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輯】
張愛玲與名詞荒
一個關於〈文革的結束〉及〈知青下放〉的故事

台北‧蘇偉貞‧文

一九七○年九月，水晶「一到柏城，手裡還提著兩件行李，便忙著問路，找到張愛玲女士住所。」（註1）登門掀鈴拜訪遭拒，之後試著不時打電話求見亦無下文。
彷彿神蹟顯靈，一九七一年六月三日張愛玲寫信給水晶，「哪天晚上請過來一趟」（註2），約在她公寓晤談。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三日張愛玲曾抵台訪問，水晶當時無緣得見。對這位超級張迷而言，這天，他等了十年。夜談後水晶快筆寫就〈蟬──夜訪張愛玲〉，於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三日發表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可說驚動華文文壇。然而人們當時所不知道的背景故事，影影綽綽正上演張愛玲寫作生涯最大挫折的內情。
要解釋這場晤談的發生，同年六月十日張愛玲寫給夏志清的長信，最能帶我們進入現場：

我剛來的時候就是叫我寫glossary，解釋名詞，……剛巧這兩年情形特殊，是真的沒有新名詞，就名詞上做文章，又沒有中心點。唯一的中心點是名詞荒的原因。所以結果寫了篇講文革定義的改變，……最後附兩頁名詞。世驤也許因為這工作劃歸東方語文系，不能承認名詞會有荒年，我覺得從semantics出發，也是廣義的語文研究。……我知道他沒再給人看，就說：「要是找人看，我覺得還是找Johnson，因為Ctr.就這一個專家。」他又好氣又好笑地說：「我就是專家！」……我是真用全副精力在做，實在來不及。Johnson這人又Abrasive，……弔喪回來，他們夫婦用車子送我，我還是託了他看文章，因為我對自己寫的東西總是盡到最後一分力。但是無論如何不讓它影響情緒，健康很受影響。預備找水晶來……（註3）

之前張愛玲受聘美柏克萊加大中國研究中心專研中共新名詞，主事者陳世驤（1912-1971），正是夏志清好友。張愛玲一九六九年七月一日到職研究中心，兩年後交出「講文革定義改變」文章及兩頁新名詞。張愛玲的研究成績顯然讓陳世驤極為不悅，又遭張愛玲一陣搶白，約談後「隨即解僱」。
遺憾的是，兩人談後，陳世驤旋於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心臟病猝世，「現在世驤新故，我不應當說這些，不說，另找得體的話，又講不清楚。」張愛玲頓失反證機會，工作沒了，判斷力受到質疑，更尷尬的是，落入「一旦解僱，消息傳遍美國，對她極為不利，好像大作家連一篇普通學術報告都不會」境地。張愛玲遭逢「赴美奮鬥十六年來最大的打擊」，她再強調「無論如何不讓它影響情緒」，怎麼可能？這或使她想起以另一種方式講清楚，「她想起了名作家、張迷水晶。」（以上夏志清按語）
張愛玲的直覺是對的，台灣讀者對她一直充滿高度興趣。但距她上一次文章發表，改寫《十八春》為《惘然記》（日後出書改名《半生緣》）在《皇冠》連載，已是一九六八年的事。我們有理由相信，她是為了正名，正她了解中共歷史及名詞之名。所以談話進入正題後，便首先告訴水晶，她曾以筆名梁京在中共政府治下發表《十八春》，《十八春》故事最後收梢於人民如何迎上中共改造運動。這等於是雙重宣示了。一來藉水晶之筆，釋放「我對自己寫的東西／中共名詞，總是盡到最後一分力」的內行與態度；當然，更不無試測讀者對她喜歡的程度。
層層疊疊推演，在她給夏志清同封信可找到佐證：

哈佛有人在寫本書關於Brecht（即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發現Ferd（張愛玲先生賴雅）是他唯一的好朋友，於我也沒有益處。

寫Brecht哈佛人即詹姆士‧萊昂（James K. Lyon），一九七一年二月二日，萊昂因誤打誤撞訪問到張愛玲，事後萊昂因與香港旅美學者鄭樹森同校任教，經說明後了解張愛玲之重要、訪問之稀罕，遂召喚記憶將過程寫成〈善隱世的張愛玲與不知情的美國客〉（註4），成為張愛玲唯一接受西方文化界採訪的文獻。但論張愛玲當時處境，她一言中的：於我也沒有益處。
張愛玲因此回頭訴諸華文文化界未可知。這次見面，是張愛玲正式加持了水晶正牌張迷頭銜。〈蟬──夜訪張愛玲〉，成為研究張愛玲極重要第一手中文文獻。
但是事情並未結束，訪談過後，張愛玲定下決心，「還我欠下自己的債」（註5）。她花了一年多時間，依據〈講文革定義改變〉及兩頁新名詞，先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修改成英文長文〈文革的結束〉及短文〈知青下放〉（Reeducational Residential Hsia-fang）；九月又增補添寫，「明知這是浪費時間，不做完它也定不下心來做別的。研究中共當然到此為止。」（註6）
這兩篇英文論文，下場並未像〈A Return to the Frontier〉及〈Stale Mates〉順利發表在《The Reporter》雜誌。以張愛玲奇異的自尊心。她先於一九七一年九月將初步整理好的文章，寄給對陳世驤提過的專家Johnson，並在十一月打電話給Johnson，得到「那篇東西非常好，他們預備出版，想登在Asian Survey上。」（註7）證詞。
相似的故事，張愛玲的讀者應當並不陌生。一九三七年淞滬會戰爆發，張愛玲方便參加倫敦大學會考住到母親那兒。考完回家，被繼母「挑唆我父親打了一頓禁閉起來」。（註8）逃出後，因為她父親訂英文《大美晚報》，她找到機會將這段「驚險的經驗實錄」寫了生平第一篇英文散文〈What a Life! What a Girl's Life!〉，投給《大美晚報》昭告天下。（註9）一九四四年寫〈私語〉，又將這事重提一次。
〈文革的結束〉及〈知青下放〉依循既往，張愛玲亦寄夏志清處理，過程一如張氏重複、迴旋與衍生的敘事學風格，充滿周折。
先是一九七二年六月九日張愛玲既有副本遺失，寫信請夏志清轉寄他手上的〈知青下放〉給經紀人Maria Rodell：

〈文革的結束〉的性質正如你所說，我也告訴Maria Rodell內容不適於普通讀者。她因為這題材許多人有興趣，願意試試。我因為很少希望，這類文章又有時間性，預備另寄一份給China Quarterly。那篇講下放的（麻煩你轉寄給Rodell真不過意）那篇僅剩的一個副本上次Esquire（《老爺雜誌》）要看，寄給他們──我誤以為還有，找不到──現在催他們還我，要等收到後多印兩份，一併寄給China Quarterly……（註10）

九月又追一信：

〈文革〉等你有空的時候請寄還給我，我下月底搬家，來不及以後再寄也是一樣。Esquire根本沒有興趣，誤以為早己還了我。

夏志清日後回憶不無感慨：

她聽從了經紀人的話，希望那篇論「文革的結束」之長文可當本專書出版，那篇講「知青下放」的短文可在《老爺》這樣的暢銷雜誌上刊出。（註11）

夏志清認為張愛玲既非著名中共專家，又非擁有英語讀者的小說家，「寫了兩篇冷門題目的文章，實在幫不了她一點忙的。」但如今看來，文革結束於一九七七年，張愛玲一九七二年即打出「文革結束」名詞。這是預言了。
這兩篇足以觀察張愛玲政治嗅覺的文章下落如何？經蘇偉貞求證，研究張愛玲的高全之曾在美「到圖書館查了1955-1995期刊文目（Reader's Guide）確定這四十年，至少以這套文目所包羅的期刊而言，張愛玲只有登在《The Reporter》上的〈Stale Mates〉（五四遺事）及〈A Return to the Frontier〉（回到前方）兩篇。」（見高全之給蘇偉貞信，二○○三年五月四日。）遑論Esquire或任何雜誌曾出現這兩篇文章。
夏志清亦在給蘇偉貞信中回覆：

愛玲一九七二年六月九日信上提到「講下放的那篇」短文，我一定遵囑寄給她的經紀人Maria Rodell，我手邊不再有此稿。講「文革的結束」那篇長文，愛玲自己找Rodell去處理，想來我未必看過。後來因「蟲患」不時搬家，把我給她的信件都丟了（以減輕搬家時手攜物件之重量）。假如我在寫信前，把每封信都影印一份，就一封信都不會遺失了。（見夏志清給蘇偉貞信，二○○三年三月三十日。）

稍了解張愛玲，必十分熟悉她處理稿件的患得患失。譬如大陸改革開放後，她曾授權姑丈李開弟處理大陸版權事宜，「但有一度盜版猖獗，張愛玲作品版本竟達三十幾種，張愛玲在海外得知，頗為不悅，李開弟乃以年老請辭。」（註12）
一九九五年張愛玲平靜逝去，遺囑執行人林式同，將張愛玲遺物分裝十餘個中型紙箱運交香港給繼承者宋淇。一九九六年二月，長年出版張愛玲著作的皇冠出版集團平鑫濤與平雲專程前往香港，拜訪宋淇商議張愛玲遺物處理事宜。宋淇考量張愛玲在台灣有許多讀者，決定「選擇台灣為張愛玲遺物最後的居所」、「除了張愛玲部分私人書信和衣物予以保留」，其餘遺物於二月底運到台灣，交給皇冠。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皇冠出版在台北舉辦「張愛玲紀念首展」，張愛玲生前物品，包括從未發表的張學良傳英文小說《THE YOUNG MARSHAL》與「在美早期所寫的有關下放的研究論文」。（註13）
一九九七年三月一日，再度於皇冠藝文中心舉行長達一個月的張愛玲紀念展。加上新整理的張愛玲遺物，「下放的研究論文原稿」仍在展出之列。（註14）兩次紀念展都證明了「下放」研究論文並未失蹤。
但皇冠所擁有的「下放」研究論文，係指〈知青下放〉。當時宋淇夫婦依張愛玲遺囑及他們了解的張愛玲作出幾項較大決定：
一，將張愛玲已完成的《小團圓》文稿銷毀。根據平雲表示，張愛玲曾以小說體寫完《小團圓》，因不滿意而未曾發表。後來以散文重寫，可是只完成部分。平雲稱張愛玲生前特別寫信給宋淇，叮囑在其死後「銷毀」未完成的《小團圓》。因此《小團圓》沒有以小說或散文形式發表的可能了。
二，未完成的文稿不得發表。
三，已完成的〈知青下放〉僅供保存。
依據以上大原則，陸續整理出的張愛玲文稿中，一九九六年十月號《皇冠》刊登了張愛玲寫於一九八八年未曾發表的散文〈一九八八至─？〉；一九九八年九月十日〈聯合副刊〉刊登了陳子善鉤沉張愛玲的舊譯作〈謔而虐〉及二○○二年四月九日〈回顧傾城之戀〉。〈人間副刊〉二○○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刊登了劉錚譯的〈回到前方〉。二○○四年二月皇冠五十周年社慶，更驚人地出版了張愛玲二萬多字遺稿《同學少年都不賤》。
但〈文革的結束〉到底在哪裡？
無論如何，我們試著解讀張愛玲給夏志清信件內容，不難發現她一直亟欲發表〈文革的結束〉及〈知青下放〉以明證其做人處事；相對重要的，是〈文革的結束〉及〈知青下放〉不但可視為延續張愛玲《秧歌》、《赤地之戀》的論述依據，更可觀察張愛玲政治思維及離開新中國的真正原因。
可以這麼說，張愛玲對政治並非無感，一九六六年大陸文革爆發，《新聞週刊》上有專文報導，張愛玲便推薦給終生信仰共產主義的賴雅，反而賴雅怕是負面報導拒看。（註15）張愛玲擅寫也長於閱讀夾縫文章（註16），她對政治的思考與立場，其中微妙，正宜透過張愛玲論文專論角度及解釋名詞拿捏解讀，而不該讓張愛玲永遠埋在這個事件的傳言後場。
誠如坊間長久以來聽聞，夏志清敘述，張愛玲在中國研究中心供職，晝伏夜出，與同事鮮少來往，早遭物議，「寫了篇講文革定義的改變論文，最後附了兩頁新名詞」，但落到得強調「就名詞上做文章，又沒有中心點，唯一的中心點是名詞荒的原因。」地步卻是生平少見。（註17）
以一九七○年為時間點，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盧山召開，是文化大革命重要轉折，其間林彪與毛澤東衝突未決，林彪一心謀取相當稱的國家主席職位，刻意編選「稱天才」材料，為林彪宜傳，並成立「上海小組」及「聯合艦隊」搞「武裝起義五七一工程」及一九七○年底開始的「批陳（伯達）整風」。（註18）張愛玲一九六九年七月一日到職，恭逢其盛，中共是搞名詞的專家，就轉換「中國新文學運動從來就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柯靈語）的傳統來看，這是深刻的體會了。換句話說，中共的政治名詞絕對伴隨運動而生，林彪事件應是創造名詞的溫床。

走出打擊，張愛玲不會只做浮面文章，她在給夏志清信中強調「我覺得從semantics出發，也是廣義的語文研究。」意思很清楚，「無論從語義學或符號學出發，也是廣義的語文研究。」這是創作了。於是，極具層次的，她一步一步把這些過程作為視角，將解釋名詞擴大鋪洐成文章，翻轉了這件「美國奮鬥十六年來最大的打擊」事件。一九七二年九月張愛玲終於完成了心願：

本來也是個one-shot business只有這麼點材枓。今年只有七月熱過幾星期，我感冒沒發過，一交八月又常發，剩下的時間拚命趕，一切別的事都擱了下來，也還到今天才趕完。……我下月底搬家。（註19）

功課完成，失去了停留的理由，張愛玲搬家走人。我們或可想像，她的改寫絕對用力且嚴肅專業。也因此我們不能不懷疑，當一九八五年張愛玲以〈傾城之戀〉重返大陸文壇，等於文革後張愛玲作品首次在大陸面世，接著一九八六年，人民文學收載了《傳奇》。（註20）從而帶動了「讀張」的風氣，但我們不要忽略，被喻為反共的《秧歌》、《赤地之戀》在大陸一直以來就被列為禁書，「無意節外生枝」，這會是〈文革的結束〉及〈知青下放〉難以「出土」的原因嗎？
換句話說，一九九五年張愛玲去世，大陸的廣大讀者群及商業沃土意義，復出之路，顯然不可大意。皇冠作為張愛玲全集的承載者，這就極可能改變〈文革的結束〉及〈知青下放〉面世的系數。
但反向來看，若非被革了職，張愛玲不必遷居洛杉磯，若繼續待在安定獨立的環境，有一份來去自如的工作，當可避掉日後洛杉磯長期流徙般生活的磨難，更不必為尋找研究計畫謀生耗盡心力。
如果〈知青下放〉與〈文革的結束〉永不見天日，張愛玲增補添改「名詞」用心，真的就白白浪費掉了。這麼說好了，張愛玲因為離開大陸，無法印證「曾經運動成風的年代，到文化大革命而達到頂點，張愛玲留在大陸肯定逃不了。」（註21）的臨場發生，當人們再度失去了她獨有的詮釋與創作，我們是真的永遠不知道她的眼光注視所在。
作為「還沒有過何種感覺或意態形致，是她所不能描寫的，唯要存在心裡過一過，總可以說得明白。」的張愛玲，名詞功力胡蘭成亦描摹：「她是使萬物自語，恰如將軍的戰馬識得吉凶，還有寶刀亦中夜會自己鳴躍。」（註22）
所以，怎麼能讓她栽在中共的名詞荒裡？


註1：水晶：〈尋張愛玲不遇〉，《張愛玲的小說藝術》（台北：大地出版社，1973年版），頁11-15。
註2：水晶：〈蟬──夜訪張愛玲〉，《張愛玲的小說藝術》（台北：大地出版社，1973年版），頁17-41。
註3：夏志清：〈張愛玲給我的信件（六）60〉，《聯合文學》，第156期（1997年12月），頁99-103。
註4：水晶夜訪，張愛玲表示現在寫東西，完全是還債──還我欠下自己的債。見水晶：〈蟬──夜訪張愛玲〉，《張愛玲的小說藝術》（台北：大地出版社，1973年版），頁31。
註5：詹姆士‧萊昂（James K.,Lyon）著，葉美瑤譯：〈善隱世的張愛玲與不知情的美國客〉，《聯合文學》，第150期（1997年4月），頁59-65。
註6：夏志清：〈張愛玲給我的信件（七）54、56〉，《聯合文學》，第159期（1998年1月），頁108、110。
註7：夏志清：〈張愛玲給我的信件（七）51〉，《聯合文學》，第159期（1998年1月），頁106。
註8：張愛玲：《對照記》（台北：皇冠出版公司，1994年版），頁53。
註9：張愛玲在場座談會上表示，第一次作品是一篇散文，是自己的一點驚險的經驗實錄，登在一九三八年的英文《大美晚報》上。見魯風、吳江楓：〈女作家聚談會〉，唐文標：《張愛玲資料大全集》，（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4年版），頁237-245。
註10：夏志清：〈張愛玲給我的信件（七）56〉，《聯合文學》，第159期（1998年1月），頁109。
註11：夏志清：〈張愛玲給我的信件（七）58〉，《聯合文學》，第159期（1998年1月），頁110-111。
註12：陳怡真：〈傳奇未完〉，人間副刊，《中國時報》，1995年9月17日，39版。據二○○三年十月三十日南方週末記者張英〈盜可道張愛玲胡蘭成版權風波〉報導，皇冠公司莊靜君透露皇冠同仁在大陸各地的書店裡買到了五十多種張愛玲的圖書。
註13：《聯合報》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三十五版〈文化廣場〉報導：〈揭開張愛玲神秘面紗皇冠雜誌辦紀念首展〉。
註14：江中明：〈華麗與蒼涼：張愛玲遺物完整展示〉，〈文化廣場〉，《聯合報》，1997年2月28日，35版。
註15：相關說法見詹姆士‧萊昂（James K. Lyon）著，葉美瑤譯：〈善隱世的張愛玲與不知情的美國客〉，《聯合文學》，第150期（1997年4月），頁59-65。及鄭樹森：〈張愛玲‧賴雅‧布萊希特〉，《聯合文學》，29期，1987年3月，頁78-81。
註16：張愛玲：〈表姨細姨及其他〉，《續集》，（台北：皇冠出版公司，1988年版），頁31-36。張愛玲在回答林佩芬〈看張──《相見歡的探討》〉，談及親戚稱謂及人情描述寫道：我這不過是個拙劣的嘗試，但是「意在言外」、「一說便俗」的傳統也是失傳了，我們不習慣看字裡行間的夾縫文章。而從另一方面說來，夾縫文章並不打謎。
註17：夏志清：〈張愛玲給我的信件（六）50〉，《聯合文學》，第158期（1997年12月），頁99-103。
註18：有關一九七○年代中共大事紀，主要集中參考嚴家其、高臬：〈第七章盧山會議〉，《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頁479-491。
註19：夏志清：〈張愛玲給我的信件（七）58〉，《聯合文學》，第159期（1998年1月），頁110。
註20：大陸真正對張愛玲有公開的評論與研究，是一九八一年後的事。當年十一月，張葆莘在《文匯月刊》發表〈張愛玲傳奇〉，這是大陸開放後，最早論及張愛玲的一篇文章。見溫儒敏：〈近二十年來張愛玲在大陸的「接受史」〉，劉紹銘、梁秉鈞、許子東：《再讀張愛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頁19-29。
註21：柯靈：〈遙寄張愛玲〉，《讀書》，1985年4月號。
註22：胡蘭成：《今生今世》（台北：三三書坊，1990年版），頁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