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知道了我的身世以后，我对父母亲充满了感激和感恩，同时我也思念着乡下的母亲。乡下的母亲也思念着我，每年春节前夕，她都要委托到我们家过年的爷爷带来一个包裹，里面是一套新衣和一双新鞋。我知道母亲对我的爱全部熔铸在这一针一线之中。

        但是有一个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那就是尽管父亲已经把我的身世和盘托出，母亲却仍然没有让我们母子相认的意思。她一如既往地对我严格要求，我虽然嘴上不说什麽，但在心里头感到不快甚至愤懑。不过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一年春节上海青年话剧团来我们岛上慰问演出《青年一代》，母亲看完以后回家大哭了一场（剧中人物林育生的身世和我一样）。

        初中毕业以后，我一心想早点参加工作，于是考入了技校，选择了电工专业。 技校在县城，离我们家有 40 华里地，集体住宿。

        那时中国正处在“三年饥荒”时期，饥饿严重地困扰着我们。五八年的大跃进并没有使人们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也没有实现“十五年超过英国”的宏愿。相反陷于严重的经济困难，进入了大到柴米油盐，小到针头线脑都要凭票凭证供应的漫长岁月。

        我们只上了一个学期，技校就被迫下马停办。我陷入了迷惘，我才 15 岁，这人生的道路该怎么走？父亲要我复习功课，重新报考高中。可是饿得咕咕直叫的肚子，怎能让我安心复习。“民以学为本”不错，可是“民以食为天”哪！

        那时最令人心疼的是只有一岁的小妹妹。我们家四个男孩，只有这个小妹妹，全家都喜欢她。母亲按照每人的定量，准备了大大小小的碗，每人只有一碗菜粥。小妹妹的碗当然最小，她每天就是三小碗菜粥。严重的营养不良，脸黄饥瘦，两根小辫儿像两条小蚯蚓。

        俗话说饥不择食，那时只要是能下肚的东西就什么都吃，我和一帮同学经常溜到蔬菜公社的菜地里，偷吃萝卜、茭白、胡萝卜。也许是吃伤了，以致到现在看到胡萝卜就反胃。豆渣本来是喂猪的饲料，这时也成了好东西，弄点儿葱花炒一炒，成了上等美味。

        那时糊弄肚子是第一位的。我几乎每天拿着篮子到农村里寻找可吃的野菜，到水稻地里或水沟里，摸上一捧田螺，抓几只螃蟹。凭着一身好水性，到大运河里摸黄蚬，乘着海潮来时逮鱼。晚上提着煤油灯到水稻地里抓黄鳝。千方百计为没有荤腥的饭桌上增加一点内容，为患有严重肺结核、日益消瘦的父亲以及脸黄饥瘦的弟弟妹妹们增加一点营养。我养了几只小鸡和小鹅，因为听大人说，童子鸡和鹅补人。小鸡一天天长大了，当我把一碗热气腾腾的童子鸡汤端到父亲面前的时候，父亲摸着我的头动情地说：孩子，你真的长大了

        到秋收季节，我拿上一个小布袋，到收割过的玉米地里、水稻地里“捡漏”。即使只捡到一小碗玉米，都有一种可以救人一命的感觉。即使这样，还是饿啊。每次喝完粥，把碗舔得干干净净的，都不用洗碗。看着几个嗷嗷待哺的弟弟妹妹，一向坚强的父母亲终于让我回老家求援。

        要我回老家，我高兴得跳了起来，因为我可以见到时时思念的大姑——我的亲生母亲。第二天赶着潮水我登上了渡船，回到家乡已是掌灯时分，我轻轻地叩动了大姑的屋门。“谁呀？”循声出来的正是三年未见的大姑，一看到是我立即奔了过来，我快步迎上前去叫了一声“大姑！”。“南南，我的宝贝！”大姑一下子把我搂在怀里，捧着我的脸亲了又亲，大颗大颗的泪水滚落到我的脸上。

        一天没有吃饭，我的肚子咕咕直叫，大姑马上生火给我焖了一小锅米饭，蒸了一碗鸡蛋羹。我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这是我三年饥荒中吃得最香甜的一顿饭。大姑坐在一旁，看着我吃得锅底朝天。

        这天晚上，我和大姑一直聊到很晚很晚。在跳动着火苗的油灯下，我端详着日日思念着我、牵挂着我的大姑，我真想叫她一声妈妈！但是我想起了几年前母亲和大姑的那次不愉快的对话，我忍住了。我的心里涌起阵阵难言的苦痛：母亲啊，你为什麽不同意我们母子相认？！

       此时的爷爷奶奶、叔叔一家、大姑和表姐都在挨饿，但是他们很快匀出了 30 斤五谷杂粮。我不敢久留，只呆了两天就要回家。大姑冒着蒙蒙细雨把我送到码头，目送我登上小渡轮。汽笛一声长鸣，渡轮驰离了码头，我站在船头的甲板上，透过烟雨朦胧望着向我挥手的大姑，再次流下了热泪。
      再见大姑，又是在三年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