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军宣队的到来,开始了复课闹革命。但是严重的派性,根本坐不下来,复课闹革命完全流于形式。
我惦记着父亲,利用星期天回到崇明,看望了被关在“牛棚”里监督劳动的父亲。两年未见的父亲,苍老了许多,下巴上胡子拉茬,两手青筋爆绽,五十不到的人像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他每天在厂区里扫马路,扫厕所,烧锅炉。“探视”只有一小时,父亲悄悄地说道:孩子,记住,你回去后马上写信给海门县民政局,那里有你亲生父亲和你叔叔的记录,海门县烈士馆有你父亲和叔叔的名录,他们能证明你是烈士子女。这样,不管我是否定为走资派,都不会影响你今后的毕业分配。
我深深地感谢父亲,自己身陷囹圄还关心着我的前途。
我回到了学校,但是又一个严重的问题使我陷入困境:我的生活费怎么办?我不享受助学金,在码头上扛大包的时候,每天有 6 毛钱的补贴;在农村劳动的日子里,吃的是生产队的粮食。现在父亲的工资已经扣发,母亲实在是无力为我寄钱了。怎么办?申请助学金,我一个“狗崽子”,哪有资格享受助学金。问人家借,谁能借给你?这个时候谁愿和我沾边?
我想到了父亲的话,只要我能“归队”,一定能够摆脱困境,柳暗花明。于是我找到了T老师,他帮过我一次,一定能帮我第二次。我向他原原本本地叙述了我的身世,请求他发函海门县民政局取证,他一口答应。然而在当时人们还热衷于派性斗争的混乱年月,不是说办就能办到的,我只能苦苦等待。
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我几乎断顿的时候,我的课桌里忽然出现了一个小纸包,打开一看,是一沓十元钱的饭菜票,够吃一个月的。这真是雪中送炭。谁放的?我左猜右测,怎么也猜不出来。
到第二个月,还是一个小纸包,还是够吃一个月的饭菜票。这说明有一双眼睛在暗中注视着我,有一个人在暗中关心着我,而且这个人很细心,对我比较了解。这是谁呢?我苦苦地思索,还是想不出来。
第三月,第四个月 ------ ,一连半年,月月如此。我感动极了。每当我走进饭堂的时候,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因为我知道全年级 40 个同学绝大多数都是穷苦人家出身,谁也不富裕,支援了我,他自己肯定在挨饿。
外调函终于来了,海门县民政局寄来了证明我亲生父亲和叔叔是烈士的材料。
我终于归队了!
接着工军宣队根据我的实际情况,批准我享受每月 15 元的助学金。不用说我获得了政治和经济的双重解放。
说也奇怪,在我拿到助学金后,课桌里再也没有出现过小纸包。
我深深地感谢这位不愿披露姓名的好心人。
这到底是谁呢?实在是个难解的谜团。
我的一个邻居是一个黑五类子弟,那时他父母关牛棚,亲戚朋友一个个都与他们家划清界限。他当时刚从中学毕业,只能去农村插队。因为他长得不错,有一个女同学看上了他,和他谈起了恋爱,后来那个女同学知道他出身不好,又和他分了手。他非常痛苦,在家庭巨变和失恋的双重打击下,他得了忧郁症。因为他的病,他被病退回城。
他刚回来那阵子,我老见他在弄堂里转悠,他那重重的心事忽隐忽现在他的脸上,年轻的眉心间竟然显出苍凉的皱纹,我还常看到有一抹深色的暗影拂过他的双眼,一霎那间,就连眼白都跟着一起暗了下来。后来天气冷了,他不太出来转悠了,偶尔看到他时,他的脸上居然有一丝淡淡的微笑,他的微笑仿佛是裹在寒碜外面的尊严,让我想起了那些没落世家的人,不论潦倒到什么地步,出门也要换件长衫以维持昔日的体面。那件长衫也许千纳百缀,但不能说它不是长衫。
我想,当初他和那个女同学谈恋爱,也许他需要的不单单是情爱,更是一种证明,向他人和自己证明,他和这个世界还有那么点牵挂,而不是皓月当空下一只奔走在荒原上的雪狼。
有时候孤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孤零;孤零零的一个人,没有人和你说话,没有人正视你的存在,仿佛整个世界都将你抛弃了。这是一个让你死了心才能活下去的世界 —— 对于一个失去了亲人,失去了朋友,失去了恋人,失去了经济依靠的人,若是他还不死心,不甘心,不疯才怪呢!
他不死心,更不甘心,所以他疯了。一天清晨,他从四楼的阳台上跳了下来,他那二十二岁年轻的生命,连同他的苦难一起,终于结束了。
索尔任尼琴曾经说过:“人的地位是平等的。。。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百万人中间,千百万人的命运集中在个人身上。”我的邻居只是一个缩影,那时候不知有多少人被逼到绝望的边缘,不知有多少人放弃了自己的生命,对许多人来说,那是一个比死还难以忍受的世!记得那个时候,我奶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慢慢再想办法”吧。所谓“慢慢再想办法”,在我眼里,就好像是人们坠入深渊前那绝望而又不甘的最后一瞥。
中国是一个没有原罪观念的国家,所以它的罪行很快就被忘却了,因此,更谈不上让每一个参与了文革的人忏悔。索尔仁尼琴在1993年回国前夕,对俄罗斯《文学报》记者的有一番发人深省的话,他说:“每个人都必须悔过,说清罪孽,说出他怎样参与了欺骗。必须从此开始,不必指责谁和定谁的罪。人们自己不应该原谅自己。我在作品中作了许多悔过。我不能替你们忏悔,你们也不会替我忏悔。进行宽恕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每个人,因为上帝。”
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