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诺贝尔所设的各类奖项中，文学奖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受到最多的关注。每年颁布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总是在中国倍受瞩目，原因之一是中国人认为我们不但是个大国，而且是一个文学王国，我们的作家获此珠荣是当之无愧的。获奖的作家不但可得到可观的奖金，还能提高国际声望，即使原来在国外鲜为人知的作家，其作品也因此被人争相阅读，法国新小说代表人物西蒙就是例证，可谓名利双收。 

但即使中国最伟大的作家鲁迅也并未获得提名。

1994年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对鲁迅情有独衷，很早就对鲁迅的为人和鲁迅文学的批判精神表示了极大的崇敬。他认为鲁迅是亚洲最伟大的作家，那意思是说其成就在获奖者泰戈尔和川端康城之上。

大江健三郎因妻子头胎生了个痴呆儿，而促使他对人类的生存问题作深入的思考。秤委会对他作品的评语是：“诗一般的力量创造出一个想象的世界，将生活与神话凝聚在一起，形成现代人类困境中的不安景象。”这种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忧患意识，中国当代作家就极为缺乏。

有一次在中国演讲时，大江又多次谈到他对鲁迅先生的景仰：“近60年来,我最崇敬的一个中国作家是鲁迅。我对鲁迅的阅读从不曾间断，这种阅读贯穿了我的一生。”大江还吟诵起《华盖集续集·记谈话》中的话。他甚至这样谦逊地表示：“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向鲁迅先生靠近，哪怕只能靠近一步也好。”

也许这是自谦的大江健对鲁迅的溢美之词，但至少在中国并没有言过其实，虽然当代中国作家创作技巧已相当娴熟，但还没人在思想上能超越鲁迅。加缪说过一位大作家首先得是一位哲学家。只可惜鲁迅后期过分地卷入纷争，放弃了文学创作。他的文学作品主要有《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数量不多，而且没有长篇小说，但他的散文诗集《野草》是中国文学上的一朵奇葩。鲁迅先生当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但有一点他一直致力于揭露中国民族的劣根性，这样的作品到底具有多大“人类的意义”？
   据说鲁迅是第一位受外国人关注并有可能获得诺贝尔获提名的中国作家。1927年，来自诺贝尔故乡的探测学家斯文海定到我国考察时，在上海了解了鲁迅的文学成就以及他在中国文学上的巨大影响。这位爱好文学的瑞典人，与刘半农商量，准备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刘半农托鲁迅的好友台静农去信征询鲁迅的意见。鲁迅婉言谢绝接受该奖的提名。

其次，我们来一个假设，如果鲁迅先生没有拒绝提名的话，能否在这一年摘取桂冠呢？可以看看1927年的评奖经历。该年评奖竞争非常激烈，进入候选人名单被淘汰的作家，竟有36人之多，这其中还包括托马斯·曼和高尔基这样屡获提名的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这一年20世纪伟大的哲学家柏格森因作品《创造进化论》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主要作品有《时间与自由意志》、《创造进化论》、《道德与宗教的两个起源》等等。如果把鲁迅和这些作家相比，他创作的数量或许还略嫌轻了些。当然也不是说不会有例外，1981年获奖的作家卡内蒂只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迷惘》。要是算上鲁迅的杂文，他的著述还是相当丰富，有些获奖的人，象柏格森丘吉尔并没有文学作品，所以他还是有希望的。
   获得文学奖提名的中国作家倒是不少，有沈从文、老舍、矛盾、巴金、钱钟书等等。

沈从文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身而过，他也许是与诺奖离得最近的一位中国作家了。对中国怀有巨大兴趣的瑞典皇家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著名汉学家马悦然透露：沈从文曾被多个地区的专家学者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马悦然称当时学院中有强大力量支持沈从文的候选人资格。1987年，他的名字更入选了候选人的终审名单。1988 年，他再度入选。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曾在接受采访时断言，如果沈从文没有离世，能活到1988年10月就肯定能得奖。不知道说这句话是不是在安慰死者。

身为汉学家的马悦然1985年被选进瑞典学院，做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那时候就开始翻译沈从文的作品，如《沈从文自传》、《边城》、《长河》。 沈从文属于京派作家，因为远离左联等文学团体，解放后一直未受重视。他主要写中短篇小说，注重写作技巧，对湘西田园式的生活观察入微，文章抒情，有自己非常独特的风格。
   相较于马悦然先生对沈从文的推崇有加，沈从文对诺奖的态度却并没有太多记载，这倒也符合他一贯淡薄名利的风格。
   老舍曾被几位法国汉学家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还有一说法是1968该奖评委已决定把奖授予老舍，但由于当时中国已进入“文革时代”，各国又谣传老舍已死，而诺奖一般不给已故人颁奖，所以这个奖颁给了日本人川岛康成。这些传言是真是假，难以核实。 
     老舍的作品独树一帜，带有浓厚的京味，且风趣幽默。他的小说数量颇丰，最幸运的是早有英文译本，象《驹鸵样子》曾一度畅销英美。他也是4 9年后唯一一位能继续创作的著名作家，话剧《茶馆》就是一篇上乘之作。但假如没有《猫城记》，老舍也只是位著名的作家而已。《猫城记》超越了国界，探讨了普遍的人性，是一部寓言化的小说。它说明了老舍不只是个现实主义作家，而且有着丰富的想象力。这部作品足以和英国讽刺作家奥威尔的《动物农埸》相媲美。 

近年来获提名最多的中国作家是朦胧诗代表人物北岛。北岛曾经两三次差点成功。北岛是朦胧诗派的创始人之一，“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曾被传诵一时，对时代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洞见力。1999年他就是获奖者君特·格拉斯最有利的竞争对手。有传言称，某年世界文学界都以为诺奖非北岛莫属了，北岛自己也深信不疑，提前大摆庆功宴……　　北岛出过几本诗集和一本小说集。马悦然对北岛极为推崇，几乎把他发表过的每一首新诗都译成瑞典文。但中国现代诗先天不足，译成外文后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而且，北岛的诗作对政治过分介入。但他仍然是问鼎该奖的热门人选。（不知他有没有加入美国籍？）
   对其他作家，马悦然说过李锐、莫言、余华、曹乃谦都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据说大江健三郎非常谦虚，他说过假如他是文学奖的评委，1994年他会选择郑义、莫言和韩国的金芝河。有了这种谦卑的美德,再加上才气和独特的人生履历，不怕产生不了杰作。 “我坚信，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必定有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最有力的候选人，莫言先生就坐在这里。我非常敬佩中国的知识分子。”大江在一次演讲时的第一句话，就引来听众的掌声。莫言:以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成名，《红高粱》则使他享誉文坛。天才般狂放的叙事和中国民间文化的奇妙结合,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罕见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深度。 
      “余华是中国作家中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能性最大的人”。 马悦然早已把目光聚焦到余华，至今都没有离去。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先锋代表作具有一种敏锐的艺术感知力和精妙的叙事技能,尤其是后期作品,充满了一种巨大的悲悯情怀和朴素诚实的文风。

中国人在近代所经受的磨难震惊世界，但没有产生出相应的有震撼力的作品，可能我们作家的个人素质和世界一流作家相比还有一段差距。而作家的个人素质和中国人的整体素质又是紧密相联的。

对于这一奖项一直和中国作家无缘，许多中国作家认为并不是我们没有好作家，而是把它归咎于外国对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不够，或推蔫不力，或评选不公。
    2000年文学奖还真的给了华人（已加入法国籍，算不算中国人？），他叫高行健。高行健以其长篇小说《一个人的圣经》和《灵山》以及戏剧，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评委会认为高行健的获奖作品《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两部代表作是“无与伦比的罕见的文学杰作”。前一部作品记述作者在中国南部和西南部偏远地区漫游中留下的印象；后者的背景是中国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当瑞典文学院把这个奖项授予高行健时，国内很多人不知道高行健是何许人也。
    获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作家的梦想。但高行健得奖带来的是更多的困惑。虽然他的作品是在中国写的，背景也发生在中国，就因为他是异见人士，由于某些原因而选择“流亡”，最好别把他划入中国作家之列。即使他没有加入法国国籍，估计结果也是那样。而某些国内的“著名”作家则因为他获奖突然对诺贝尔文学奖表示不屑，不知道这些作家是处于何种目的，有人竟然说：“我们不是有矛盾文学奖吗？”，居然把矛盾奖和诺贝尔奖相提并论。
       王蒙对诺贝尔文学奖说过这样的话，诺贝尔文学奖喜欢标榜自己的特立独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们，喜欢给持不同政见者发奖；对西方国家的作家们，喜欢给左翼文学家发奖。他说的话有多少是针对高行健的？
    当然中国作家从来不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写作。
    放眼世界，多年获得提名的作家为数也不少，例如昆德拉、厄普代克就属于这一行例，他们每年夺魁的呼声都很高，但结果却是名落孙山。以短篇小说闻名于世界文坛，并对现代美洲小说产生巨大影响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也一直与桂冠无缘。

    文学类不象体育兢技，没有一个客观的尺度来衡量，甚至也不同于物理化学，评文学奖时，评委个人的鉴赏品味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还要考虑到作品的历史、地域、种族、政治等因素，因此评选不公，出现偏离在所难免。 

    我们从历届获奖的作家来看，发现他们的成就参差不齐，有些作家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美国作家赛珍珠获奖就曾受到许多非议。还有许多评论家认为在大江之前，日本作家该获奖的不是川端康城，而是山岛由纪夫。这实在是见仁见智的事。

世上有许多伟大的作家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如叶芝，艾略特，福克纳、海明威、加缪、贝克特等等。但世上还有不少伟大的作家并未获此殊荣。卡夫卡生前只发表过少数几篇小说，普罗斯特《追忆逝去的时光》到他去逝还没有出齐，因此他们没有获奖还情有可原，但托尔斯泰、里尔克、乔艾斯、吴尔芙和布莱希特也与此奖无缘，那就完全是评委的过失了。他们的疏忽或偏见无疑有损于文学奖的声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