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调也可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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侃侃中国电影( 2 )(菊庐夜话 14 )

(2006-09-21 08:24:53) 下一个

 

                                                               三

        三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纵观文革结束以后到现在近三十年的中国电影,如同中国的足球一样,给人以爱恨交加的感觉。既不叫好,也不叫座。中国的电影之所以难以吸引观众的眼球,更难以问鼎国际影坛,我个人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 中国的电影仍然摆脱不了政治的框框。

        建国以后的电影一直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前苏联电影的影响。在一切“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大背景下,电影艺术同样学习苏联,有一批电影工作者分赴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学习电影。前苏联的电影相当一部分是展示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其代表作有《丹娘》、《团的儿子》、《勇敢的人》、《列宁在十月》、《列宁在 1918 》、《难忘的 1919 》、《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大血战》、《静静的顿河》、《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中国的电影要不要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去表现,却大有学问。可惜的是我们没有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却是在邯郸学步。在学习苏联电影的过程中,我们的电影业界也逐渐形成了“英雄不死”、“高大全”和“三突出”的模式——突出正面人物,突出英雄人物,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个模式在文革八个样板戏中发挥到极致。

        使中国电影带有浓重政治色彩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受“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在“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思想指导下,电影被人为打上了阶级斗争的烙印。特别是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革前夕,推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夺印》、《箭杆河边》、《青松岭》等一系列影片。而当《柳堡的故事》被指责为小资情调、《英雄岛》被批评为“吉普女郎”、《早春二月》被指责为阶级斗争调和论、《怒潮》被指责为利用电影进行反党时,则更使电影人胆战心惊,如履薄冰。试想在那个政治站队的年月,谁愿意拿自己的政治生命、个人前途去冒险?为了追求政治的保险系数,电影的政治性越来越强化,而艺术性越来越弱化。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我们的电影完全成了政治教科书,失去了寓教于乐的功能,变成了肤浅庸俗的政治图解和苍白无力的政治说教。这种政治图解的模式不仅明显地存在于文革刚刚结束后的部分影片中(例如《牧马人》、《人到中年》、《金光大道》、《天山行》、《戴手铐的旅客》、《高山下的花环》、《今夜星光灿烂》、《焦裕禄》、《天云山传奇》、《芙蓉镇》),而且还绵延在已经进入市场经济的影片中(如一些领袖人物片、革命历史巨片《大决战》和《任长霞》等)。

        电影说到底是一种文化艺术形式,而文艺主要是愉悦身心。特别是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生存竞争越来越烈的今天,人们看电影是为了获得感官上的愉悦和精神上的放松。如果还是坐在那儿像读政治教科书一样,那么正如许多观众所说的那样,还不如回去读《老三篇》。毕竟后者比前者在说理上要全面深刻得多。

        第二,暴露不等于写实

        如果说以谢晋为代表的第三代导演的影片,还明显地留有政治的印记,那么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的影片则已经基本上没有政治的印记。但是这些已经没有政治说教的影片为什么也是既不叫好也不叫座呢?

        纵观张艺谋的系列影片,基本上采用写实的手法,原始的黄土地,贫瘠的山村,质朴憨厚而又落后愚昧的人群,一切都是直露不加任何修饰,显示着一种原始的野性的美。有人说老谋子把丰富的民族元素调动运用得淋漓尽致,这点我苟同,可惜的是他只是停留在暴露的阶段,而没有使之升华,上升到一定的高度。以至在人们看完整部电影以后一头雾水,不知他要表现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告诉观众一个什么样的理念。除了落后还是落后,除了愚昧还是愚昧。本世纪初,我在莫斯科看到一篇《张艺谋出卖了中国人》的文章,大意是他执导的多数影片展示了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农民的愚昧无知,在老外的眼里,中国的农民就是老土,偷情,野地媾和 ------ 。由此文章的作者断言张艺谋“出卖了中国人”。对张艺谋出卖了中国人的说法,我不能苟同,但他向老外传递了一个不完整的信息确是不争的事实。

        在国际影坛上,有许多优秀的写实主义影片,《泰坦尼克》就是一例。导演的高明之处就是在影片的前半部极力地渲染气氛,这种欢乐的、温馨的气氛通过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达到极致,而这种气氛越浓烈,越显示出影片结尾时的悲惨。当整个巨轮就要沉入海底的时候,那支乐队还在甲板上专心致志地演出,没有一个人惊慌失措,在给人们留下最后一组华美乐章以后,坦然地接受死亡。看到这里有哪个观众不为之动容?!

        前苏联的《小微拉》、《国际女郎》是写实主义影片的力作。前者通过小微拉从一个天真烂漫的纯情少女堕落为玩世不恭的坏女人,揭示了新生代中普遍存在的贪图享乐、好逸恶劳、不务正业、自甘堕落的流行病症,从而唤起整个社会关注青少年的成长和重视青少年的教育。后者是前苏联第一部暴露社会阴暗面——妓女现象的影片,导演通过在苏联已经普遍存在的卖淫现象的公开揭露,向全社会发出提问:为什么在苏联的国家肌体上出现这个可怕的病灶?从而引发观众去探究产生这个病灶的社会根源。

        韩国电影《代理母亲》也是一部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影片真实展示了韩国民间存在的借腹生子的陋习。那种欲爱不能,生离痛于死别 的描绘,在催人泪下的同时,呼唤着人们道德和良知的回归。

        相比之下,我们的电影告诉我们什么呢?

        在我们的电影观众越来越趋于成熟的时下,我们的导演技巧是不是显得太小儿科?

        以这样的影片挺进好莱坞,不走滑铁卢才怪。

        第三, 演员演技的双重平庸

        演员的平庸和演技的平庸,是使观众大跌眼镜的重要原因。

        文革以前的电影尽管有着太多的政治色彩,但是演员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却是可圈可点。前文所列的明星,哪一个都有自己的艺术形象,他们的名字和他们塑造的人物形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赵丹和聂耳,孙道临和李侠,张良和董存瑞,张瑞芳和李双双,白杨和祥林嫂,秦怡和女篮五号,田华和白毛女,王丹凤和女理发师,谢芳和林道静,祝希娟和吴琼花,杨丽坤和金花,王晓棠和金环银环,于蓝和江姐,梁音和老排长,杨在葆和萧继业,仲星火和马天民,陶玉玲和春妮,以及方化和松井,陈强和南霸天,田烈和老和尚,程之和特务连长,项堃和张军长 ------ 。那时在观众的心目中,只要提到哪一个明星,就会立即在眼前浮现出他们塑造的人物形象,而一说到哪个人物形象立即想到是哪一个演员。

        那么现在呢?

        现时的中国,明星多得简直数不过来,几乎是个演员就是星,而且还要加上令人头晕目眩的桂冠:著名影星,巨星,天王巨星,国际影星,国际巨星。然而在这耀眼的光环下,演技实在是一般般,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看看那些巨星,给观众留下几个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可你还别说,演技一般,牛皮挺大。名声小点儿的动不动使点儿小性子,给导演出点儿小难题,上点儿眼药。那名声大点儿的那就耍大牌,动不动就是罢演,单方毁约。有人说现在的影视界也是三突出:突出明星,突出主要明星,突出大牌明星。

        一个优秀的演员,必须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换句话说要有敬业精神。可是我们的演员们有多少人把精力放在提高自己的演艺上?有人说现在多数的演员把精力放在追名逐利上。确实,有许多演员在斤斤计较片酬的同时,热衷于提升自己的知名度。互相吹捧的有之,捉刀代笔的有之,借梯上楼的有之,雇人包装的有之,自我毁容制造绯闻让“狗崽队”炒作的有之,卖身进阶的有之,以性贿赂谋求角色的有之,争风吃醋的有之。试想把精力都放在这上面,还能塑造出优秀的人物形象吗?

        走笔与此,想起一件事来,九十年代,莫斯科电影节在黑海边的旅游城市索契举行,当世界各国的知名演员从红地毯上走过时,电视机前的毛子哥如数家珍,叫着他们的名字。而当两个中国演员走过时,人们显然不知道他们是谁。我问他们:你们知道中国的哪位明星?毛子哥回答:李小龙,成龙。

        二十世纪末,成龙访问莫斯科,其受到的欢迎规格几近部长级待遇,莫斯科电视台向莫斯科观众做了长达一小时的现场采访直播。

        尽管心里有种酸溜溜的感觉,但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成龙虽是港人,可也是咱炎黄子孙啊。

        哎,中国电影哟,叫我怎么说你才好! 
    
      (本文纯属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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