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建议我写写余秋雨先生，说来惭愧，长期在外漂流，对他真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只知道他有一本一版再版的《文化苦旅》。只是前不久他在央视担任青歌评委的频频亮相中，才有幸一睹这位学者的风采。

        不过朋友的建议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马上查找了一些资料，在认真读完余杰的《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以后，回首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确实感到余秋雨是个值得一写的人物。

        十年文革当中，中国的政坛上出现了一批御用文人。声名最为显赫的当属自谦为“小小老百姓”的“马列主义理论家”陈伯达，其次便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中的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戚本禹。除此之外，就是几个御用写作组，最有影响力和战斗力的是在北京的“梁效”、“池恒”、“党效文”，和远在上海的“石一歌”，而余秋雨先生就是当年“石一歌”这个写作组的写手。

        文革期间，各地都有写作组和大批判组，但名声皆在“石一歌”之下。而“石一歌”之所以能在众多的写作组中显山露水，一峰独秀，皆因为上海在文革的政治舞台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北京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中宣部是“阎王殿”的时候，姚文元衔命在上海炮制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十年文革的帷幕。上海不仅是张春桥、姚文元发迹起家的老窝，更是“一月夺权风暴”的发源地，是以后爬上党中央副主席高位的造反派总司令王洪文的“革命根据地”，是江青进行“文艺革命”的前哨阵地。由此活跃在黄浦江畔的“石一歌”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能直接听到“中央的声音”、接受“中央的指示”。他们所具备的能量远非其他地方的写作组可比，许多重量级的批判文章在这里炮制出笼，先声夺人，见诸于张春桥、姚文元把持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和《学习与批判》杂志。可别小看这上海的两报一刊，在文革期间堪与中央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比肩。在某种程度上，“石一歌”的文章具有政治风向标的作用。

        当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结成“四人帮”的时候，上述的写作班子就成了“四人帮”阴谋夺权的御用文人，成了江青实现“女皇梦”的舆论工具。从文革走过来的人都清楚地记得，每当出现一轮大批判的时候，他们南北呼应，八方辐射，起着导向的作用。从批林批孔，批儒评法，评水浒批宋江，到放火烧荒，批大儒批周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制造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地震，致使极左思潮严重泛滥，人们思想极度混乱。

        弹指间文革结束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但是文革在几代人身上烙下的伤痕到现在还没彻底愈合，特别是思想文化上的文革遗风到现在还没彻底根除，从这一点上说，这些御用文人们种下的罪孽不可低估。

        也许有人会问：依照余秋雨的智商以及他在《文化苦旅》中所显示的对社会历史文化艺术析微探幽的洞察力，他怎么会一脚踩入“石一歌”的泥潭，为后人所诟病？

        细细想想并不奇怪。在那大讲阶级斗争、人人划线站队的非常岁月，处在“生存”还是“毁灭”夹缝中的文人和知识分子，恐怕谁也不愿意像老舍、傅雷、廖沫沙那样，在放弃生存权利之后还要背负“自绝于党和人民”的十字架。绝大多数都会选择“生存”，哪怕是违心的、屈辱的、无奈的、痛苦的、苟且的生存。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俯瞰那个时代的文人和知识分子，这实在是痛苦的无奈的的选择。坦率地说，拷问一下我自己，如果那个年月有人要我参加写作组，那么按照那时流行的“组织观念”，我绝对不能保证不会参加，而且还很可能把它视为“组织的信任”，往小里说，这毕竟要比“到码头扛大包”、“到农村挥镰刀”一类的“改造”要强得多。所以我认为，我们不能离开当时的政治背景，拿今天的道德观去拷问文革期间所有文人和知识分子的良心。但是话说回来，在文革中，确有少数的文人出卖自己的良心，自觉投靠四人帮，助纣为孽，与虎谋皮，干着乘风飞扬，落井下石的勾当，上述写作组的御用文人就属此类。

        今天我们可以把余秋雨进入“石一歌”看成是“组织上对他的信任”，还可以把他撰写的一系列批判文章看成是在特定政治背景下的“违心之作”，是“不得已而为之”。说实在的这一切都不是关键，关键是在一场暴风雨过去尘埃落定之后，能否进行深刻的自省和反思。显然余秋雨没有做到这一点，却采取了文过饰非的态度，为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余杰发出“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的诘问。

        走笔于此，我想起了当年活跃在上海滩上的红卫兵头头劳元一。

        文革结束以后，他是第一个出来写回忆文章的红卫兵造反派头头。他在文中详细地叙述了当年发生在上海的几个重大事件，比如“安亭事件”、“康平路事件”、“炮打张春桥事件”、“一月夺权风暴”，在深刻揭露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这些事件中丑恶表演和玩弄政治手腕的同时，对自己也作了深刻地解剖，坦诚地揭示了自己在文革造反中的心路历程，对我们认识和研究“红卫兵”这一文革的特殊产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由此我想，如果余秋雨能像劳元一那样，把当年那些不为人知的内情详细地披露，剖析一下产生御用文人的社会根源和御用文人之所以成为御用文人的思想根源，从而总结教训，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那么绝对具有警世和醒世的意义。以余秋雨的学养和洞察力，写出一本《解剖文革的御用文人》并非难事。若真写出，我敢断言，其作用绝对要比《文化苦旅》大得多，其意义也深远得多，我们的后人也会感谢他。

        不知我们能否看到他的这部警世和醒世之作？！

        （本文纯属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