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完毕，就是验收飞机。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民航相继进口了一批苏制图 -154 客机，验收飞机成为当时的一大任务，工厂基本上每月交付一架飞机。飞机制造厂在古比雪夫（现改称萨玛拉），因为当时的古比雪夫不对外国人开放，所以交付地点设在伏尔加河对面的日古利市。我们住在厂招待所，三人一套公寓，这对不习惯吃西餐的空地勤人员来说真是求之不得，因为早晚可以自己做饭。当时日古利称为陶里亚蒂（为纪念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命名），是前苏联著名的汽车城，生产日古利轿车（也叫拉达车）。前苏联主要生产三种大众轿车：伏尔加、日古利和莫斯科人，日古利轿车以价廉物美居销量之首。

        据历史记载，多少年前，这里曾是火山，所以到处都是类似麦饭石的火山石。火山口已经形成一个湖泊，其形状如同我国东北的镜泊湖。

        接待小组的组长是位 30 出头的女士，叫丹尼亚，典型的俄罗斯人，长得很漂亮，待人非常热情，办事很负责任，每天陪同我们上下班，并组织我们参观了著名的日古利水电站和汽车制造厂。汽车城名不虚传，占地面积有好几平方公里，城里的居民几乎家家都有人在汽车城上班。厂里的每道工序都有两个工人，一个俄罗斯女工搭配一个越南男劳工，我们参观了整条生产线，从第一道工序到最后汽车离开生产线送到试车场试车，平均 9 分钟一台车。在我们经过生产线时，工人们热情地向我们问候打招呼。

        那时中苏两国即将恢复正常关系，双方关系已经非常融洽，气氛非常活跃，经常相互开个玩笑。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可是在苏联三个男人一台戏。只要几个男人在一起，就是开玩笑，说黄色段子。和我们一起工作的有个基玛，一肚子幽默，特能讲笑话，一到休息室就给我们来一个黄色段子。我是翻译，当然得翻译。有个段子是这样的：

        一个小伙子不幸遭遇车祸，一只胳膊断了。医生说：小伙子，你得截肢。小伙子哭了：我年纪轻轻，截去一只胳膊怎么办？医生说：没有关系，隔壁病房有位姑娘得了不治之症，我可以把她的胳膊给你移植上。数天后姑娘死了，医生把姑娘的一只胳膊移植到小伙子身上，几天后小伙子高高兴兴出院了。可是一个星期以后小伙子回来找到医生，坚决要求把移植的胳膊重新截掉。医生非常奇怪：怎么回事，你的胳膊不好使？好使。不能洗衣服？能洗。不能写字？能写。那为什么截掉？小伙儿说道：医生你可不知道，每当我上卫生间的时候，这胳膊就抓住我的小便死死不放啊！

        不过开玩笑也差点开出事来。我们的领队也好开玩笑，因为我们是第二次去验收飞机，和丹尼亚比较熟，加上我又是翻译，和丹尼亚打交道最多。丹尼亚还没有结婚，我们的领队就和她比划，说我是个“哈拉斯加克”（俄语光棍汉），想找个苏联姑娘当妻子。这本来是玩笑，纯属逗你玩儿，不料丹尼亚当了真，对我特别友好，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上下班坐车和我坐在一起，吃饭挨着我坐在一起，双休日陪我们上街玩和采购副食品，做饭时，她帮着我们一起做饭，教我做首都沙拉和罗宋汤。她越是这样，大伙儿越开玩笑，而越开玩笑，丹尼亚就越是当真。这一下弄得我很尴尬。

          说话间我们就要回国了，双方组织了一个联欢晚会，我们当中有的是烹调高手，鸡鸭鱼肉、煎炸焖炖做了一桌子菜，放上了国内带去的五粮液，特地为女士们准备了香槟和葡萄酒。这天丹尼亚带了十位女士参加联欢，女士们都做了精心打扮，丹尼亚打扮得尤其漂亮，一袭连衣裙勾画出窈窕的身材，真是楚楚动人。晚宴开始，我坐在领队对面，丹尼亚大大方方地坐在我的身边，其他的女士分别坐在男士左右。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宾主双方频频举杯，相互祝酒。酒过三巡，女士们邀请我们跳舞，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和《喀秋莎》的音乐声中，大家翩翩起舞。也许是第二天就要分别，也许是喝了酒，丹尼亚一反往日的活泼，变得沉默寡言，她只是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机械地移动着舞步，默默地注视着我。

         第二天我们启程回国，在登上飞机前，与送行的苏联朋友一一握手话别。走到丹尼亚面前时，她和我拥抱了一下，连着说了几声：萨沙，希望你再来！

        飞机滑离跑道，腾空而起，就在这一瞬间，我透过眩窗，看到丹尼亚还站在那儿向我们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