学制改革的要求，陆续增设政治科、医学科。 我所在读的研究生院设有文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商学、医学、理工和经营管理等8个研究科。我在理工科念书。我念书的时候，庆应义塾大学共有各类在校学生49,670名，其中本科生两万四千多名（其中女生五千多人）、研究生两千多名、外国留学生五百多名、函授生将近一万五千名，还有附属中、小学生近八千名。 庆应义塾大学的校徽图案为一张盾牌上两笔尖交叉，寓意为“笔比剑强”，此图案已用拉丁文刻印在三田图书馆旧馆的彩色玻璃门。校旗为蓝一红—蓝三色旗，左上角有校徽图案，校本部所在的三田东大门被称为“理想之门”，这取自于一首校园歌曲，这四个字已成为庆应义塾大学的校训。 我那两位国内同去的苦命兄弟兼学友，一个在东京工业大学读书，另一个在教会办的上智大学读书。我们每日被裹在打工求学的激流里，拼命挣扎，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压得我们几乎喘不过气来，这里面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社会地位和种种的艰辛苦痛，不说也罢，你可以想象得到，对我们自己来说，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我们自己清楚就行了，无需向外人诉苦抱怨。 在整个日本，庆应义书塾大学研究院的MBA(经营管理研究)课程的学费是最昂贵的。对我们来说，不用打工就可以轻松应付每个月的生活费和学费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除非你在国内有强大的经济后盾，但那些钱都沾着我们同胞的血汗眼泪，那绝不是好来的，我们连想都不要想。为了住在日本，除了学费以外还需要其他的费用。这些费用包含房租，暖气，交通费，伙食费及书籍费。计算起来，房租70万 日币 (一公寓房间)，伙食费及生活费70万 日币 (暖气，交通费等)，健康保险 / 医药费5万日币(当加入国民健康保险)，其他15万日币 (书籍费等)，总计160万日元。这样算起来，加上学费，每年一位学生至少需要准备2,00万到3,00万日元的费用。不打工、甚至是同时做两份工，是绝对不行的。 其实，只要学费不是太高，去一家24小时都开门的饮食店当服务员自谋生路。每天早晨从5点半开始老老实实打三四个小时的工，就可以勉强糊口了，学习时间也基本还能保证。每逢到日本的年节长假，店里的其他人都要去度假或者回远处的老家走亲戚，全店除了要时刻坚守岗位的店长，只剩下没有哪儿能去的我和我同班的一个日本外地来的学友。然后再从外面的连锁店请来两个临时工或大学生小时工，帮忙把生意紧急支应起来。日本的社会和经济充满活力，从它旺盛的第三产业的消费和购买力就可以看出来，红火的生意和高消费的社会生活水平决定了它总是缺乏靠动力，不像在国内，各个城市里到处是找不到活干的农民，到处是半死不活的第三产业和到处在高喊要“扩大内需消费”。 跟我在一块打工的那位同班学友中，是一个从日本山阴农村来的学生，好像来自中国地区的鸟取县，名叫山田万次，不是从鸟取环境大学本科毕业来的就是从中国学园大学本科毕业来的。总之，他那憨厚的方头方脑的寅次郎式的相貌，他同日本著名电影导演山田洋次仅有一字之差的姓名，他穿的家里自己缝制的和式农村衣服，他那有点怪怪的西部山阴口音，以及他不太合群的生活习惯，就连他毕业的母校，也成为人们，包括指导他的导师和同学们取笑的对象。好在他的性情温和，不急不火，对来自任何方面的讽刺挖苦一律以微笑应对，没有一点自卫还击的言行举措。 据我的观察，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通国内的民主，以及同本国人民的道德观念是成正比的。凡是没有亲身经历过类似中国这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洗礼，没有亲眼看见过卑劣的人怎样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打着一个崇高的旗号，攻击、陷害、践踏那些善良正直的人们，拼命置对方于死地，人们的灵魂和道德就都不会受到很大的污染和毒害。而凡是从中国这样的社会制度特别是教育制度走出来的人，在心口不一的虚伪性上都受害不浅。 山田万次的憨厚朴实同一个最普通的中国农民没有什么两样，当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民在改革开放中沦为赤贫，越来越滑入到中国社会的无底深渊的时候，日本的农民却在每年政府的经济补贴下维持着发达社会的消费水平和生活状态。万次的父亲在大阪打工，正经是日本的农民工。但日本的农民工从不会有拼命压低工资的微薄收入，而且更不会有拖欠工资这种日本人难以想象的事情。以后同山田相处熟了，在寒假即将结束，开学前的一周，我陪山田到大阪去看他打工的父亲。 大阪(osaka)，作为日本的第二大城市，这里是日本的经济、贸易、文化中心。作为日本最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这里的名胜古迹众多。大阪的名胜古迹主要有奈良时代的古皇宫难波宫遗址、平安时代的大会佛寺、江户时代的丹珠庵和明治时代造币局的泉布观等。东区有丰臣秀吉修建的大阪城。大阪市地势东高西低，大阪人利用西部地势较低的有利条件，兴建了多条运河，使水运更发达，水域面积占大阪总面积的10%以上，故有“水都”之称，全市有1400座桥，风景美丽极了。 日本是一个现代繁华与古代传统相互融合得很好的一个国家，在其大大小小的城市中古典的东西随处可见。正如东京银座的百年老店与令人目不暇接的新潮店铺并排而立，在大阪，具有代表性的日本传统剧种歌舞伎仍然深受国民和游客的喜好，在大阪的城市街头，你可能只有几步之遥，就从现代化的繁华闹市走回到了几世纪前的清幽古日本。 山田万次的父亲矮壮结实，一脸的毛胡子茬，穿着一身崭新的工作服，像套着一身军装，活脱脱一个侵华战争的鬼子兵形象。老山田在大阪从事市政设施的维修保养工作，整天在露天里劳动，脸晒得又黑又红，我想，人家日本一定没有中国这样的城市务工证、暂住证之类的手续吧。 老山田一看见我，立刻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热情，他撇下儿子不谈，反倒同我拉起了话茬。他问我是哪里的人？我说是湖北。他吃惊的“呃”了一声，我以为他有什么毛病。 他又问我，我家离武当山有多远？我去过武当山没有？我说，湖北老，怎么没去过本乡本土的武当山，当然去过。 他又问我，去武当山参拜过没有武当神？这下子可把我问住了。武当山供奉的是玄武大帝，当然也供奉其他许多的道教神仙，也这个武当神我不知道指的是谁？也许是武当的山神？ 老山田说，武当神是他们村神社里供奉的最主要的一尊神，是他们樗云町村的保护神，传说是来自中国湖北的武当山，他从小就跟着他的爷爷去神社参拜武当神，还有那个有点出息的混小子（他指着呆站在一边傻头傻脑的山田万次）从小也去神社参拜过武当神。 啊哈，事情越来越怪了，你们日本村子的保护神是一尊中国神，难道你们村子里有道教神社？ 咳，不是啦，那是我们村的神道教的神社，名叫松樗神社。老山田弯腰捡起了个石块，然后撅着个屁股，吃力地在地上为我写“松樗”这两个字。老山田腿短，手臂长，我看他哈着腰在地上写字并不困难。 那也不对呀？你们日本人的神社，怎么供奉起了中国神来了？可奇怪的还不止这些，武当山上可确实没有这尊武当神呀。是不是玄武大帝传到日本来，传走样了，变成了这尊武当神？这可也说不定。要不就是尊日本神，日本人给他安上了个中国的名字？ 当我费尽心思为老山田在考证的时候，老山田急眼了，不对！就是中国人，中国神，还有从中国带来的字都保留了下来，在神社里供奉着，他小时候都看过的。没错，千真万确，是从中国来的武当神。 小山田看他父亲一脸严肃认真，简直要拉住我拼命了，赶快上前劝慰：“人家言桑不是没有见过么，你急什么？以后放暑假了，我带着言桑，咱们一块回老家去，眼见为实，到时候亲眼看见了，不就相信了嘛。”老山田想想也是，他拉着我的手，约定好，等到学校放了暑假，先不去打工，他等着我们，一起回山阴的老家去。 在回东京的火车上，我问小山田，那尊武当神高？矮？胖？瘦？到底是什么模样？ 小山田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不满意地说：“嘿，言桑，你到底去过没有我们日本人的神社？那里的拜殿上面是空空的，没有具体的神像，这和佛教寺院是不一样的。”这也是，到日本两年了，我还从没有进过日本的神社呢，难怪说了个大外行话，太让小山田看我的老土了。 二 半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刚放暑假，穷学生嘛，总有些要忙的事情要先料理好才行，没有想到在放暑假之后的第二个星期，急不可耐的老山田从大阪赶来了，把我和他的儿子小山田，一起带回了他们的家乡。 老山田住在日本的中国地区，濒临日本海，这里是一片茫茫苍苍的崇山峻岭，山上到处是密密的原始森林，真有到了我国东三省的感觉。只不过人家小鬼子这里雨量充沛，环保搞得好，没有滥砍盗伐，或者大炼钢铁什么的，四处的山岭上都是郁郁葱葱，生气盎然，不像我们国内的山，到处是光秃秃的一片。 乘坐火车，又换乘汽车，进山，穿过一片片浓荫密布的森林，又经过一座座美丽的湖泊和一块块绿油油的稻田，路边，高高竖立的“花汤”、“汤泉”的温泉浴的广告牌令人神往，终于，我们来到了宁静的山中，一座美丽的小镇子。 老山田说，这里本来是一个大村子，四面围绕着几个小村子，后来聚拢到了一起，就成了今天这个镇子。镇子还是沿用原来村子的名字，叫樗云町村。 我站在镇子中心的制高点上——过去的一个木制的观敌楼上，脚下这里是过去樗云町的小藩主岛津家的故居，现在被开辟成博物馆，挂了一块“武士故居”的牌子，以招揽夏日来的游客，体现过去当地土藩主的旧日生活。 老山田家的房子是一座“和式”住宅，全部都是用厚厚的木板制成的，大小有十来个房间，只是在跨上房间走廊地板的时候，脚下才有两层石头垒砌的台阶。老山田年迈的父母亲还在，好像有八十出头了，然后是老山田的老伴，小山田的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也都象山田万次一样，长得方头方脑，个子不高，一副寅次郎二代的模样。我这个一米八零的身高，在当地村民中常有鹤立鸡群的感觉。以后回到东京我才知道，这幅长相正是日本萨摩人的标准脸型和身材。 日本并没有实行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强制性计划生育，但城市中，特别是大城市的家庭人口呈自然萎缩的状态，只有农村还在无所顾忌的超生。 到达老山田家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因为事先有电话联系，我们一到，就摆上了丰盛的晚餐，日本的农村人不会炒菜，最高的规格就是日式牛肉火锅，各种的新鲜蔬菜和腌菜、鲜嫩的豆腐、附近山里自采的松菌草菇、薄薄的鱼片和刚打上不久的青虾、村子里自己酿制的清酒，我真弄不清老少山田是主客还是我是主客。 我在老山田家只住了一个晚上，就作为武当神故乡的客人，被村里的几位长老们请到村（町）公所，以村里公共的客人身份被招待住进村（町）公所的客房。老山田看到他自己请来的私人客人被村里作为“公家”的客人而接走，他既自豪又有点遗憾，他眼巴巴的跟在长老们的身边，跑前跑后送到客房的那座小楼。 客房就设在村里寺院后面的一片竹林之中，这里兼作接待外地游客的旅馆，是一座两层的木楼，由一对六十来岁的老年夫妇领着两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在管理。小楼的下层一个大厅、厨房、浴室，最外边接出一个二十多平米的大房间用作村公所的办公室，楼上十来间窄小的客房，木格纸门扇分割，只要一位客人放个屁或打个嗝，在各个房间的全体客人都可以听见。 樗云町不大，称它为“镇”，显得有点夸张。称它为“村”，好像又委屈了它。因为村子里的青壮年大都到城市里闯天下去了（日本没有中国这样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的壁垒森严和界限分明），村子里面大都是老年人和中年妇女，男性的青年和中年人极为少见，所以村子里面房舍虽多，不下两三百座，但房子里却空空荡荡，每家不过三五个人，平时都靠夏季里来的游客们来充“人气”。 樗云町村子里最完善的设施应该算是宗教设施，在一进村的路边上有一座基督教堂，下半截为石、砖结构，上半截为木结构，我进去观察，教堂里只有一位瘦瘦小小的牧师，四五十岁，带着眼镜，大厅里几排带靠背的木座椅，看样子顶多能容纳四五十人，可能此村信教的人不多，或者教堂是为游客准备的也说不定。 村西面是一片水田，然后是竹林、寺院。寺院里两进院落，前院宽敞干净，大殿里供奉着佛祖如来，后院几株青松点缀，禅房幽静，也许是招待香客品茶用斋的去处。这座佛教寺院只有一位年迈的老和尚，据我的观察，老和尚每日百无聊赖，闲暇时坐在旅馆大厅喝酒的时间远比在寺庙念经的时间要多得多。洒家我现在就住在寺院后面的村公所客房或旅馆里，是每天老和尚喝酒时必要骚扰、拉拢、闲聊的主要对象，令洒家我痛苦不堪。 村东面一片丘陵杂树之间，沿着不知有多少代人踏出的一条土路，越过一座古香古色的“开”字形状的鸟居木牌坊，一座神秘莫测的日本神道教神社就出现在面前，这就是久已闻名的樗云町村松樗神社，也就是祭祀樗云町村的保护神——武当神的神社了。神社里面虽然也有厚重重檐的门楼，古松亭殿，井台溪水，一条鹅卵石铺就的石路就比佛教寺庙的青石板路，基督教堂宽敞平整的水泥路寒酸了许多。我在老少山田，村子长老们、町长的陪同下几次光临神社，在非祭祀的日子里，神社里总是冷冷清清的很少几个人迹，但神社构造古朴，本殿、拜殿、摄社、末社和门楼齐全，说明这座松樗神社曾经有过一个同门楼一样厚重的历史。 在同行人们的指点下，我在两边高高翘起的神社拜殿前止住了脚步，神社的规矩与佛教寺院的规矩正好相反，佛教寺院是点燃香烛，而神社则是以水净手，潺潺的溪水由连接成的长长的竹筒从外面引过水来，在大石槽围成的地面上形成一个水池，上面摆放着长柄竹筒做成的水瓢，我们相互用清水净手，然后走上空空的殿堂，往带木条格的善款箱里扔点零钱，向佛龛击掌合十，低头祈祷。 三 咱们搞研究为生的人，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为了迅速从外行转变为内行，我从寒假到暑假这半年来，在每天紧张的学习之余，为了弥补自己神社方面的知识的不足，在下我生吞活剥——积累了不少神道教方面的繁杂知识。 日本是个神社之国，我刚一到东京就发现了。在我经过的东京麻布的十番地带，就有一个在当地挺有名的神社，名叫“宝船十番稻荷神社”。这个神社供奉的是蟾蜍，或者说是神社祭拜的神蛙，但我总是敬而远之，从来没有进去拜谒神蛙大仙的荣幸。 日本的神社信仰，是以万物有灵论为基础，拜的是神灵化的万物。从高山、大树、奇石、瀑布、海洋、田地、太阳、火、雷、各种动物到祖先的神灵，都可以成为祭祀崇拜的对象，所以，日本的神道教有“八百万神”之说。但《古事记》中所记载的诸神只有260多位。有这么多的神，供奉他们的场所就是神社。日本神社的数目要超过寺院，遍布全国各地的各个城市村落，但彼此的规模相差得很远。以本族的祖先为神称之为"氏族之神"，各行各业也有自己供奉的神，日本各地建有许多神社，是各村庄共同行农耕之礼仪的场所。最初，只有"神篱"，在一块干净的土地上，四周种上松柏等树木，在其中祭神，设"磐境"，即四周用石头围成栏墙，用神笼石做一个神位，称为“神奈备"，指神所在的森林，供人们拜祭。发展到后来，才逐渐有了神社和神殿，供人们定期的祭祀。 有的拜殿前还挂有一绺绺的很粗的麻绳，祈祷者摇动几下，撞得麻绳上的风铃发出响声。祈祷者除了上了年龄的老者，也有不少情侣祈祷终身幸福。神社的拜殿里，看不见祭拜的对象，既没有神像，也没有牌位。各个神社最典型的标志物，就是“鸟居”。“鸟居”是一种木制的门型牌坊，造型很简练，在神道里那是神界和人界的划分之门，走过鸟居，就是进入了神界。 在到了祭祀的日子里，樗云町村的正式代表都要来参拜神社。他们都站在神官面前，然后神官就举起一根扎着麻绳和纸条的竿子，在他们头上来回地舞动，为他们洁身祛邪。随后，神官就打开神社殿堂的内门，扯开嗓子大声召唤众神来享用供品。神官不停地祷告，参拜者们则按身份辈分排列，毕恭毕敬地一一献上被视为神圣物的小树枝，树枝上还吊着几根细长的纸条。然后，神官再次尖声大叫地送走众神，再关上神社殿堂的大门。 在这之后，我到过距他们村子不远的，广岛县西南部宫岛町的著名神社。这是一座建立在浅海中的神社，神社周围有千叠塔，保留着建造当时的模样，另有高达 27 米、混合了日本和中国两种建筑样式的红色五重塔等，它的寝殿雍容华贵，是樗云町村这样的小神社所无法比拟的。耸立在海上的“大鸟居”是日本神社大门的象征，大鸟居平常被海水没去一半，退潮时可以走着去。耸立在海上的“大鸟居”又是宫岛的象征，它和有着红柱、白壁的神殿与周围的绿色森林、蓝色的大海衬托在一起，构成了世界上最美丽、也是最奇特的景色之一。 据我所知，以中国人为祭祀对象的日本神社其实不少。比如金立神社，位于佐贺县的佐贺市，有上宫、中宫、下宫三座神社，祭祀神是秦始皇时期来到日本闯天下的那位徐福太神。 还有穴师兵主神社，位于大和国（奈良县）城上郡及和泉国、近江国等地，穴师的兵主神社是从中国山东“搬来”的兵主神社，供奉的是汉人自己的氏神兵主，由来自山东的、自称是秦始皇后裔的移民移居日本时带来的，随着他们定居下来，兵主神社也就随之到处修建了起来。 还有当宗神社，这座神社祭祀的神灵有三座，分别为汉高祖、汉灵帝和山阳公（刘秋）。 此外，在日本十分著名的，几乎到处可见的稻荷神社，是日本神道教的一个重要的宗派。建立稻荷神社的秦氏，自称为秦始皇的后裔，大概在五世纪移居日本。位于日本古城京都的伏见稻荷大社，秦氏的后裔世世代代都为本神社的神官。就像中国江西龙虎山正一派道教张天师的后裔，以及孔子的后裔一样。 但是这些都有一个历史的过程，被祭祀的主神大都有一个辉煌的身份，像武当神这样仅有百余年的历史，又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流亡道士，被一个深山里的村子供奉为自己神社的主神，这我倒是头一次看见。 四 咱们再回到故事的现场，樗云町村祭祀武当神的松樗神社。 据我的观察，就像中国的道教宫观有等级一样，日本的神社也是有品级的。松樗神社是一座村子级的小神社，原本够不上什么品级。但作为世代武家藩主的居住地，松樗神社在当地的远近也颇有名气。 作为世代相传子孙继承的职位，松樗神社有一位神官，这是位干瘪消瘦的男人，五十多岁了，只是在头一次见面的时候，身穿华丽的杂色神官服，主导了对武当神的祭祀。以后的每次见面，这位神官大人永远是面无表情，对我的到来充满着极不信任的革命警惕性，同周围村民、长老们殷切、热情的笑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是全町村里唯一一位对我抱有怀疑、戒备之心的人，好像我的到来是要从他的手里夺走什么宝贵的东西。 有神社，有神官，也就有神女，这也是神道教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松樗神社的神女只有一位，是个身材苗条，大眼睛，容貌俊俏的妙龄少女，我从来对女士的年龄不好估算，说她从十六岁到三十岁我都相信。在神社的祭祀活动中，神女是神官的助手、伙伴和道具。松樗神社除了为本地原住民祭祀服务的功能，还兼有位外地的游客们提供祭祀表演的重任，神女（我后来知道了她的名字叫纨山优加子）的相貌与表演的才能与神社在游客中的影响好坏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说神女是本地的女明星、女演员毫不夸张。 在东京的时候，我从报纸上看到，由于就业的困难或其他的原因，大批日本的女大学毕业生选择了神女、神官的职业走进神社。在报纸刊登的大幅照片上，一身雪白职业服装的神女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眼下，同样是一身雪白的神女优加子，满面春风，笑眯眯、喜盈盈地站在我们的面前，我很快就将那位一脸哭丧气的神官忘得一干二净。在随后的两天，优加子有时身穿简便的夏季和服，有时是牛仔裤，日本女青年的通常装束，为我讲述武当神的来历和故事。从她的嘴里，我知道松樗神社珍藏有一件有关武当神来历的历史文献，那位圆睁双目，格外提防我的神官，就是怀疑我要从他的手中，以“迎送回国”的名义夺走他这件镇社至宝的。 这个小鬼子，真是心眼多的没法说。 以后的几天，靠了村子里长老们的反复劝说，靠了老山田几乎要拼命的向神官一通咆哮，也许，更是靠了优加子的私下里做说服，神官终于拿出了这件历史文献让我一览。但是说好，只能看一天一夜，再多不行。 嗨依，我同意了。 嗨！我一看，算是什么历史文献，就是两大本大黄毛边纸印制和装订的《道经》摘录，每一本各有百多、或两百多张纸，书刊的封面是深蓝色，已经被反复磨得起了毛边，但封面上《道经》和“汉口楚江书社刊印”，“大道观居士李志诚”，“道光三年”这几个字样还清晰可见。 在我们湖北的历史上，那些虔心敬佛敬道，家境富裕的世代居士，偶尔在还愿之际，拿出几十两、或数百两银子，寻一家书社，精选一些《佛经》、《道经》，刊印成册，由寺院或道观向有缘份的香客们分发赠送。为的是积德行善，广结善缘。这是个流传有上千年历史的文化传统，也是个在民间世代流传下来的民风习俗，也许正是某一位怀揣这两本《道经》的游子，漂洋过海，来到了日本。 我小心翼翼地翻开扉页，在我的对面，十来双苍老的眼睛眼巴巴地望着我的一举一动；在我的身边，优加子浑身香喷喷的气味烤得如此之近，使我心烦，而心在静不下来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做学问的。我那“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的拗脾气又犯了，我合上书，站起身来，非常有礼貌的恭请各位在座的能否先行避开，我一旦看出个所以然的什么名堂来，一定向各位及时通告，满足各位的好奇之心。 各位终究还是依依不舍的离去了，特别是那位神女优加子，嘴里小声嘟囔着，极不乐意地走出了这个房间。我在前面介绍过，日本和式房间的最大特点是不隔音，我听见脚步消失在其他的房间，这说明他们都没有走，耐心地等着我的研究结果。 这是一本用我们湖北自产的大黄毛边纸印制的书。在汉口近郊，当年有几家小作坊专门用碾碎的竹屑、碎麻头、烂棉花来手工捶浆、浸泡，制作纸张。当年制纸，没有漂白粉增白剂一说，所以制出的纸张发黄，是理所当然的。 至于“楚江书社”，不过是当年汉口、武昌数十家书社中的一家，他们自己贩书、销书，也自己选书、印书，用木板活字印刷，字有蚕豆大小，一律竖排版，在洋人们进来之前，当年还没有横排版的书。 书页用对角一折，两面印字，你看，头一篇就是老子的《道德经》。接着再往下翻，我看出问题来了，对折的书页，两页之间的纸张是没有被裁开的，因为也无需被裁开，字都印在纸的表面上。可这册《道经》里的所有书页都被裁开了，里面用毛笔写着字迹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字当然全都是中文繁体字，字迹不算工整，看来书写者的文化并不算高，但字迹都看得清楚，用毛笔写小小的繁体字，写作者的耐心是够可以的。遇到个别不会写的字，写作者用错别字来代替，但是在错别字的上面细心地圈了一个小圆圈，表示这是写作者明知故犯的无奈之举。 越往下看，我的心被揪得越紧。这不是什么学习《道经》心得体会，而是一位亡命天涯游子悲壮历程的真实记录。看来是写作者的手头没有纸张，他把《道经》的书页一页页精心裁开，把他自己不平凡的历程记录了下来。写作者是我的湖北老乡，也是我东渡的前辈，书写的口语习惯时时流露出我们湖北人特有的语言特征，难怪这些日本人看不大懂。小子我斗胆去繁就简，撇去多余的东西，把整个故事的大致经过告诉给诸位。 五 故事的内容很简单： 晚清末年的光绪年间，一位年轻的武当道士蔡毅忠，在往湖南衡山、广东罗浮山挂单修行的路途上结识了一伙革命党人，他们结伴而行，互相照料，青年道士蔡毅忠就这样被无意中卷进反抗清政府的活动中去，受到满清当局的发文通缉。为了免遭株连，祸及道众，武当山紫霄宫以蔡毅忠触犯宫规道律、行为不轨为由，张榜通告四方，将蔡毅忠逐出宫门，赶下山去，开除出道教丛林，永不复用。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就是永远开除出党。 蔡毅忠在国内走投无路，又没有当年北宋时期那样的水泊梁山供他栖身，他只有沿循效仿当时反清人士的“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最后一招，坐上外国轮船东渡日本，暂避风头，投靠当时拉他下水的那些革命党政治人士。 诸位看官，势头不好就躲到国外，这种在满清末年十分时髦的做法一直流传到我们的今天。前十几年，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那场不让说的事件，造成大批的学生、干部、知识分子流亡海外。几年前那场什么功的事件发生，又使得数量不菲的各类人士亡命天涯。 再回到当年的话题，前武当道士蔡毅忠流亡日本，但他的处境尴尬，举步维艰，他本来就根本一点不懂得政治，只是知道爱国。在国内，那伙革命党人以爱国之心煽动起他的反满抗清之意，加入到革命党阵营的一边。但是自从被迫来到日本，他心目中祖国的性质发生变化，眼下，他过去反对的满清政府似乎就代表了他在远方的祖国。所以，在本质上他既不属于彻底推翻满清政府的孙中山一党，但与维护光绪皇帝的康有为保皇党人也格格不入。于是，他成了里外不讨好，革命党和保皇党这两边都多余的人。 在日本流亡期间，为了谋生，蔡毅忠艰难地度过了语言关，他在日本底层社会的三教九流中认识了不少同类之人。他以自己幼年练就的武当功夫，同许多破落的日本武士、浪人都交过手，也交上了朋友。出于自身道教信仰的本能，蔡毅忠同时还与许多日本地方神道教的神社关系密切。在许多年里，“一个武当道士流浪日本”，成为日本许多地区底层民间社会的私下话题。当然，在那个年代里日本的政府效率、警察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都不像今天这样的完善发达，一个外国的偷渡客流入日本社会，并很快的同日本的民间融为一体，这个人就像一滴水溶入江河，在茫茫的人海中消失得踪迹全无。 日本的地方藩主制度流传已久，日本的传统武士阶层靠藩主制度赖以为生，效忠所居住地方的藩主豪绅，被藩主所豢养，而不是直接的效忠于日本天皇，这是流传了近千年的日本武士社会的重要特征。因为整个日本的封建社会政治结构并不是像中国一样的中央集权制的政府，而是由无数军阀家族一层层重叠下去的庞大武士阶级，农村最基层的地方实际上是处于当地领主的直接控制之下。当维新开始的时候，接管了旧式基层组织的明治政府，实际上就拥有了对地方资源的完整控制手段以及高额土地税收入。 十九世纪后半叶，日本走上明治维新，还政于天皇的制度，使日本彻底取消了藩主制度和武士阶层，大批过去的武士被迫“下岗”，沦为浪人，比今天中国的下岗工人还不如，因为日本的浪人是绝不屑于去打工和做小生意，也不享受“低保”和民政救济，更没有逢年过节的“政府慰问”，所以，当年许多日本浪人对日本明治政府的抵触和反抗情绪是十分强烈的。和平废藩后，大名和藩士的收入暂时还是要发放，而明治政府的军制，教育改革还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新政府在初始阶段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困难，所以，不得不使用公债来代替给予武士的俸禄。 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这个公债就等于是今天中国给农民们开的白条，不能填饱肚子的。下层武士很多原来是尊王攘夷派的，明治政府的西化让他们极为不满，而“废藩置县”后，设立“华族”“士族”，只对原来的上层武士有部分好处，下层武士却失去了经济来源，手里的白条公债不知道如何使用，武士们很快就穷困潦倒。这些武士大都身无长技，只会动武，这样一来，反而比一般的平民商人还要不如。尤其明治政府推行军制改革，军队不再只限于武士参加。这样的改革自然不利于下层武士，而且“废刀令”的颁布，使得武士最后一点尊严也消失了。这样下层武士就要蠢蠢欲动了。 日本南部的萨摩武士以强悍、好斗性、不屈服而著称，在日本战国时代以来就大放光彩，几次充当战争打斗的先驱，也几次遭到屠杀、镇压，但始终不屈不挠。他们维护自己的地区权益和利益，对抗在日本掌权的中央政府，抵制赋税、征兵任何政令，不管他是德川家族还是日本天皇。早在1860年3月24日上午，来自水户和萨摩藩的十八名武士利用天皇重臣井伊直弼登城的机会，在江户城的樱田门外，对井伊直弼发动了袭击，尽管有60名警卫保护，井伊直弼还是被砍下了头。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樱田门事件”。从此，以中下级武士为主体、有地主、富农、商人和手工工场主参加的“尊王攘夷”运动开始了。 到幕府统治末年，萨摩藩（Satsuma fan）控制了大约有三万名的武装武士，两倍于官府给他的限额。原来地方藩的反抗已经被武力镇压，那剩下能对抗政府的只有下层武士了。1868年1月27日，以萨摩、长州两藩为主力的新政府军与幕府军在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交战。西乡隆盛率领的五千人的军队击溃了有一万五千人的幕府军，德川庆喜退至江户。统治日本260多年的德川幕府终于被推翻。 代表士族利益的西乡隆盛，与改革派的矛盾也越来越深，西乡以及数百名在萨摩藩出生的军警相继辞官回到鹿儿岛。1874年，西乡等人设立私立学校，分为枪队学校和炮队学校。短短一年内，人数迅速发展到三万人，几乎控制了整个鹿儿岛行政与警察职位。鹿儿岛眼看着成为了西乡的独立王国，对明治政府直接构成了威胁。1877年2月，冲突爆发，西乡率军攻打熊本县城，九州等地的士族纷纷响应，西乡的兵力一度达到了四万余人。明治政府组织了近六万人的征讨军投入战争。8月，西乡军的主力被击败。西乡率残部逃回鹿儿岛，固守城山。9月，城山陷落，最后的武士西乡隆盛切腹自杀。 西乡隆盛死后的十几年，日本国内的社会矛盾并没有缓和，财政困难使大部分中下级武士对幕府日益不满，幕府的腐败与天灾导致农民与市民的暴动和起义接连不断。在一些日本浪人的引荐下，过去的武当道士蔡毅忠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来到了萨摩人统治的中国地方。 蔡毅忠生活在一个名叫“樗云町”的大山村里，樗云町原有一个年俸两万石的藩主，姓岛津。岛津是个老士族的后裔，生性倔强，不怕力小孤单，一向与侵害他利益的上层作对，当年，在樗云町村周围一带共有五六百户的人家，三千多口人，但是能读书识字的不超过十个人。蔡毅忠的到来，使岛津家喜出望外，如虎添翼。 1890至1894年间，日本政府每年至少要征集十几万人用于军队，日本的农民许多人都不愿服役，用逃进大山来抵制政府的征兵。除了征兵，还有明显强制性的募捐。日本各地的郡长、町村长要直接动员民众应募，连许多的贫困者，甚至儿童也要将仅有的储蓄钱捐献出来。此外，在町内、村内，对于出征士兵的留守家族、战殁者的遗族扶助、战殁者的葬仪、出征及凯旋迎送、战捷祝捷会、纪念碑及墓碑建立等所用的资金也要大部分出自民众。日本贫困山区民众对政府的抵触对立情绪十分明显。 据当时当地的日本报纸披露，1905年的日俄战争的最后阶段，由于日本陆军将领乃木希典的自杀式进攻，奔赴中国旅顺口参加进攻俄军要塞的松山第二十三联队付出了惨痛代价，战死者上千人，负伤者三千三百多人，当地民众的不满情绪引起了暴动。事隔不久，用开矿山的炸药武装起来的数百名矿工们，于六月间也发动了著名的别子铜山暴动，都是在日本政府派出军队镇压的同时，最后在谈判中解决了问题。 武当道士蔡毅忠生活在这个大山村里，作为藩主岛津家的宾客，他衣食无忧，经历了他人生中最惬意的时期。他以自己在国内时学到的文化、知识和技能，没有养尊处优，而是为孩子们和愿意识字的成年人开办了学校（当地叫学塾），亲自带学生、讲课，教授文化。他还是当地远近小有名气的医生，以中草药治病和诊治跌打损伤，以“神医”而闻名。他以镂空的竹筒为村里引进甘澈的山泉，是山阴地区的日本山村第一代的“自来水”，迄今还发挥着作用。日本农民的房屋习惯于在屋子的中央烧火塘，犹如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烟熏火燎，极为落后。蔡毅忠教给他们垒砌炉灶，冬季以烧火炕地炉取暖，免去了烟熏之苦，至今那里的人们管炉灶叫作“道士灶”。 不久，黄海海战爆发，中日开战，革命党希望借着战争削弱满清政府，使满清政府垮台（你看像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的立场）。而此时的林毅忠，则坚定地和自己的祖国站在了一边。他要以自己的微薄之躯，帮助自己的祖国。 因为没有文字记载，谁也不知道冲突是怎样爆发的，总之，樗云町村因为坚决抵制上面下达的征兵任务和沉重的捐税，冲突爆发了，很快上升为武力解决问题，双方都剑拔弩张，决不退让。岛津是这一方的首领，蔡毅忠是他的军师和灵魂，帮助岛津指挥规划，调兵遣将。这是一场实力极不均衡的战争冲突，对抗日本军事机器的斗争有如以卵击石，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樗云町村的大刀、火枪敌不过快枪、火炮，岛津很快受伤，为了不被捕受辱，他在战场上剖腹自尽而死，指挥权落在了满身是伤的蔡毅忠身上。 蔡毅忠指挥村民们，先是从村外平坦的防御阵地退到村子里，然后又向村后的松樗山上转移。许多年来，由于不满当地土藩的苛政和剥削，真木川下游十来个村子的村民集体逃亡，男女老少集合起来，翻越山脉逃往他乡。许多村民们跋山涉水溯流而上，在松樗山的山顶上建立了新的村子，同时设置了数以千计的抵抗障碍和临时阵地，以防止官兵的追击镇压。蔡毅忠暴动村民同山上成百上千的逃兵、同当地成千上万的山民、流民、贱民联合在一起，艰难地继续抗争，由于见多识广，足智多谋，蔡毅忠成为了松樗山上最杰出的领袖人物。 没有文献记载当年蔡毅忠领导的“抗日战争”坚持了多长的时间，总之，明治政府不愿国内的事态扩大化，派出代表与村民协商，只要樗云町逃亡的村民们走出大山，停止对抗日本政府，放弃独立，接受明治中央政府的领导，日本政府就将停止派军队镇压，暂停捐税和征兵，既往不咎。为了樗云町村民的长远利益着想，这些条件蔡毅忠都接受了。 由这两本《道经》中空白页的部分写成的记录到此而止。 根据村子里老人们留下来的口头传说。以后，村民们陆续从山上回到了家园，可是蔡毅忠却没有能回来，他因为浑身的伤势太重，又日夜操劳的带伤布置防卫、抵抗和后来的谈判事务，积劳成疾，在山里等不到回来就去世了。为了追悼和纪念蔡毅忠的亡灵和功绩，岛津家族和山上的百姓把他葬在了大山里面，按照当地的习俗和传统，在一块四面有松柏的墓地上，布置了一个简单的"神篱"，四周用石头围成栏墙，设成"磐境"，用神笼石做一个神位，称为“神奈备"，指神所在的森林，供人们拜祭。此时的蔡毅忠已经位居神位，虽然这是日本民间最原始的一个神位，连祭祀他的神社都没有。 樗云町村的善后处理虽不追究众人的起义责任，但对岛津本人的处理十分严厉。明治政府鉴于原藩主岛津一向与上层作对，决定新账老账一块算，剥夺岛津家族所享受的一切原藩主所能享受的俸禄、特权，包括岛津家祖辈相传的山寺家庙，即在当地家传的神社接受祭祀的特权（连那7个发动了二战的甲级战犯还不如）。我想，这可能就是日本式的剥夺一切经济权利和政治待遇的典范吧。 为了不使原来祭祀岛津家族的神社荒废下来，樗云町村的人们从松樗山上的大森林里迎来了蔡毅忠的神位，祭祀在松樗神社。除了牺牲在战场上的岛津本人，村民们都不知道蔡毅忠的名字，但只知道他是武当道士，于是，村里的松樗神社干脆就称之为供奉“武当神”的神社。到此为止，武当道士蔡毅忠的神灵终于有了自己的居所。 截止到我踏进樗云町村，拜谒这座祭祀武当神的松樗神社，这座改换了门庭的神社已经存在了大约有四代人、九十五个年头。 六 从樗云町村回到东京以后，我屡屡在辛亥革命的史料中苦苦搜索，在那些当年流亡日本的革命党和保皇党的回忆中，以及记录文献中寻找武当道士蔡毅忠的痕迹，但一直都是石沉大海，始终在浩瀚的史料中间只字不见。 也许革命党以蔡毅忠参与武装反抗日本政府的行为为耻，不屑一顾；而保皇党人又看不上这个从未属于过自己阵营的民间村夫，耻与之为伍？在二十世纪以前，日本尚未推广在国民中的扫盲教育和国民教育，日本的民间、特别是偏远山村的农民们基本上都是文盲，一个字都不认识。蔡毅忠的故事就这样只流传于民间的口中，集中在樗云町村松樗神社祭祀的这个孤零零的武当神的身上。 一个被武当山紫霄宫逐出山门的落魄道士，在走投无路之际东渡日本，以自己的不懈努力，同日本村民融为一体，最终成为异国他乡的一尊神，受到当地村民子孙后代的香火供奉，恐怕连他自己也想不到。 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废弃过去从中国传来的阴历，以西方社会的阳历时间为参照标准。今年的阳历2月4日，立春，又正是中国阴历的大年初一，武当神祭祀的日子，神女优加子为我浇水净手，站在樗云町村的松樗神社里，我面向这座祭祀武当神的神社拜殿，按照日本人的祷告习惯，双手用力击掌合十，然后默默地低头祈祷，用家乡的湖北方言祈祷。但愿迷茫太空里，蔡毅忠的在天之灵能听见我的声音，我给他带来了远方湖北家乡人的亲切问候，也向他告慰中华大地的这百年来的血雨沧桑。 孤身生活在异国他乡的武当神蔡毅忠，你是不是感到异乡的寂寞？你是不是还想回到故乡的武当山？ 春雨淅沥，就像是我们湖北家乡连绵的雨水，我的眼睛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