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1970 年到 1980 年，我一直迷恋于诗歌的写作。之所以迷恋诗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客观环境使然。那时经过几年文革风暴的摧残以后，文艺园地一片荒芜。一个 10 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舞台上只有八个样板戏，银幕上只有“老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书架上只有一本《艳阳天》，唯有诗歌倒是一枝独秀。那时所有的文学期刊已经停刊，而大小报纸的文艺版只有诗歌，刚刚踏上文学之旅的我和许多文学青年一样，走上了诗歌的“独木桥”。但是在文革岁月，绝大多数的诗歌几乎都是“歌德”式的、粉刷太平的、充斥着假大空的政治标语口号诗，说实在的这样的诗歌也很难写，因为笔下的诗句和我对文革现实的感受有着巨大的落差。 
        写诗除了需要激情，还须有人指点。刚刚走进北京的我，完全是踽踽独行。那时写作的热情虽然很高，但是发出去的稿件不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就是原封不动被退回。就在我渴望着能有老师指点的时候，一个我在中学时代就非常崇拜的作家出现在我的身边，他就是长篇小说《迎春花》和《苦菜花》的作者冯德英老师，他成了第一个把我引上文学道路的师长。
        那是 1974 年，我在一个苏联专家组担任翻译。毛子哥住在他们使馆，我们集中住在土地庙招待所（现在的国家商务部斜对面的一个小胡同内）。住所期间，我看到对面的屋里住着一个中年军人，奇怪的是谁也不和他打招呼，他也不和别人打招呼。深居简出，只是吃饭的时候出来，到食堂打了饭就回到屋里。他的桌上放着《毛选》，而且总是读着那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每天晚上，他屋里的灯光总是最后一个熄灭。我很奇怪，便悄悄地向旁人打听这是谁？他是冯德英！冯德英？我生怕听错了又问一句：是写《苦菜花》、《迎春花》的冯德英？是的，就是他。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守着这么一位作家，绝对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是我被告知他正在“触及灵魂”，少和他接近。可是一股强烈的求知欲望还是使我靠近了他，并且成了朋友。那时他虽然身处逆境，但一直在构思新的作品（以后知道他在构思长篇小说《山菊花》）。我问他现在这局面，还能写吗？他说：为什么不能？屈原放逐而赋《离骚》，孙子膑脚而著《兵法》，我的境况比他们强多了，当然能写。不写我对不起养育我成长的沂蒙山区的父老乡亲。
        我把自己的习作给他看，请他指点。他看了以后一针见血地说道，你的诗歌全是脱离实际的东西，尽管写得很美，但没有真实地反映生活，所以准确地说这根本不是诗。记住，愤怒出诗人！真正的诗歌是从心里流出来的，而不是编出来的。真正的诗人一定要说真话，不能说假话。宁可不写，也不要写违心的东西。
        冯德英老师的话给了我深深的震撼，无疑矫正了我的写作方向，也成了我以后的写作原则。使我的写作思想产生质的飞跃是 1976 年的清明节。那时我住在南长街路口，与中南海一路之隔，与中山公园一墙之隔，出路口左拐就是天安门广场。四五清明，天安门广场成了花的海洋，诗的海洋。首都人民以最崇敬的心情深切悼念周恩来总理，以最犀利的诗歌愤怒鞭挞四人帮。一句“扬眉剑出鞘”倾吐了千万人的心声。置身于风云激荡的天安门广场，使我接受了一次灵魂的洗礼和思想的升华。四五清明，是全国人民对四人帮的愤怒声讨，是正义与邪恶决战前的短兵相接。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遭到了四人帮的残酷镇压。望着一夜之间被清洗的天安门广场，在春寒料峭中我的心里充满了悲壮。但令我无比振奋的是，一夜之间更多的投枪匕首般的诗歌在“地下”迅速流行，我真正感受到了“愤怒出诗人”的深刻含义。
        76 年十月，四人帮被一举粉碎，永远钉立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参加了盛大的庆祝游行。是夜我彻夜难眠，创作了《我行进在长安街上》和《欢呼十月的胜利》两首长诗。自此以后一发不可收拾，接连创作了一批诗歌，其中多数发表在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上。
        很快我结识了一批诗歌作者，成为好友。因为我的家处在市中心，所以自然成了一个“诗歌沙龙”。星期天我们聚在一起，泡上一壶花茶，抽着北京的“香山”和“八达岭”，在香烟缭绕中，点评各人的诗作，谈论着我们所心仪的诗人，如郭小川、闻捷、臧克家、艾青。回去后修改作品，发表。那时虽然没有稿费，但我们充满了成就感，并且把这股成就感转换成更大的激情。可以说 1976-1980 是我诗歌创作的高潮阶段。
        按说我应该沿着诗歌的道路走下去，然而一个偶然的因素使我告别诗歌，与评论牵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