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父亲受到冲击，全家受到株连。从事党务工作的母亲靠边站，在被警告与走资派丈夫划清界线的同时，检举揭发他的反革命罪行，如果隐瞒不报，一经查证罪加一等。时在中学小学读书的弟弟妹妹被取消了红卫兵、红小兵的资格。我也不能幸免，父亲单位一纸通报寄到我系里，我一下子跌入了低谷，昔日“根红苗壮”的“红五类”，成了众人不齿的“狗崽子”。

        昔日朝夕相处的同学看到我，突然变得形同陌路，谁也不愿和我说话，即使原来要好的朋友也离我远远的。造反派从我面前走过时，高唱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赶快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要是反革命就砸他稀巴烂！砸砸砸，砸他稀巴烂！”

        走笔于此，我不得不要说一下在那个时代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家庭成分或者叫家庭出身。在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岁月，家庭出身是衡量一个人政治觉悟高低的标尺，是决定一个人前途命运的界碑。一个人如果出身在地富反坏右或者资产阶级家庭，无论怎样要求进步，无论表现怎么好，都没有什么前途。而稍稍有一点小毛病，则立即和阶级斗争联系挂钩。那时候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话是这么说，但一涉及到具体问题，还是唯成分论。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别的都可以选择，唯独家庭出身无法选择。由此一生下来，每个人都被打上阶级的烙印。从建国以后到文革结束这段漫长的岁月里，家庭出身是压在人们心上的一座大山。这座大山整整压抑了两代乃至三代人，不知道压抑了多少优秀的人才，不知道给多少家庭带来了悲剧。我敢说，如果没有这座大山，那么中国将出现多少个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梁思成这样杰出的科学家。中国早就问鼎诺贝尔奖！

        也许朋友们会说，你的家庭出身不是很好吗？不错，我生在一个干部家庭，但是矛盾是可以转化的，当我的父亲成为走资派后，矛盾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成为革命的对象。那时流传着一句经典的话：文化大革命就是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父亲成了走资派，我当然被打上了走资派子女的烙印。我被警告：必须端正态度，划清界线，触及灵魂，自我革命。

        我被入了另册，我不能参加红卫兵组织，更不能参加红卫组织的所有“革命”活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帮助抄写大字报，刷浆糊，贴大字报。我像一只孤雁，不知道往哪儿飞？我更像一个幽灵，游荡在大字报专栏前面。入秋了，随着一场秋雨一场寒，我的心里也结满了一层霜。秋风秋雨愁煞人啊。

         秋风秋雨中的上海，依然是烈焰熊熊，造反派处在空前的狂热之中，革命的洪流一浪高过一浪，终于爆发了“一月革命风暴”，造反派开始了全面夺权，党政机关、工厂企业、文艺团体、报社电台、大中小学，乃至街道居民委员会，统统被夺了权。造反派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权力的宝座，并开始激烈的权力分配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