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神州大地，文艺园地呈现出一派勃勃的生机。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作家诗人们，在痛定思痛之后，相继推出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暴露文学、知青文学。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一个是以李存葆、韩静霆为代表人物的军旅作家推出了《高山下的花环》和《凯旋在子夜》，小说一改以前军事题材作品中普遍存在的英雄人物“高大全”的写作模式，还军人以七情六欲、优点和缺点集于一身的血肉之躯，对创作新时期军事题材作品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赢得了一片喝彩。另一个是在诗坛上出现了以北岛、顾城、舒婷为代表人物的现代诗。这些诗歌无论在形象思维还是在表现形式，表现出极强的反常规，跳跃式的意识流使诗歌呈现出一种朦胧的色彩。这无疑是对半个世纪以来雄踞中国诗坛的韵律诗的挑战，它完全打破了读者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思维定势，并给传统的诗歌审美带来一股新的视觉冲击，由此引来了一片争议。
        我和我的诗友们在对“朦胧诗”的看法上产生了分歧。那时我比较年轻，又是较早走出国门的一个，思想比较前卫。我认为诗歌的作者都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准确地说是在一片文化荒漠上顽强生长起来的“骆驼刺”，他们承受了太多的坎坷和曲折，他们经历了太多的悲剧和闹剧，他们看到了太多的虚伪和丑陋。当一场长达十年的暴风雨过去、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他们进行了冷峻的思考，以他们年轻而又睿智、敏锐而又理性的目光，多侧面多层次地审视着带给中国人民巨大灾难的十年文革，他们要把被颠倒的历史加以颠倒，把扭曲的灵魂加以匡正。尽管他们的诗歌似乎有点标新立异，离经叛道，但闪耀着思想的光芒，蕴含着深刻的哲理，给中国诗坛注入一股清新的空气。他们必将逐步走向成熟，并且将成为中国诗坛的一支新锐和劲旅。
        在一次首都部分诗歌作者座谈会上，我表述了自己的这一观点。我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北京日报》文艺部主管文艺评论的资深编辑刘大姐的赞同。我至今仍然非常敬重这位老大姐，那段时间她编发了不少北岛和顾城的作品。座谈会结束以后，她把我单独留了下来，希望我写写文艺评论。如果有兴趣的话，兼顾一下影视评论（当时写影视评论的作者不多）。几乎在同一时间，我的文友、文艺评论家石玉增先生也希望我对军事题材作品写写评论。就这样我放下了诗歌创作，把精力转移到了文艺评论上，并很快写出了一批对小说和诗歌的评论。
        可是没有多长时间，我的兴趣居然完全投入到影视评论上。究其原因，我从小就是个电影迷，几乎观看了大部分建国前后的影片。身处北京，假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在许多大院观看了不少“内部片”、“参考片”和“港台片”，加上《北京日报》文艺部经常组织我们这些评论员观摩新片，所以对电影有了较多的感悟。那时全国各地的电影制片厂推出了一批新片，电视剧也已经在银屏上闪亮登场，于是这些影视就成了我们评论的对象。
       评论这东西，完全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各人的视角不同，得出的意象也不同。文革后出现的第一批影片，在导演手法基本没有什么创新，特别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仍然明显地存留着高大全、脸谱化的痕迹。我这人少“歌功颂德”，而多“吹毛求疵”，对《天山行》、《小街》、《大桥下面》、《赤橙黄绿青蓝紫》、《陈焕生上城》、《庐山恋》、《瞧这一家子》、《秋瑾》、《快乐的单身汉》、《牧马人》、《人到中年》、《归心似箭》、《小花》等一批影视剧进行了评论。尽管我的批评是善意的，但是招来了麻烦。生活中就有这么一个怪现象，都喜欢听赞扬的话，不喜欢听批评的话。于是质问性的电话常常打到编辑部，查询作者是那个“山头”的？以致刘大姐和我商量，能不能改变一下文风，写一些正面肯定的评论。还别说，我这人就是倔脾气。不愿意干的事，任谁也说不通。咱惹不起，但躲得起。得，拜拜了您了。我不写评论了，去写杂文。写杂文多痛快，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刘大姐说行，那你写杂文吧，反正我们文艺版也需要杂文。 
        就这样，我拿起了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