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浩劫当中，中国的文人中最悲惨的莫过于吴晗。
        可以说吴晗的名字是和文革紧紧连在一起的，文革首先从姚文元批判他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帷幕，他是被送上文革祭坛的第一人。紧接着他又跌入文革的第一个漩涡之中——批判他和邓拓、廖沫沙合写的杂文集《燕山夜话》，被指控为“三家村”反党集团的成员，利用杂文影射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由此他被雪上加霜，惨遭批斗，1969年在狱中悲愤自杀。嗣后其夫人袁震也被造反派活活折磨致死，唯一的养女吴小彦见父母双双惨死，精神失常，1973年在北京精神病院自杀。
        吴晗，这个一身兼任北京市副市長、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北京市政協副主席数職的著名历史学家，就这样家破人亡。
        熟悉吴晗的人都说他是才子，确实，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一生硕果累累，著作甚丰，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朱元璋传》、《明史简述》、《读史札记》、《胡应麟年谱》、《历史的镜子》、《历史与人物》、《江浙藏书家史略》、《十六世纪前期之中国与南洋》、《投枪集》、《灯下集》、《春天集》、《学习集》、《山蔭道上》。主编有《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并主持改繪楊守敬的《歷代輿地圖》，標點《資治通鑒》和《二十四史》。值得一提的是他早年编撰的《胡应麟年谱》颇得胡适先生赏识，举荐他到清华大学读书，并听从胡适的意见，专攻明史，从此走上了研究历史的道路。
        了解吴晗的人说“海瑞是他的灾星”。如果吴晗一直做他的学问，不去追风赶潮，写什么海瑞，也许不会有后来的文革一劫。以我愚见，此说只对一半，因为身居北京市副市长位置上的吴晗不可能去埋头做他的学问，他曾数次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和彭真市长，要求回到清华任教，但未获准，此时的他已是“人在政坛，身不由己”。
        那么吴晗为什么要去写海瑞、淌这浑水呢？
        让我们看看当时的历史背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使中国的50万知识分子沦为右派，被下放劳动改造。前车之鉴，后事之师。遭此一劫的知识分子从此便“夹着尾巴做人”，再也不敢随便放谈。而深受大跃进浮夸风之苦的广大干部中也普遍存在着不敢讲真话的问题，呈现出“万马齐喑”的局面。针对这一现象，毛泽东主席在1959年4月的上海工作会议上，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倡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据此，吴晗于当年6月间发表了《海瑞骂皇帝》一文。紧接着又写了《海瑞》、《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论海瑞》直到《海瑞罢官》。
        实事求是地说，吴晗的海瑞系列是响应毛泽东主席号召的产物，而随后的彭德怀元帅的“万言书”也是直言敢谏的代表作。然而就在夏天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成为“彭张黄周”反党集团的挂帅人物。嗣后，毛泽东主席根据苏联“和平演变”的教训，在北戴河会议上向全党提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警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
        当中国进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中国的一切事物与阶级斗争挂钩的时候，文化历史领域自然不能超然度外，吴晗的悲剧便成为不可避免。在电影《怒潮》首先被指责“美化彭德怀、为彭德怀翻案”的时候，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成了靶子。1962年，江青率先提出了批判《海瑞罢官》，并于1965年初跑到上海策划姚文元秘密炮制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历史与现实往往具有惊人的巧合，《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被与“包产到户”、“翻案风”联系在一起，成为为彭德怀翻案的证据。 1965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杭州发表了首肯姚文的谈话，指出“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毛主席的一锤定音，决定了吴晗的命运。 1966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文章，进而把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撤消了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掀開了序幕。
        文革以后，苏双碧、王宏志在合著的《吴晗传》中对吴晗的悲剧作了这样的概述：“从40年代开始，吴晗的许多著作是古为今用的。这是吴晗悲剧的深层原因”。“确实，作为历史学家，吴晗在40年代的古为今用尚有可取之处，因为他的古为今用，是自己从直接的现实生活中感受到一些东西，是自己真实的生活体验，但到了50年代末期，他的古为今用就把自己推向了绝境。吴晗是一介书生，但作为一个从政的知识分子，他失去了独立性。写海瑞，固然与他的专业有关，但是如果丢失了自己的独立性，为写而写，按照别人的意图做文章，早晚要出事。尽管他在《论海瑞》前面加了一段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假冒海瑞的文字，但还是没能逃出那场悲剧。” 　　
        作为正直的知识分子，一代学人，吴晗无疑是令人尊敬的，但我们越是尊敬他，越觉得应从他的悲剧中吸取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