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大学里学过的课程很多，但我认为最有用的两门课是英语和概率论，其他的课程大抵是在学习名词（虽然我的专业在国外普遍教授得非常理科化，但在国内却普遍教授得极为文科化）。 所以大学四年下来学会了许多新名词，这样也好，我常常可以用这些新名词来唬人，效果还不错的感觉，也因此被人认为有文化有理想有道德。但这一套拿到国外就行不通了，洋鬼子们喜欢多问一个“Why?”，名词我会活学活用，可一到“Why”的时候就仿佛进入了某种哲学范畴，这个时候我常常想扑上去咬人，可是一想到要维护天朝大国风范就只能忍住。所以后来我渐渐忘记了许多名词，重新学会了许多形容词，一听到“Why”的时候就套用形容词，但这个时候别人再继续多问一个“How?”，我只能又去继续学习许多动词。 回到英语和概率论上面来。有人说电脑也很重要，这个我百分之百同意，电脑不重要的话估计我今天多半不会在这里发帖，只是我有限的电脑知识完全没有来源于某位大学老师，而全部来源于对电脑游戏的兴趣。而非常幸运的是我只需要享用越来越傻瓜的软件和游戏，不用参与这些软体的制造过程，因为一旦涉及到制造过程，对我就像别人问“Why?”和“How?”一样，难免进入某种思辨的哲学范畴，很累的，当然我知道许多人乐在其中，这是我羡慕不来的。 英语的重要性不多说了，就是靠着它我才亲自体会到地球的确是圆的。概率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和我的生活息息相关，因为人生在世不断地在面临着各种选择，有时候是二选一，有时候是多选一，有时候是单项选择，有时候是多项选择，只是大家都觉得这样还不够热闹，于是让选择题名正言顺地进入了考试，成为了一批人折磨另一批人的工具，也成为了检验真理和知识的标准之一。 在没有学习概率论之前，我虽然也模模糊糊地知道一些概率的问题，却不是那么系统。所以小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全国人民都在学习十佳好少年，特别是排在No.1的赖宁时，我便常常在脑袋中幻想：某天，国家的财产突然遭受损失，我奋不顾身地扑上去抢救国家财产，结果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于是被追认为十佳好少年。一开始我以为只有自己才这么想，结果后来发现不只我一个，更有人将这种YY上升到某种实践的高度，因为我的一位同学甚至将自己扑灭森林大火而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写到了作文里，被老师当着全班宣读，结果全班笑趴下。虽然所谓的森林只是学校后门的一个山包，且宣读的时候那位同学仍然健在，但我一直认为能够拥有这种舍己的大无畏情感是非常朴实的，我在YY的时候自己都能把自己感动，所以我想那位同学在写作文的时候估计可以感动得自己流泪。 后来系统性地学习了概率论，再回过头来看这个事情，就发现知识的确使人进步。如果今天遇到了这种需要抢救国家财产或者保障他人人身安全的事情，我就会先用概率论大概计算一下我利益受损害的概率、受伤的概率，牺牲的概率，牺牲后被追认为十佳好青年的概率，这个计算过程往往很复杂，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而且需要耗费大量脑细胞，通常是计算得差不多的时候，事情已经被别人解决了。所以估计在一个旁观者看来，大抵我是站在紧要关头面前无动于衷的那个，可能别人认为我麻木不仁、空虚冷漠，没有助人为乐和舍己的人性。但我自己是知道的，我其实是想冲上去的，只不过学习了概率论不在这个时候使用一下未免可惜。我其实不是无动于衷，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我的牙关是紧咬着的，眼睛是望着地面作沉思状的，代表我正在紧张地运算。 所以说，我这个人可能比较理性，因为我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首先想到概率与选择的问题。理性不是不好，例如报纸上说某些盲人被一个大雷夸嚓给劈了一下，一点事情没有，并且眼睛从此复明，有个别人从此还拥有了X光眼的特异功能，这无疑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我是近视眼，虽然我很希望一个大雷劈下来，能够治好我的近视眼，最好再顺便给我一对X光眼，但是经过用概率论的计算，发现这个概率极为差强人意，所以只好放弃，理性万岁。 但是很显然有些人可以不受理性的约束也能用概率论，并且将概率论使用得出神入化，甚至超越了理性的范畴。例如原来在“信仰家园”论坛就有一位反基督教高手，此人用概率论计算出基督徒上天堂的概率比不信上帝的人要低出20%，且有80%的基督徒将来会下地狱，这实在是一个创造性的突破。概率论原来还可以用来解决人死后的去向问题，且计算得如此精确，不能不让人油然而生一股扁人的冲动来。 不过再后来，我知道，这其实既不是概率论的问题，也不是理性的问题，因为概率论这个东西其实非常中性，理性这个东西更加因人而异。就拿第一个例子来说，我使用概率论作为幌子无非是要掩饰我内心中良知与罪性的激烈交锋，良知占上风的时候，概率论的计算就朝着利于他人的方向发展；罪性占上风的时候，概率论的计算就朝着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而且这个计算过程其实不需要多长的时间，顺从良知，一瞬间便可拿定主意，管他什么概率呢。 还是圣经上说得好：我觉得有个规律，就是我愿意去为善的时候，便说明有恶与我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