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工代干

李公尚

    一九七五年我被从农村招工进了一个正在建设中的大型国营工厂。和我一同进厂的有一百五十多人，其中六十人和我一样，是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知青”，其他的有二十名退伍军人，三十名大学毕业生和四十名中专技校毕业生。这些大学和中专毕业生，在当时被统称为“工农兵大学生”，是从工厂、农村或军队被推荐选拔后上学的。不同的是当时大学学制三年，中专两年，他们在被推荐上学时，自己不能挑选志愿，全凭组织分配去什么学校和学什么专业。

    我们进厂时，厂里已经从全国各地调进了一千多名职工，大都是一九五八年“全国大跃进”时参加工作的。由于全国各行各业从一九六三年起就没普遍增加过工资，所以这些工人大都仍是二级工，每月工资三十八块钱，被称为“五八二”。相比之下，每年从军队退伍进厂的退伍军人最受羡慕，他们当了三年兵退伍，一进厂就是二级工，每月工资和干了近二十年的“五八二”一样。至于“工农兵大学生”，则属于国家干部。三年制的大学生被定为二十三级干部，每月工资三十八元，和二级工的工资一样。两年制的中专生，被定为国家最低一级的二十四干部，每月工资三十二元，和学徒工干满三年后转为一级工的工资一样。而被招工的知青，下乡四年以上的被定为学徒工第三年的工资，每月二十八元钱，下乡两年到三年的知青，被定为学徒工第二年的工资，每月二十四元钱，下乡两年以下或者没下过乡的待业青年，被定为学徒工，每月工资二十一元钱。我下乡五年，月工资被定为二十八块钱。听说我们厂的工资比其他国营工厂的工资高一两元钱，比集体企业的工人高三到四元钱，我感到庆幸。那时物价便宜，看病不花钱，住房不花钱，孩子上学不花钱，面粉一毛八分钱一斤，大米一毛二分钱一斤，猪肉六毛二分钱一斤，鸡蛋四毛八分钱一斤，芝麻酱四毛二分钱一斤，工资能多几块钱，就觉得多了不少。只是购物很多都凭票证。

    我们进厂参加完一个月的入厂教育，开始分配工种和岗位。厂谚云：“紧车工，慢钳工，敲敲打打钣金工，吊儿郎当干电工。”我一直希望能被分配去做钳工，因为钳工技术全面，不管到哪里都需要。分配工作那天，静候在场的一百五十多名新工人，陆陆续续被叫着名字离开了。去仪表车间的最多，其次是电器车间，再就是去压力车间、动能车间、输变电车间和总装车间的。这些车间的工作都是三班倒。接着是化学车间、材料车间、机修车间和基建工段，也陆续把人带走了。最后只剩下十二名退伍军人和两名工农兵大学生，还有我一名知青等在原地。那十二名退伍军人中，有两名女退伍兵在部队当过卫生员，其他的不是开过气车就是开过坦克，都有技术，貌似心里有数该干什么。那两名工农兵大学生更是神闲气定，只有我忐忑不安。很快，两名女退伍兵被厂医院来人带走了，男退伍兵也陆续被厂汽车运输队和大型机车作业队带走了。这时厂子弟学校、食堂、幼儿园来领人了。负责分配工作的劳资科长让那两名工农兵大学生去子弟学校当老师，然后对食堂和幼儿园的人说，厂领导决定，你们要的人从厂里的老职工中调配，新人不给你们了，回去等着吧，很快给你们调过去。食堂和幼儿园的人抱怨说：“总是给我们调一些老弱病残。”

    人都走完了，我心慌起来。小心翼翼地问正要离开的劳资科长：“还有我呢......”劳资科长看了我一眼说：“跟我走吧！去仓库。先在仓库干一阵，然后再说。”

    “然后再说”，让我心里一直七上八下了好几个月。劳资科长把我交给仓库主任，仓库主任对我说：“厂里的仓库共有六个库房，二十一个仓间，一百二十一项大类，两千二百多种零部件、劳动工具和劳保用品。你先分别去每个库房轮流干一个月，然后再说。”于是我每天就跟着仓库保管员查库对账、收发货品，登记和处理被各车间退货的残次备件。

    一天下班后，厂里的一位设备工程师路过仓库，见我一个人在见空无一人的库房里抄写设备零部件的英文说明书，问我能不能看懂，我说靠着字典连猜带蒙能懂一点。他听了，说今后愿意教我学英语，并送了我一套他上大学时学过的英国出版的“灵歌风”英语教材。

    八个月后，我熟悉了各库房所有各种零部器件、劳动工具和劳保用品的名称、规格、型号、用途和产地等全面情况。一天，厂领导和劳资科长去仓库领劳保用品，我把他们要领的物品干净利索地送到他们面前，他们问了我几个有关设备配件和材料的问题，我轻车熟路地有问必答，他们点点头，带着领到的物品走了，剩下劳资科长对我说：“厂里决定让你当采购员，到上海去。厂办的老蔡在那里，你俩都直接由厂办管。去了跟他好好学。”

    仓库主任对我说：“我早就知道厂里的打算。你这半年多勤学苦练干得不错，一些老保管都不如你。厂里招工时看过你的档案，档案里说你下乡时自学外语，曾帮助日本援建的三十万吨聚乙烯化纤厂检验过外国设备和零部件。了不起啊小伙子，你这种人才不可多得！”

    我没想到我的档案里还记载这些。我下乡插队的村里，有一位日本女人，曾是日本侵华关东军医院里的护士，日本投降时她所在的医院被东北抗联接收，改编为八路军和解放军的医院。后来她和解放军的一名干部结婚留在了中国。文革中传闻她有日本皇族血统，她丈夫被诬为“日本特务”受迫害致世，她被开出公职，无处可去，就带着女儿投奔她丈夫的家乡落户。当时我下乡就被分配在她落户的村里。她公婆因为儿子和她结婚受迫害致死，不接受她，她和她女儿的处境非常艰难。我和她们认识后，经常帮她们干活，听她们讲述日本的事情，她们母女俩教我学习日语，她女儿还帮我学习完高中课程。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两国邦交正常化。一年后，她和她女儿被日本政府派人接回了日本。她们临走专门让我去她们赴日前下榻的饭店为她们送行，留给我一些日语书籍，还有一本《昭和国语辞典》和一本《英日大辞典》，嘱咐我坚持学习。这事被外事部门和公安机关以“涉嫌里通外国”把我登记在案。当时日本为了解决对华赔偿问题，在中国很多地方援建了一大批大型现代化企业。在我下乡的附近，援建了一座大型化纤厂，化纤厂的领导不知从哪里听说我会日语，就借调我去帮助检验进口的设备和零部件。其实我当时的外语水平主要是靠查字典来应付，想不到工厂建成后，上级领导给我所在的公社送去了奖旗奖状，表彰我“为国争光”。为此，我所在的公社和大队各为我多记了两百个工分，年底分粮时给我多分了两百斤小麦和三百斤玉米。

    我被派往上海当采购员的消息，在厂里引起很大轰动。当时能去上海工作或学习，非常让人羡慕。厂里的很多科技人员来自上海，背后说我是“土包子开洋荤”。一起入厂的工人暗地里说我“撞了鬼子运”。厂里政治处的王主任亲自给我上课培训了一周，大讲特讲上海是全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是我们党的诞生地，也是全国工业和经济中心，工业产值占全国百分之四十，产品在全国各地供不应求，还出口到苏联、东欧、朝鲜和越南等国家。你去上海，要时刻保持工人阶级本色，为我们厂多做贡献。一次，他说着说着，突然用手捂着嘴，猥琐地笑着说：“全国现在只有上海女人穿裙子，短到膝盖，白花花的露得很多，走路还搀着男人的胳膊，浪得不得了。你去了可别盯着看，学坏了会犯错误的。”

    当时全国各地去上海，一律要凭省部或地市一级政府开具的介绍信，才能买到火车票和在上海住旅馆。我们厂的级别相当于地市级，但仅凭厂里的介绍信，依然不能买到去上海的火车票，我要先坐火车去省城找省革委（省政府）工贸办公室，换成省革委的价绍信。

    我去省城住了一夜，换好了写有我姓名并盖有省革委鲜红大印的介绍信，回到厂里借钱并办理出差手续，然后去买火车票，一路畅通。那时厂里到外地出差，每天补助生活费六毛钱，住宿费八毛钱。但到上海出差，每天补助生活费八毛钱，住宿费一块二毛钱。厂里给我一次预支了三个月的生活补助费、住宿费、车船费、月票费和电话费等，共三百元钱。还说以后会定期给我汇款。哇！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么多钱！

    从我们厂去上海，先坐几小时慢车到省城，住一夜，再换乘第二天一早去上海的直达快车。我是工人，不享受干部待遇，不能报销卧铺车票，一路上只能坐硬座。上了快车后我发现快车车厢里的硬座是软包皮的，比慢车舒服多了。我突然觉得我像放飞的鸟，自由飞翔在了天空。

    坐了近二十个小时的火车，到达上海北站后，我扛着旅行包去挤公交车，被排队的上海人骂“憨头外地人勿来赛”，我这才知道，在上海无论办什么事都要排队。在产生“一拥而上”、“前呼后拥”和“争先恐后”成语的中国历史上，排队一直为中国人所不屑。到了上海，所见一切井然有序，整洁文明，心中顿生敬畏，感叹上海不愧是全国首善之区。

    我小心翼翼地转了三次公交车，按照厂里给的地址，找到了老蔡住的旅馆。老蔡是厂里的工程师，因为家在上海，所以从一建厂就被派到上海常驻，已经来了一年多。不过旅馆的人说白天从来见不到他，也不知他在干什么，只有夜晚他才回旅馆来洗澡睡觉。

    我拿出省革委的介绍信给旅馆的人看，旅馆的人说他们不认介绍信，只凭“上海市革委外地来沪人员接待处”开具的住宿单接待住宿。他们告诉我，外地人来沪，要先去位于北京东路的外地来沪人员接待处，用介绍信去开住宿单。省一级政府的介绍信最好用，能优先挑选旅馆。去开住宿单时，可以要求住他们旅馆。当时各旅馆的价格都是政府统一定价，四人间每个床位每晚六毛或七毛钱，三人间每个床位八毛钱，双人间每个床位一块钱。单人间每晚一块五，老蔡常驻，打折包了一个双人间，旅馆的人告诉我，老蔡不会和我同住一个房间的，因为经常有女人——可能是他妻子来这里过夜。

    位于北京东路的上海市外地来沪人员接待处的大厅里人山人海，分别挤在四个接待窗口前面。每个窗口上分别标有：“省介绍信接待口”、“地市介绍信接待口”、“县级介绍信接待口”和“其他目的来沪接待口”。省介绍信窗口前排有二十多人，地市级窗口前排队排到了大厅门口，县级窗口排队的人排到了大厅外面的大街上，很多人干脆沿墙边铺了凉席躺在地上睡觉，据说排两天两夜才能住上旅馆。“其它目的来沪接待口”似乎从来就不开。接待处每天上下午各开两小时，他们要等上海市各旅馆每天上午和下午分别汇总来的空房情况才能决定开多少住宿单。持省级介绍信可以优先挑选住在黄浦区北京东路到金陵东路之间黄金路段的旅馆，而持县级介绍信可能被安排到虹口、闵行或杨树浦一带去住。

    我排了几个小时的队，到窗口递上介绍信，要求安排我去位于大世界附近的浙江路上老蔡住的那家旅馆住，窗口里的人拿着一本厚厚的记录簿翻了翻，说那家旅馆没有空房，问我住附近其它旅馆行不行，否则就明天上午再来看看。我连忙说那请安排在离那家旅馆最近的旅馆吧。窗口里的人听了，在我的省介绍信上盖了一个“已安排住宿”的章，开具了一家旅馆的住宿单，我如获至宝地离开了接待处。

    我下榻的旅馆离工人文化宫很近，旁边就是浙江路电影院。我住的是双人间，同房间的住客来自天津，也是一个大型工厂的采购员。见面后一阵寒暄，他说我不像是采购员，因为采购员应是干部，很多是大学或中专毕业，而我的年龄不过二十岁出头，资历不够。我未予解释，他便开始教我在上海怎样做人。我耐心听他教训了两个多小时，不无裨益。他见我学而不厌，就说：“看来你是以工代干，说明你在厂里混得不错。”我问什么叫“以工代干”，他说：“工厂的干部编制少不够用，许多应由干部做的事只好让一些有能力的工人来做，就叫以工代干。我听了点点头。他说：你现在马上去买一张上海市区图和满天飞，这是来上海的采购员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我问他什么叫“满天飞”，他说满天飞就是上海全市通用月票，六块钱一张，可以走遍大上海的每一个角落。上海的公交系统在全国最发达，任何一辆公交车都能和另外的公交车相衔接，不用走路，就地换车，就能到达你要去的地方，这一点连北京和天津都比不了。只是满天飞太贵，很多上海人都买不起，外地人更不用说。

    我买了“满天飞”，在上海到处转了几天。一天，同房间的天津人问我在上海能不能吃得惯。我说这几天我在饭馆里经常吃阳春面、生煎包、大饼卷油条，有时也来一碗雪菜肉丝面。还有上海的各种点心丰富多彩，让人一见垂涎，很多我过去连见都没见过。两毛钱半两粮票就能买一份，换着花样尝，大饱口福。天津人听了，不屑一顾地说：“吃饭馆太贵，发的那点出差补助都给吃进去了。”我说：“食品都由政府统一定价，有什么贵不贵？”天津人说：“你还太年轻！这样吧，晚饭我带你去一家食堂吃，你请我吃一碗猪肉大排面。”

    晚饭时，天津人带我去了一个街道食堂，食堂里的人看了我的省介绍信和附近旅馆的住宿证，就给我办了一张食堂就餐证，让我先买五斤粮票和十块钱的饭票。我看了看食堂黑板上的菜谱，鱼肉都有，花样不少，价格比外面饭馆便宜三分之一。天津人说：这些街道食堂是上海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办的，一直办到现在，专门服务于上海市民。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上海人瞧不起外地人了吧？上海市民有特供。你还没去过上海的工厂吧？工厂食堂里的饭菜比外面饭馆便宜一半，花样品种更多！后来我发现，在各个街道食堂就餐的，除了街道居民，很多都是各地来沪常驻的采购员。我住的旅馆里有二十多名采购员，都在街道食堂用餐。

    一个星期后我终于见到了老蔡，他说他刚从浙江回来。他问了我来沪后的情况，说今后上海这边工厂的供货由他负责，他是上海人，会说上海话，对上海也熟悉。江西、浙江、江苏、湖北等地工厂的供货由我负责，只发电报不行，要经常去跑。不久，和我同住一个房间的天津人听说我要去江西南昌的洪都机械厂，就说他正好要去趟江西电机厂催货，既然我去南昌，就顺便替他去一趟江西电机厂帮他催货。他给了我两斤花生米让我带到南昌去替他送人，然后说：你们厂那个上海人采购员太会算计，离开上海到外地出差，每天的生活补助费比在上海少多了。他让你跑外地，经常坐长途车受罪不说，报账要少报不少钱呢。

    当时全国实行计划经济，各企业之间的物资流通全靠计划调拨。工厂需要的原材料、设备和备件等，要写报告呈报国家计划部门，计划部门批准后，给生产这些物资的工厂下发计划调拨单。各工厂采购员的工作就是拿着调拨单副本去生产厂家催货和验货。当时全国商品都是求大于供，供不应求，很多生产厂家的计划科门外，每天都有十多名外厂的采购员等着要求供货。那时还不兴请客送礼，但是送大枣、花生等土特产还是有的。我不吸烟，但厂里每月给我报销一条“大前门”牌的香烟用以交际。大前门牌香烟在当时算是高级烟，每盒三毛五，那时送烟最多送一盒。那个天津人让我代他去催货，就是因为他每月报销的香烟费都让他自己抽完了，他让我用我报销的香烟帮去他打点。

    到了上海我继续自学英语和日语。旅馆附近的黄浦区图书馆、工人文化宫阅览室、上海市业余大学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为我打开了一扇扇通往理想的窗口。那里的书籍非常丰富，很多在外地被列为禁书的图书，在那里也能借到。我在上海近三年的时间学完了英国“灵歌风”全部教材，把美国“朗门”大词典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当时中国的家庭都没有电视机，上海的各个街道和弄堂每到晚上都摆放一台黑白十二寸的电视机让居民看节目，这在当时全国各地也是奇闻鲜见的。住在旅馆里的采购员们也都喜欢去看，这让我有机会留在房间里大声朗读英语和日语。

    三个月后的一天，我从武汉返回上海的旅馆，一进房间发现一位陌生人坐在屋里，天津人不见了，问起来才知他是沈阳来的采购员。我问原来住在这里的那位天津人去哪了？他说不清楚。我去打听旅馆的人，旅馆的人说那位天津人前几天在街上倒卖“工业券”，被派出所抓去，打电报让他厂里来人把他带回去了。

    我恍然大悟，难怪这个天津人几乎每月都回天津一次，每次都帮别人捎带大量外地人根本买不到的商品。我问他谁给他报销路费，他说多往回捎点东西，车票、吃喝、抽烟就都有了。那时上海各商店的商品物美价廉，羊毛衫、化纤布料、皮鞋、手表、各类新颖漂亮的服装、精巧的日用品等许多东西在外地都见不到，外地人来到上海也买不到，因为购买这些商品需要“工业券”，这种票证只定期定量发给上海本地人。外地人来上海，受很多亲友委托到上海来买东西，一些采购员为了购买这些商品，就想方设法搞票证。我住的旅馆旁边的浙江电影院周围，就是一个倒卖票证的黑市。据说那天那位天津人是在私买票证和人讨价还价时被抓的。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去世，上海市许多街道实行戒严，各厂的工人民兵发枪在街上巡逻，遇到外地人都严格盘查，说不清楚来历，就会被抓进民兵纠察队仔细审查。好在我持有省革委的介绍信，成了我晚上从阅览室回旅馆的通行证和护身符。

    十月六日晚上，我路过南京东路回旅馆，遇到街上有人在刷贴大字标语：“打倒王张江姚四人帮”，很多路人见了，纷纷躲避。我出于好奇，上前问王张江姚是谁，贴标语的人看起来很紧张，顾不得多说，抓紧继续张贴标语：“打到王洪文，火烧张春桥，油炸江青，生煎姚文元”。我看得心惊肉跳：这不是反革命吗？这时突然来了两卡车持枪的工人民兵，把贴标语和围观的人全部包围起来。一位领头刷标语的人大声说：“你们想干什么？现在王张江姚在北京已经被抓起来了，我在北京的中央里有人，他们打电话来了，你们还想跟着四人帮跑吗？带头的一个工人民兵二话不说，用手中的手电筒猛砸那人的头部，大声命令：把这些反革命全部押到工人民兵指挥部去。于是贴标语的人和我们围观的一共二十多人被逐一被用绳子五花大绑，串在一起，押上了卡车。刚被贴好的大标语被撕了下来。

    到了工人指挥部，被抓的人逐一受审。我被提审时拿出我的省介绍信，说明我是外地来的，当时恰巧路过那里。审讯的人不信，说我是外地来串联的反革命分子，连夜打长途电话给我们厂，宣布我是现行反革命，让我们厂火速来人把我带回去进行群众管制。

    我被关起来等着厂里来领人，两天只给喝了一碗米粥。第三天一早，我被一阵敲锣打鼓的喧闹吵醒了，起身到窗前一看，大街上贴满了打倒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大标语，而关押我的工人指挥部里早已空无一人。我试着下了楼，也没人阻止，就顺着大街回旅馆，只见街上到处是兴高采烈的游行队伍，我心情不由一阵激动，也参加进了一队游行队伍。

    三天后我们厂保卫科的科长带着两个人来接我回厂，我要去买火车票时，厂里打电报给我，说我无产阶级觉悟一向很高，是反四人帮的英雄，需要继续留在上海工作。保卫科长见了电报，松了一口气说：“我们三人一路上都在考虑怎么把你给弄回去。现在好了，我们可以在这里多玩儿两天。要不是这次来抓你，我们一辈子都没机会来看看大上海什么样。”

    一九七七年十月，国家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突然感到全身热血沸腾，立即写信要求回厂。此时老蔡因为在上海同时和两个女人恋爱，让两人都怀了孕，被其中一位告到派出所，被定为反革命强奸罪，让厂里派人来把他给带回厂里去了，因此厂里不同意我回去，让我继续留在上海工作。为此，我没有赶上一九七七年全国高考。

    一九七八年四月初，在我多次强烈要求下，厂里终于派了一位家在上海的工程师来接替我，我回到阔别已久的工厂。回厂后正赶上一九七八年高考招生报名，招生包括大学和研究生。当时中国的研究生很少，很多人都不知道研究生是干什么的。我看招生简章上说研究生学制三年，就误以为研究生相当于大专。为了保证上学，我就稀里糊涂地同时报考了大学和研究生，大学报考日语专业，研究生报考英语专业。不久，县招生办给我们厂打电话，问我到底是考大学还是考研究生，我们厂接电话的人也闹不清怎么回事，模棱两可地说：“可能都考吧。”县招生办的人似乎也搞不清能不能都考，就说：“研究生考试是五月底，大学考试是七月份，那就让他先做好考研究生的准备吧。后来我听说，我是那年高考全国唯一一个拿到两张准考证的人。

    研究生考试要到省城去考，我这才弄明白；报考研究生需要大学学历或者相当于大学学历。五月底我还是硬着头皮去省城参加了考试，记得其中有一道题是：举例分析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之间的不同。我一连举了二十几条《朗门美国大辞典》中的例句和英国《灵歌风》教材中的例句来比较分析二者的异同。

    到了七月，我又参加了国家恢复高考后第一次全国统一考试。那年高考外语是加试，不计成绩。我要求加试日语，很轻松地答完了试卷，考题对我来说太简单。参加完考试，厂里又让我回上海继续当采购员。劳资科长对我说：“你看咱们厂条件多好！上完大学也不一定能分到咱们厂。咱们厂大学毕业生多了去了，不少人都想去上海当采购员，都去不了。你现在不用上大学就去上海当上了采购员，还去上什么大学？我知道你对以工代干不甘心，不就是还差个干部编制吗？过一两年有机会了，我给你申请指标，把你转成干部就是了。”

    九月初，我从浙江一家工厂催完货回到上海的旅馆，一进门，旅馆的人就对我说：“你们厂让你打电话回去，说有急事。”我听了便连忙打电话回厂，厂办一名接电话的干部对我说：“你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有两份呢，都是北京的大学，一个是日语系的，另一个是英语专业的。厂领导让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想去，就不用回来了。”

    几天后，我回到了厂里，领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研究生复试通知。于是我决定先去北大报到上学，等到十二月初研究生复试时，再去参加复试。如果能通过复试，就直接读研究生。通不过复试，就继续读大学。

    结果，我通过了复试。很多人听说我要去读研究生，就问我：你考上了北大，放着好好的大学不上，为什么要去读三年制的大专研究生。我听了哭笑不得。我从一九七0年十五岁初中毕业，因家庭原因上不了高中而上山下乡，在农村和工厂干了八年，从一个初中毕业生一步考上了研究生，连我当教授的父母都不相信。

    一九八一年，我研究生即将毕业时，学校准备让我留校，没想到几周后我被招进了国家外经委。

   （本文根据当事人回忆采写）

    2022年8月14日

于美国弗吉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