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脚

 

                                                             李公尚

 

那年临近春节，一起下乡的“知青”们，陆续带着生产队分的花生，青豆，萝卜，白菜回城过年。我正准备走，接到父母来信，说春节期间他们都下厂下乡下部队，去“为工农兵送医送药”，没人在家过年。我只好留在村里。

 

腊月二十三那天，我裹着被子坐在冰冷的炕席角落里写信，本队社员赵德江来了，问我想不想“外出转转”。赵德江比我大几岁，是个孤儿，经常来“知青集体户”玩儿，爱打听城里人的生活。有时和知青一起干活到深夜，就挤在“集体户”里睡。进入腊月，他和队里的几个社员，推着独轮车，到几十里外为一个陶窑运货，把盆罐缸瓮之类运到县供销社或集市上卖，每天能挣七八毛钱。那时在生产队劳动，一个工才一两毛钱。没白没黑地干，年终结算，靠工分分粮，不够全年吃。

 

当时大队正在批“资产阶级法权”，割“资本主义尾巴”。我问他你不是刚被叫回来，怎么又往外跑？言下之意是指前天生产大队开批判会，他在会上刚深刻沉痛地做完自己搞资本主义，外出单干为个人挣钱的检查。

 

赵德江听了哈哈大笑，从怀里掏出一张纸，让我看：是一封大队开具的介绍信，介绍他“外出为贫下中农服务”。

 

他说：“前几天大队干部到公社开会，公社批评他们农闲不组织搞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放任社员外出单干挣钱。他们挨了批，只好回来开批判会。但批判完了，照样给我开介绍信。”听他这样说，我想起前天的批判会，大队干部满脸严肃，但在批判“少数社员”有“资本主义尾巴”时，轻描淡写，明责暗褒。赵德江代表“少数社员”做“深刻检讨”，台下社员交头接耳，羡慕不已。原来这是周瑜打黄盖。

 

赵德江告诉我，这段时间其他社员都在家忙年，不愿外出。他不想待在家里。听说我没回家，一个人待在宿舍，就想约我一起到外面去挣钱。他说现在走亲串友的人多，在县城车站能找到拉脚的活。

 

他说的“拉脚”，是让我和他去生产队每人借一辆独轮车，去县城车站运送行人。他说他已和生产队谈妥，不管能不能挣到钱，每天每辆车都向队里交五毛钱。他笑嘻嘻地说：“只要向队里交了钱，就算为集体出工，不属于资本主义。”

 

我有些犹豫。他对我解释说，我们每人每天再差，也能拉到一个脚。路远的，超过五里地，我们就要五毛钱，五里地以内我们要三毛。每天只要能拉到两个脚，就有的赚。要是超过十里地，我们就要一块钱。闲在家里白吃干粮，不如带着干粮一边吃一边挣钱。

 

我担心我推车技术不好。赵德江呵呵一笑说：没事！上个月咱们出伕到公社修水库，我见你推六七百斤石头和土方，推得很稳。推人时只要注意让人坐的一侧往上翘，别让人翻下去。

 

赵德江和我去生产队借车，他顺手从队里拿了毛笔墨汁和半张红纸。回到“知青集体户”，把红纸裁成三角形，做成小旗，让我在上面写“贫下中农为人民服务运输车”，插在每辆独轮车上。晚上，他回家扛来被子，和我住在一起。我们点火起灶，蒸了四十多个玉米面贴饼，分别包在两个包袱里。第二天天不亮，我们把各自的被子用草绳捆在车上，带了个盛水喝的瓦罐，悄悄出了村。

 

县城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设在一起。冒着寒风，我们奔了二十多里赶到那里，见拉脚的人很多。他们把独轮车竖在墙边，三五成群聚在结了冰的车站广场上，不停地往手上呵着热气，跺着双脚，有些用纸片卷上烟叶，互相让着，边抽边聊。

 

赵德江和我把独轮车顺墙放好，朝一堆拉脚的凑过去。赵德江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哥们，今天买卖看不看好？”

 

“难说，第一班火车还没到。哪个大队的？”一个身材魁梧的壮年“哥们”答话。他身边的“哥们”都围了过来。

 

赵德江指指我，又指指他自己，说：“白桥公社赵庄大队的。你们是哪个大队的？年终决算分得好不好？”

 

壮年汉子下巴一杨，仿佛指示方向：城关公社董家大队的。这几位有大周庄的，有刘家河的。我们大队今年还行，够吃。这不，年前出来挣几个现钱，怕队里知道 ——抓得紧，不让单干。你们出来要不要向队里交钱？。

 

那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单纯亲和，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几句话下来，便是熟人，开始热烈谈论收成分配，婚丧嫁娶。人们普遍信奉“勤俭致富”，“苦干能过关”。

 

一声汽笛长鸣，当天的第一列客车进站了。人们不约而同向出站口凑过去。尽管拉脚的人多，但并不争抢。顺着客流，随缘而遇，随遇而行。

 

赵德江很快拉到一个脚。一位中年妇女，背了两个大包袱。赵德江把被子铺在独轮车一侧，让中年妇女坐上，把两个包袱放在另一侧，脱下自己的棉袄盖在中年妇女脚上。然后把车袢套在肩上，推起车冲我一笑：“去大王庄，七八里地，头晌能回来。”

 

我转了一上午，没拉到一个脚。中午赵德江回来了，披着袄，里面的单褂向外冒着热气，笑哈哈地对我说：别急，先吃饭。下午准有活。我看了列车表，到晚上还有五六列客车到站，长途汽车一天就两趟，两点以后就没车了，那些下了火车坐不上长途汽车的，会找车送。

 

他和我蹲在一个向阳的墙角上，拿出冻硬的玉米面贴饼，裹在包袱里糅碎，轮流用手抓着填进嘴里，搅拌沙粒一样往肚里咽。吃噎了，我捧着瓦罐，去候车室的盥洗室接水喝，赵德江追了进来，嘴里含糊不清地说：“有活，跟董大哥送人，去城西高庄。七八里地，董大哥讲好了价，一辆车五毛钱。”

 

“董大哥”就是早晨认识的董庄大队的壮年汉子。他刚拉到一个脚，一家五口，带着八九个包袱。一辆独轮车坐不下，见赵德江蹲在墙角吃干粮，就让赵德江和他一起去。赵德江说我上午没拉到活，让我跟他去。

 

董大哥的车上坐两个大人，捆五个包袱，走在前面。我车上坐三个孩子，捆了四个包袱，跟在后面，一溜小跑上了路。这是我第一次长距离不停歇地推独轮车，有些紧张，怕跟不上。董大哥走起来很轻松，在沙石路面的公路上，健步如飞。

 

下了公路，高低不平的乡间土路让我步履艰辛。套在肩的车袢勒得肩膀酸胀，脚上的线袜滑到脚底磨得脚疼。董大哥觉出我离他越来越远，就对车上的两位旅客说：“大爷大娘，后面的伙计车上行李松了，我停下帮他紧一紧，免得丢了。”

 

董大哥停了车朝我走来，一边用棉袄前襟擦脸上的汗水，一边对我说：“小哥别急，停下喘一口。看你的棉袄都湿透了—— 你最好把单衣穿在里面，棉袄穿在外面，热了方便脱。”

 

我停下车整好鞋袜，脱下棉袄。董大哥把我的棉袄盖在孩子腿上，回到他车旁说，“大爷大娘，我给孩儿们盖得很暖和，咱们继续赶路罢。”

 

冬日的夕阳有气无力，染得乡间原野昏黄惨淡。有自行车从身边掠过，铃声单调刺耳。董大哥不甘寂寞，大喊道：“后面的小哥，俺吼两嗓子，你接末茬。”说着，扯起浑厚的嗓子，用当地流行的旋律，吼唱起动听的小调；

 

“你说那个年啊，它转眼到眼前——”

 

我 “接末茬”，跟着吼；“嘿哟，嘿哟，嘿哟，它转眼到眼前。”

 

“除夕的年夜饭阿，年年他吃不烦——”

 

“嘿哟，嘿哟，嘿哟，年年他吃不烦。”

 

两位年轻姑娘骑着一辆自行车，从后面赶上来，紧锣密鼓地响着铃铛，催着让路。老董往旁边一让，接着唱：“你说孩儿他娘啊，走路咋那么忙 ——”“嘿哟，黑哟，嘿哟，走路咋那么忙？”“咱俩一道走啊，好日子长又长 ——”

 

两位“孩儿他娘”显然不愿“一道走”，红着脸，紧蹬两步，擦身而过。后座的一位一甩头，口水啐在董大哥脚下，露出“孩儿他娘”的娇嗔，董大哥乐得哈哈大笑。

 

返回车站，天已黑了。一个拉脚等活的问我；“小哥是赵庄大队的吗？”我回答说是。他说“你们队的赵小哥刚拉了一个脚，往城南去了。他让我见到你，给你传话，晚上到城关外的南饭棚子见。”

 

“南饭棚子”，是为赶车拉脚的人设的饭铺，旁边是车马店。见到赵德江，我们拿出几个贴饼，一人花五分钱，让饭铺用白菜汤烩成两大碗“粥面”。赵德江端起热气腾腾的大碗，心满意足地说：“辛苦一天，吃上一口热的，真舒服 —— 饭铺大嫂，你真好！”

 

“饭铺大嫂“听了，仰头哈哈一笑：说；“两位小哥，菜汤管饱，不够再来盛 。那边几个远路的大哥，也过来喝菜汤 —— 你们这些男人啊，过年也不守着‘屋里的’歇两天。寒冬腊月的还往外跑，你们‘屋里的’被窝可要凉喽！”

 

“几个远路的大哥”是赶马车运货的。他们端着碗，嘻嘻哈哈地凑过来，说：“不怕，小嫂子，多年的被窝凉不了。倒是怕你这里没人给俺暖被窝哩。”

 

“小嫂子”听了，快活地拿起汤勺抡他们，嘎嘎笑着说；“你们这些男人，到哪都一样，一点儿正经都没有。”

 

吃完饭，赵德江和我商量，白天累了一天，晚上就住这个车马店。于是我们每人交一毛钱的住宿费，五分钱的烤火费，停好车，抱着被子走进通铺睡房。 

 

睡房是一个长方形的大筒子屋。沿墙四周，铺着一圈秫秸和麦草，中间生着半人高烧煤的土炉。其中一面墙上，写着一个“女”字，那面墙边的秫秸麦草，是供女客睡的，已和衣躺着几位妇女。其他三面墙边，男人随便挑地方，铺盖铺在秫秸麦草上，席地而卧。

 

我和赵德江铺好被子，饭铺大嫂一手提着一桶热水，一手提着一只木盆，腋下还夹着几本旧书进来，粗声大气地喊：“累一天了，轮着烫烫脚吧。你们有识字的吗？这里还有几本书，给大伙儿念念，大伙儿听困了，好睡觉。”

 

“小嫂子来给暖暖被窝。”住宿的男人们和饭铺大嫂逗乐，饭铺大嫂笑骂着追打他们。打闹完了，她看看屋里的每个人，然后指着我说：“这位小哥，细皮嫩肉像个识字的。给大伙儿读书听吧。”说着，把木盆放在我面前，倒上热水，说：“你先烫脚，边烫边念。我这辈子不识字，就喜欢文化人，爱听文化人读书。”

 

那几本书是《林海雪原》，《烈火金钢》，《平原枪声》，最下面一本是《水浒传》。饭铺大嫂说：“这本是刚找来的，现在上面批林批孔批宋江，宋江的书就让读了。上次一个文化人住这，读了两章，说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想招安。我看啊，招安过日子，也没什么不好，总比打打杀杀强，怎么上面就批他呢？”

 

一个住客插嘴说：“上面批宋江，是因为宋江和皇帝的小老婆李师师偷着好，瞒着皇帝，给她下了钟。皇帝的小老婆生下儿子做了小皇帝，宋江等不及小皇帝长大，就抢班夺权。传达了武装起义工程纪要的假圣旨，命令用飞机炸皇宫 —— 哎，不对呀！那时怎么就有飞机了？难不成比现在还先进？”

 

众人快活地笑了，欢乐的气氛弥漫在空中。我脱下鞋袜烫脚，饭铺大嫂一看我的脚，大呼小叫起来：“我的小哥哟，你是怎么拉脚的哟？这满脚都是泡。能跑得动吗？”

 

饭铺大嫂把我的脚轻轻放进热水里，一边给我搓脚，一边听我读书。睡房里三十多位男女，都静静地坐起身，屏声静气。从他们敬慕的目光中，我突然体会到“唯有读书高”的真谛，证明“知识青年，大有作为”。我烫完脚，饭铺大嫂从她脑后的发鬏上取下一根针，帮我把脚上的水泡一个个挑破，然后为我揉捏肿胀的肩膀。嘴里不停地叹息：“要是不下乡当‘知青’，小哥哪吃得这般苦哟？”

 

第二天我拉了三个脚，晚上和赵德江又住在南饭铺子车马店。饭铺大嫂欢天喜地说：“文化人一般不住俺这里，住这里的大都识字不多，读不了书。你们来，我就有书听。今晚给你俩煮姜汤喝，多放点我留了一年多的麦芽糖。”

 

越近年关，拉脚的活越多。腊月二十八，下了一天大雪，长途汽车停运。晚上很多旅客住进车马店，忙坏了饭铺大嫂。她乐哈哈地一边烧水做饭，一边热情地给旅客和拉脚的搭线。一对母女第二天去罗店，让赵德江送，问出多少钱。饭铺大嫂说：罗店有五十多里地，雪大，明天一早走，当天回不来，送一趟要五块钱，路上再给他几个白面馒头，让他填填肚子。另外一对夫妇去高丘镇，让我送。饭铺大嫂说：高丘镇是四十里外的邻县，路不好走。至少要四块钱，路上也要补他几个白面馒头，让他换换口。

 

第二天一早，我冒雪推旅客上路。饭铺大嫂追出来，往我怀里塞了两根胡萝卜咸菜，大声嘱咐：这位小哥，明天早点赶回来，过年了，我给你烩馒头吃，多放猪油和白菜，还有粉皮。你天天吃贴饼子，过年该享两吨口福。

 

我送的一对夫妇，男的姓王，是一位公社干部。路上聊天，听说我是“知青”，严肃起来，批评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彻底，不应外出单干搞资本主义。我说生产队分的粮食不够吃，年节出来挣几个钱，回去上缴队里买返销粮吃。

 

王干部听了，口气愈发严厉，说：国家有规定，每个知青每年至少于分五百斤粮。你一个人吃，怎么还不够？我解释说，五百斤是毛重，包括麸皮和籽糠，我现在干活多消化快，每天吃两斤纯粮都不够，五百斤毛粮哪够吃一年？

 

走了一阵，王干部问我对批林批孔评水浒有什么看法。我按报纸电台的口径回答他，他翻了翻白眼，问我孔老二的要害是什么？我答“克己复礼”。他摇摇头说：难怪你搞资本主义单干，因为你不认真看书学习，没弄通马克思主义，没有阶级觉悟，不知道要害是什么。孔老二的要害，是他说“唯女人和小孩难养”。这话是和我党的政策唱对台戏。妇女是半边天，小孩是祖国的花朵和未来，怎么能说难养？

 

我忍不住想笑，王干部一眼瞥见，颇为得意。继续夸夸其谈：当然，现在有些妇女存在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结婚非要男方送“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的彩礼不可，这些都是歪风邪气！我党对这种不正之风是要打击的。例如提倡晚婚晚育，男二十七岁，女二十五岁才让登记结婚，就是治她们的好办法。女人年龄一大，就怕嫁不出去。到了二十五岁，等不及了，一心急着结婚，就顾不得向男方要采礼。再说，女人一旦让男人睡了，就不难养了。她们的神秘都没有的，还值什么钱？说着，他斜眼看看坐在身边的妻子。

 

一整天公路上很少见人，广阔天地唯余莽莽。我推着独轮车，费力地向前迈一步，脚下向后滑半步。车轮压在雪上，吱悠吱悠响。王干部夫妇着急回家，中午时分也不让找车店吃饭。他们坐在车上分吃带的糕点。我肚子里饿得咕咕叫。下午，他们觉得脚冷了，下车走了一段路，我得以一手扶车把，一手抓干粮往嘴里填。

 

晚上我把王干部夫妇送到家，王干部掏出两块钱，对我晃了晃说：你是“知青”，出来搞资本主义单干，破坏了大好形势，应该受到批判。我不揭发你，是给你一个改正的机会。所以给你两块钱就不错了。赶快拿着走，以后不许再搞资本主义，要不我叫民兵把你抓起来。

 

王干部的妻子有些过意不去，追上我说：多给你两个白面馒头吧。一个有半斤，硬面的，路上吃了顶饿。要不，你们那穷大队，什么时候见过白面啊？

 

赶回南饭铺子，已是除夕黄昏。所见之处，家家贴春联，户户冒炊烟。人人欢出喜进，个个净衣洁帽。饭铺大嫂一见我，回嗔作喜道：“我的个天啊，小哥你可回来啦！一下午赵小哥过来问了好几次。不见你回来，他着急。今天店里就剩下你俩了，下午他还要出去拉脚，让我骂了一顿，现正在睡房躺着呢 —— 赵小哥，你家小哥回来啦。”

 

赵德江闻声过来，彼此相见兴奋不已。饭铺大嫂说：“我先给你们煮姜汤喝，多加点我留了一年多的麦芽糖。今晚咱就一起吃，我那口子送年糕来，你俩也尝尝，算是过年。吃完给我读书听，多读两章，直到困了为止。”

 

除夕之夜喜气洋洋。“赵小哥”和饭铺大嫂的孩子们在街上“吃糖糕，放鞭炮”，饭铺大嫂和她“那口子”，双双披衣坐在暖暖的炕席上，静静地听我读书。我边读边嚼着饭铺大嫂“留了一年”的麦芽和地瓜熬制的糖筋，还有炒黄豆，一逞口舌之快。每读完一章，饭铺大嫂便快活地手舞足蹈，急着要听“下回分解”。她“那口子”“叭哒吧哒”地抽着火红的烟袋，慢悠悠地让我停下，说歇歇再听。后半夜，屋外欢声笑语的拜年声此起彼伏，饭铺大嫂长舒一口气说，“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五更了，新一年了，我去煮饺子。今年这年过得真好，一辈子也忘不了。

 

过了正月初五，“知青”们陆续返回。我和赵德江商量回队，赵德江说：这两天，遇到去咱那边的旅客，咱就拉脚顺路回去。

 

正月初八，我遇到一位刚下火车的城里女人，去东周大队。东周大队属于清远公社，但离赵庄大队不过三四里，我正好能顺路送完她回生产队。

 

城里女人和我讲好价，我把她的两个旅行包放到车上，铺好被子让她坐车。她说她女儿去买东西了，等她回来一起走。她看看我的被子，嫌脏，用脚踢到一边。我说不垫被子坐久了屁股硌得疼，她皱皱眉头，让我挑看上去干净的一面铺好。一会儿，她女儿来了。我抬头一看，原来是一起下乡的“知青”姚惠敏。

 

姚惠敏开始也在赵庄大队下乡。后来她参加公社宣传队，住到公社里。很快，她和公社武装部长熟了，就让公社武装部长推荐她去当兵。她母亲听说后，多次从省城赶到公社，给武装部长送礼，不久和武装部长有了暧昧关系。后来，姚惠敏怀孕了，事情搞乱了，姚惠敏的母亲就控告武装部长强奸她女儿，引起上面重视。地区革会委为了打击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行为，保护“知青”利益，把公社武装部长判了重刑，将姚惠敏改到清远公社下乡。

 

我朝姚惠敏点头微笑，姚惠敏没抬眼皮。我想和她打招呼，她那漂亮的睫毛，忽闪一掀，目光飘向别处。坐到车上，她悄声对她妈说；“这个拉脚的土冒，长得很像赵庄大队的一个知青。要是穿得像样点，真能让人搞错。刚才冲我笑，真不要脸。”听她这样说，我知道她没想到是我。当时我蓬头垢面，棉袄的肩膀磨得露出棉絮。双手手背冻得又红又肿，伤口累累。双脚的脚趾头顶破了胶鞋，血迹斑斑。

 

姚惠敏的妈妈回头看了我一眼，对姚惠敏说，刚才我听他口音倒不像是本地人。说着，扭头又看了我一眼，问我是那个公社的。我犹豫着，说是白桥公社的。姚惠敏一听，一下从车上跳下来。车子重心一偏，她妈坐在另一侧没有防备，翻到在地上。

 

我赶紧放下车去扶姚惠敏的母亲，同时和姚惠敏打招呼。姚惠敏惊讶地瞪着我。她妈恼羞成怒，破口大骂。姚惠敏赶紧制止她。

 

姚惠敏的母亲见我和姚惠敏认识，又坦然地坐上车，同时催促姚惠敏也坐上车。姚惠敏不好意思坐。我说：“没关系，就当我是‘土老冒’，咱俩谁也不认识谁。再说，反正我也是顺路回生产队。”她妈听了，眼睛朝我一斜，面无表情地说：我是惠敏的妈妈，送惠敏回生产队。既然你们都是下乡知青，怎么还向我们要钱？你这不是搞资本主义吗？你们这农村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跟小农意识学不出好来。你要是为人民服务，就不能收钱。快送我们去东周大队！

 

我无言以对，茫然地点点头，推起她俩赶紧上路。

 

新年后的原野生机盎然。放眼望去红旗招展。蓝天白云之下，队队社员挥锄种田。离村半月，竟有近乡情怯之感。集体劳动的场面催我加快步伐，回队去挥霍火热的青春。突然，身后由远而近，传来一阵动听的小调：

 

你说那个年啊，它转眼就过完。

 

年后是新春啊，它寒冬变春暖……

 

董大哥推着一件旅行包赶了上来。我气喘吁吁地问：“董大哥，今天拉脚怎么只运货物？这么轻快要去哪啊？ ”

 

董大哥看到我，豪迈地说：“今天遇到件喜庆的事儿。在车站我拉了两位解放军同志的脚，他们不好意思坐车，只让帮着推行李和带路，钱照给。”说着，他转头示意：“就是后面两位穿解放军干部服装的，去白桥公社看孩子。孩子是知青。因为他们过年不放假，孩子就没回家过年。现在他们休息两天，就坐火车赶来，给孩子去送吃的。”董大哥说着，继续迈着大步，欢快地奔前走了。

 

不一会儿，跟在董大哥后面的两位解放军同志也赶了上来。我歪头看去，一男一女。猛然觉得有些诧异，转头细看，大吃一惊。原来“两位解放军同志”，是我父母。

 

我不由自主地停下车来。我父母无意中看了我一眼，和我对视时，一下认出了我。惊讶之余， 潸然泪下……

 

 

 

 

 

 

 

                                          2012年11月3日

 

                                         于美国佛吉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