晃到哪儿，说哪儿吧。
世界上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雨果
正文
中国的发展让各种中国崩溃论失去了市场，也让改革愿望停步在维持现状。
我记得那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中午，那时我二十岁，大学二年级。在北京大学一零三宿舍里，我一页不停地读完了王力雄的《黄祸》。这本印制粗糙、错字连篇的读物，是我在地摊上无意间发现的。
十年后，我对它的大部分内容印象模糊，但那种脊背发凉的感觉却从未忘却。那是一九九七年的北大，时代风气早已转变，年轻人埋头个人前途，热衷考研、出国、找一份高薪工作。但我和几个同学莫名其妙地，仍对于「中国未来命运」这样宏大而空洞问题兴趣盎然。我们传阅台湾版的《河殇》，对夸张的苏晓康式抒情体欣赏不已；我们对风行一时的《第三只眼看中国》的作者王山满是好奇——彷佛他是一个道破天机的江湖术士。一九八九年是一道相当彻底的分水岭，它切断了我们与一九八零年代的社会情绪与知识空气的联系，我们只得远远地，对那时弥漫在大学里的忧患意识欣赏不已。
现在想起来，当时我们的忧患意识，既真诚又朝三暮四，它给我们带来的欢乐与痛苦，实在仍比不上一个双腿修长的法语系姑娘的一颦一笑带来的冲击大。
我对于中国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大部分理解来自于修辞学的意义。我记住了《山坳中的中国》，因为这个用法很生动。我不自觉地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激愤传统的影响。在这个庞大的遗产中，从太学生、士大夫到一九一九年的北大学生，他们认定悲观主义比乐观主义更值得尊敬，抗争比妥协更值得推崇，情感的宣泄比理智的判断更重要。
十年过去了，不知是我日渐成熟，还是失去了敏感，我对于中国前途的预测失去了兴趣。悲观主义论调不再吸引我，《黄祸》中的末日景象看起来一点也不可能上演。《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曾经轰动一时，它陈述的一切问题都确凿无疑，但几年过去了，中国变得更强大而非更虚弱，全球担心的是「中国的崛起」，而不是「中国的崩溃」。
这些崩溃论调让我想起《北华捷报》在一八六八年的疑问：「什么是保持中华帝国完整的力量？……每年都预期它会灭亡……然而，在麦基洗德（《旧约》中的人物）的时代就充满活力的帝国还可以比所有成长中的年轻国家存活得要久，并且当所有的欧洲之国和君权被打倒摧毁时，她仍然保持了一种持续不断的活力。目前，什?是在那个地方把广大不调和的领地结合于一体的纽带呢？」
中国的故事真是说不清，使其它国家社会崩溃的力量，在中国可以被轻易消化掉。
我变成了个谨慎的乐观派。在过去十年里，中国的社会变革发生得如此之快，新兴中产阶级喝星巴克，看好莱坞电影，用电子邮件；互联网上的信息排山倒海，年轻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发表意见；共产党邀请企业家入党；中国加入了WTO，并要举办奥运会……既然中国重复了日本、韩国、台湾的经济增长奇迹，它为何不会重复它们的政治转变故事？在经济增长之后，它也许自然地向民主体制过渡……
但是，一切似乎没那么简单。人们在空气中嗅到的不是清新的变革味道，而是一种新的保守。那些被视作变革标志的改变，总是很快被证明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曾经领导经济变革的政府日渐失去改革欲望，它变成不同利益集团的集合，依靠对权力的垄断，他们可以维持自己利益。政府主动约束（何谈放弃）自己权力的可能性，目前实在看不出；更不要指望新兴的中产阶级推动社会变革，他们的首要目的是维持现状，购买阿玛尼西装、Prada皮包、奥迪汽车的自由仍将是他们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主要兴奋点；至于来自外部世界的压力与诱惑，在这一点上，中国不是韩国与台湾，它的规模太大了、历史太长了、惯性太难以改变了，即使被视作无坚不摧的互联网所代表的技术力量，到了中国一样可能被驯服。美国外交官约翰?戴维斯在一九七二年留下的话语言犹在耳：「那些希望将中国现代化与基督教化的西方的商人、传教士和教育者们失败了。努力将中国民主化与统一的美国政府失败了。苏联统治者想逐步控制的企图也失败了。」
我的乐观开始消散了。而且最令我感到不安的不是眼前存在严峻挑战，而是我们变得麻木，甚至连愤怒也迅速转变成另一种麻木。强烈的无力感弥漫在整个社会情绪中，即使青年也不觉得自己能够改变什么，但求在现有的社会秩序中多分一杯羹。
我逐渐意识到，我们仍生活在这个漫长的中国传统中，从未远离。这种传统里不乏这样的时段：它在政治上保持稳定与封闭，官僚阶层无比强大，商业保持繁荣却寄生于权力的阴影下，世俗生活兴旺，挤压掉知识气氛，愤怒的公众与专制者是硬币的正反两面……
不过，我得承认，这种或许令个别知识分子倍感压抑的时代，仍不算太坏，至少它比崩溃与混乱要好得多。
我记得那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中午，那时我二十岁，大学二年级。在北京大学一零三宿舍里，我一页不停地读完了王力雄的《黄祸》。这本印制粗糙、错字连篇的读物，是我在地摊上无意间发现的。
十年后，我对它的大部分内容印象模糊，但那种脊背发凉的感觉却从未忘却。那是一九九七年的北大，时代风气早已转变，年轻人埋头个人前途，热衷考研、出国、找一份高薪工作。但我和几个同学莫名其妙地，仍对于「中国未来命运」这样宏大而空洞问题兴趣盎然。我们传阅台湾版的《河殇》，对夸张的苏晓康式抒情体欣赏不已；我们对风行一时的《第三只眼看中国》的作者王山满是好奇——彷佛他是一个道破天机的江湖术士。一九八九年是一道相当彻底的分水岭，它切断了我们与一九八零年代的社会情绪与知识空气的联系，我们只得远远地，对那时弥漫在大学里的忧患意识欣赏不已。
现在想起来，当时我们的忧患意识，既真诚又朝三暮四，它给我们带来的欢乐与痛苦，实在仍比不上一个双腿修长的法语系姑娘的一颦一笑带来的冲击大。
我对于中国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大部分理解来自于修辞学的意义。我记住了《山坳中的中国》，因为这个用法很生动。我不自觉地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激愤传统的影响。在这个庞大的遗产中，从太学生、士大夫到一九一九年的北大学生，他们认定悲观主义比乐观主义更值得尊敬，抗争比妥协更值得推崇，情感的宣泄比理智的判断更重要。
十年过去了，不知是我日渐成熟，还是失去了敏感，我对于中国前途的预测失去了兴趣。悲观主义论调不再吸引我，《黄祸》中的末日景象看起来一点也不可能上演。《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曾经轰动一时，它陈述的一切问题都确凿无疑，但几年过去了，中国变得更强大而非更虚弱，全球担心的是「中国的崛起」，而不是「中国的崩溃」。
这些崩溃论调让我想起《北华捷报》在一八六八年的疑问：「什么是保持中华帝国完整的力量？……每年都预期它会灭亡……然而，在麦基洗德（《旧约》中的人物）的时代就充满活力的帝国还可以比所有成长中的年轻国家存活得要久，并且当所有的欧洲之国和君权被打倒摧毁时，她仍然保持了一种持续不断的活力。目前，什?是在那个地方把广大不调和的领地结合于一体的纽带呢？」
中国的故事真是说不清，使其它国家社会崩溃的力量，在中国可以被轻易消化掉。
我变成了个谨慎的乐观派。在过去十年里，中国的社会变革发生得如此之快，新兴中产阶级喝星巴克，看好莱坞电影，用电子邮件；互联网上的信息排山倒海，年轻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发表意见；共产党邀请企业家入党；中国加入了WTO，并要举办奥运会……既然中国重复了日本、韩国、台湾的经济增长奇迹，它为何不会重复它们的政治转变故事？在经济增长之后，它也许自然地向民主体制过渡……
但是，一切似乎没那么简单。人们在空气中嗅到的不是清新的变革味道，而是一种新的保守。那些被视作变革标志的改变，总是很快被证明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曾经领导经济变革的政府日渐失去改革欲望，它变成不同利益集团的集合，依靠对权力的垄断，他们可以维持自己利益。政府主动约束（何谈放弃）自己权力的可能性，目前实在看不出；更不要指望新兴的中产阶级推动社会变革，他们的首要目的是维持现状，购买阿玛尼西装、Prada皮包、奥迪汽车的自由仍将是他们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主要兴奋点；至于来自外部世界的压力与诱惑，在这一点上，中国不是韩国与台湾，它的规模太大了、历史太长了、惯性太难以改变了，即使被视作无坚不摧的互联网所代表的技术力量，到了中国一样可能被驯服。美国外交官约翰?戴维斯在一九七二年留下的话语言犹在耳：「那些希望将中国现代化与基督教化的西方的商人、传教士和教育者们失败了。努力将中国民主化与统一的美国政府失败了。苏联统治者想逐步控制的企图也失败了。」
我的乐观开始消散了。而且最令我感到不安的不是眼前存在严峻挑战，而是我们变得麻木，甚至连愤怒也迅速转变成另一种麻木。强烈的无力感弥漫在整个社会情绪中，即使青年也不觉得自己能够改变什么，但求在现有的社会秩序中多分一杯羹。
我逐渐意识到，我们仍生活在这个漫长的中国传统中，从未远离。这种传统里不乏这样的时段：它在政治上保持稳定与封闭，官僚阶层无比强大，商业保持繁荣却寄生于权力的阴影下，世俗生活兴旺，挤压掉知识气氛，愤怒的公众与专制者是硬币的正反两面……
不过，我得承认，这种或许令个别知识分子倍感压抑的时代，仍不算太坏，至少它比崩溃与混乱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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