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朝人的和谐生存和希腊人的悲剧生存

李新建

    （一）中国人的天空和希腊人的海
    从上古文明的天真中心，即从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前二百年，世界各地兴起了各种学说，悲剧意识、拯救宗教、启蒙哲学不可遏止地爆炸了，那蔚为壮观的景象至今尚保存在我们的记忆中。这也就是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让我们分别注目东方和西方，那时候中国正是老庄、孔孟各家学派百家争鸣的时候；而在爱琴海环绕的希腊，各种哲学、政治伦理学以及希腊悲剧一时迸发，异彩纷呈。若我们把春秋战国时代群雄逐鹿的中国和悲剧时代你争我夺的希腊相比的话，将是一件有价值而有趣的事情。从本质上来说，那是两个生命健康、学说明朗的时代。但我现在讲述的是同样有着非凡气魄的唐朝。相差千余年的唐朝和希腊，似乎风牛马不相及。但在我看来，唐朝人的生存在中国更有着实践意义和典范意义，它可以说是中国各个朝代的榜样；而希腊人的生存对西方诸国有着指导意义，从世界范围来说，希腊不愧是世界各民族学习的榜样。我现在要探讨的是从大唐统一到安史叛乱即从公元六二四年到七五五年的一百三十年间，希腊从公元前六百年到公元前四百年近两百年间的各种人物和各样事件。这样，古代人的生存图景将被高度浓缩了，我描叙的线条也将显得清晰可见，也只有历史中最精粹的时刻更加让人珍惜和憧憬。
    从整体着眼，我把唐朝人的生存称之为和谐生存，而把希腊人的生存称为悲剧生存。这分别代表了世界上最具源始意义也是最美好的经验生存。经验生存，它区别于耽于幻想的清心寡欲的"幻想生存"。它的代表是犹太人和和印度人的信仰生存。当然从根本上来说，人的幻想也是源于人的生存经验。但经验生存之于幻想生存的差别，"犹如火焰与黄昏落日之火的区别，如营寨之火与落日辉煌的区别"（1）。凡是人相信自己的时候，就不会相信一个虚幻的许之以彼岸天堂的上帝：这也是生活在经验领域和在幻想领域的人的区别。生活在公元前六世纪的希腊人还信仰神祗和神话，但他们的神毋宁说是为着希腊人的生活辩护，同快乐灵性的希腊人一起生活：故希腊人的众神有着和人一样的欲情和动机。他们不信仰一个绝对的刻板威严的上帝。公元七世纪前后的唐朝业已进入了一个更为灿烂的理性之明中。"天生我才必有用"，李白的豪言壮语已经唱出了对人的赞美。希腊人和唐朝人浑身洋溢着生命的自由和激情。
    唐朝人生活在天空的笼罩下：那么纯粹明朗和整体的不可分裂。"天"成为中国的认识领域最高级别的表述。希腊人生活在海水的拥抱中：海的汹涌澎湃和渊默难测造就了希腊人的性格。中国的包孕万象的天空在人们心中造成这样一个映像："天"的意志不可违背，天的胸怀能够盛纳万物。天子就是天的人格化。希腊的海侵袭着希腊人的土地，永远洋溢着战斗的力量。对峙的陆地，势均力敌的希腊城邦，造就了世界上最早的民主观念。
    在这两个风格迥异的地方，中国人和希腊人同样创造了辉煌的文化。我们可以看到，唐朝文化和希腊文化之纯粹鲜明的风格是多么让人叹为观止，光耀万丈的文化提升了他们在历史上的高度。我们得出一种自然的结论，中国文化的全部都和那个"天"相关，那我们可以说，盛唐文化兴起于"天"，最后也坍塌于"天"。中国文化的秘密隐含在"天人合一"的表述中，其中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国人和大自然在艺术的对话中有其亲密融洽的关系；二是一般意志的人和那个最高意志的人即"天子"达到了鱼水融洽的关系，并通过一种意志的等级差建立起和谐的秩序。
    希腊文化，发迹于"海"，最后也吞噬于"海"。希腊文化是一种具备强大征服意志并有着悲剧美感的文化。希腊民族崛起于公元前五世纪初的第一次海战即希波战争，而衰落于第二次海战即伯罗奔尼撒战争。他们在战斗中创造了自己的文化，他们的英雄事业即使失败了，英雄的光辉犹存。希腊的历史光彩尽管只是昙花一现，但他们创造的文化启迪了西方各民族，他们的艺术成为西方艺术取之不竭的源泉，他们的城邦民主制成为欧美国家效法和实践的对象，他们的启蒙哲学有力地推进了人类理性和世界历史的进步。
    澄清了一般性认识，我们进入讨论的核心问题：和谐生存和悲剧生存的相互关系及其差别。中国的天追求纯粹不变。“东方佛的真理不是新鲜而痛苦的征服，而是一种对话，一种人与万物的包容和交流”（2）。中国的和谐生存，通过我对盛唐人的生存状态的考察，我得出结论是：和谐生存是一种中心和谐、四面争锋但本质上追求和谐对话的生存方式，人因为生命力的溢满，他感到生存是积极乐观而充满意义的。人作为个体本质上是悲剧性的，但在整体的和谐中褪去了痛苦的色彩。希腊人有着完全不同的见解，征服的痛苦、杀伐的快乐业已侵入整个希腊民族的骨髓：希腊人的战斗英雄不是通过他的胜利，而是通过他的灭亡，为之充满预感地作好准备。通过一种个体悲剧性的学说，希腊人把战斗的快感乃至死亡和整个希腊民族的处境联系起来，悲剧生存就成为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希腊人的悲剧精神乃是一种积极的斗争精神，是一种张扬生命意志、在生命的否定过程中取得形而上慰藉的大无畏精神。这和中国人不幸的命运的悲剧观显然不同。
    和谐生存和悲剧生存作为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它们追寻着不同的生存意义。

                          (二)唐朝的诗歌和希腊的悲剧
    当李唐王朝取得了中国的大一统时，中国人早已完成了对宇宙社会的思想解释模式，即中国在空间上居于天地中心，中央统辖着四方，中央优于四方，在社会领域中是中央帝王统属四方藩王，它的神圣性不可侵犯。几百年前的汉帝国业已第一次实践了这种模式，大唐帝国接过了这个接力棒。中国的历史理性已经进入了相当成熟的时候，李唐王朝势必要在这片物华天宝的中央大地实践一种更和谐的生存方式，一个伟大而精粹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天高悬在人们的头顶。唐朝的诗人们既不要对自然不变的“天”怀疑，也不要对业已取得统治权威的社会的“天”怀疑，人们何必要陷入枯燥的理性思辩中呢。这日益生机盎然的大地召唤着诗人们，边塞燃起的烽烟和大唐帝国的威风吸引着诗人们的目光。创造诗歌和建功立业在唐朝的诗人们心中形成独一无二的艺术合成。文化，惟有文化能够超越时间之流使此时此刻美好的生存达于永恒。诗歌提供一个瞬间，让一切人成为一切人的同时代人。唐朝诗人们说，让我们创造诗歌，过一种艺术的生活吧。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空无人，纷纷开且落。     王维《鹿柴》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孟浩然《春晓》
    唐朝的田园山林诗歌孕育了中国最纯正的和谐精神。艺术是为着生活的美化目的的，但中国诗人在静观的出神中并没有掩饰痛苦，因为他们的生活即是如此。谁若不能理解盛唐精神是四面争锋包围的中心和谐，当然就不能理解这静观的秘密了。唐朝人具有高度的艺术自觉，他们就生活在自己的艺术家园里，而不要从别处寻觅艺术灵感，他们的生活已经和艺术高度融合了：生活即艺术。他们在每时每刻的静观陶醉里产生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李白《渡荆门送别》
    李白是一位迥异于追求雍容典雅之中国艺术的酒神诗人。
    天空使诗人产生了囊括大快的气魄，大地上的漫游壮大了诗人的宝剑。诗人到处寻访游历，在景色的目不暇接中取得日神眩目的快感，在自己的周围制造了无数的幻象。大自然的酒神激情在诗人的醉舞中幻化成一道道绚丽的日神景象。但中国诗人的酒神激情只是一种自然激情。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
 
                  燕台一去客心惊，笳鼓喧喧汉将营。
                  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光动危旌。
                  沙场烽火连胡月，海畔云山拥蓟城。
                  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祖咏《望蓟门》
    我们现在看到了与田园山林风光迥异的边塞风光。 
    古人常以“塞北秋风”和“江南细雨”譬喻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区别。毋宁说，是四周壮烈的战斗精神滋养了中心温柔的和谐精神。唐朝诗人把一己之生命系于帝国庄严的命运中，准备为之牺牲，并抒写宏伟的战争之诗。
    唯有此时，和希腊人一样，唐朝诗人把杀敌当作一种审美事件对待；发自生命本能的冲动，战争和艺术同样有着高尚的目的和高昂的情绪。这是一种自信，一种发自种族优越和帝国威严的自信。在这里，抵达了我要论述的核心：唯有向四周输出多余的能量，输出尚武精神，方能在中央帝国的山川河泽建立起和谐的生存秩序。盛唐人是这样做的。            
                  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
                  历天又入海，六龙所舍安在哉？
                  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元气，安能与之久徘徊？
                  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
                  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
                  羲和，羲和，汝奚汩没于荒淫之坡？
                  鲁阳何德，驻景挥戈？逆道违天，矫诬实多。
                  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悻溟同科。  李白《日出入行》
    李白的这首诗体现了盛唐诗歌中的最高精神。它把万物的兴歇当作宇宙本体的游戏，整个大自然的运行是一种艺术行为。美是宇宙艺术作品的外在泄露。而诗人是这宇宙游戏的醉舞中心，他的豪迈气概甚至超出了大自然的狂喜。非李白焉能为此？
    唐朝诗歌和诗人们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诗歌命运业已维系在整个帝国的枢纽上。帝国的盛衰也能从诗歌中看出端倪。在我们的民族史上，我们很少看到人们如此热爱生活，他们生活的线条是如此清晰，他们生活的图画是如此明朗，他们的艺术贯穿着如此鲜明的生命风格。而我们民族的希望又何时达到了这样的高潮！

    和盛唐时代的人们一样，希腊人的艺术冲动和政治冲动同样旺盛。希腊艺术如诗歌，雕塑和悲剧体现了统一的生命风格，体现了体魄的强健和生命力之溢满和过剩。那时候人们没有科学知识发展过快和过度膨胀之虞，道德律令还没有强加在人们头上。人们所做的仅仅是认真地生活，两种最高级的生活是：从事艺术的生活和从事战斗的生活。尽管自然科学最终是从希腊人思辩哲学中分解出来的，但在悲剧时代(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主要是出于生活的需要，他们为一个完满的生命在宇宙中寻找一个着落。毋宁说，那时候的艺术和哲学是相互映照的关系，他们的根基都是：个体丰富的生命。到了后来，因为各种学术的需要，哲学才分解成自然科学，政治伦理哲学和生命意志哲学。
    我们先看一个希腊哲学家的观点。与其说他是用哲学的眼光看世界，不如说他是用艺术的眼光看世界。
                “世界是天神宙斯的游戏，是火的自我游戏。”
    这是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的。
    对世界万物的生成和消逝、建设和破坏，他不作任何道德评定，而仅仅把他们看作艺术家和孩子的游戏。如同孩子和艺术家在游戏一样，永恒的活火也游戏着，建设着和破坏着，毫无罪恶感：万古岁月以这游戏自娱，它把自己转化成水和土，就像一个孩子在海滩边堆积沙滩，又毁坏沙滩，不断重新开始这游戏。“斗争”，他把斗争看作一种严格的同永恒法则相联系的公义的永久统治。希腊人把这种观念转化成现实生活，并视之为一种宇宙论的基础。希腊人和希腊国家的竞赛观念被从体育和竞技，从艺术对唱，从政党和城邦间的决斗中引申开来，成为一种最普遍的观念，以至于现在宇宙之轮绕它旋转了。
    与这种哲学观念相对应的是希腊的悲剧。希腊的悲剧和其他艺术都与日神和酒神有关。
    希腊的悲剧秘仪学说，认为万物根本上浑然一体，推动世界运行的是一种酒神力量。作为个体化的结果，日神巍然屹立人间。日神让人沉醉于外观的幻觉。沉醉于外观的人，在最高的观看中崩溃了并重新导入酒神的洪流。人作为痛苦的个体，不过是大自然的一个不谐和音。人在这不谐和的震颤即斗争中进入一个更高境界，最后通过毁灭终止了所有痛苦也达到了最高的快感。这为希腊人的悲剧生存提供了一个形而上基础。
    这是一种与唐朝人的和谐生存截然不同的观点，但希腊人和中国人都认为人不过是大自然运行的一个分子，却是它们作为经验生存的共同基础。只不过在希腊的悲剧里，痛苦始终是人生存的必要状态，他的快乐产生在生命的否定过程中：那作为个体的人虽然毁灭了，但那永恒的生命意志却历万劫而长存！在李白的诗歌哲学里，我们看到，人在大自然的运行过程中洋溢着永远的快乐。
    盛唐艺术是一种乐感文化，它贯穿着一以有之的积极向上的统一风格，但在空间上有一个从中心的和谐温馨向四周的激烈高昂渐渐变化的过程；希腊艺术是一种痛感文化，不管是静观的日神艺术还是受了魔力驱使的酒神艺术都包含着深刻的痛感，最后通过希腊的“意志”把他们结合在希腊悲剧里。
  
    在唐朝，人们采取了信仰自由的方式。儒释道并存。儒家思想作为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居于信仰的中心，它激励了人们为国家献身的精神，儒家的士有着为社会担当十字架的悲剧精神。道家以审美境界和精神超越为个体获得安身立命的处所。佛教则提供一种超越空间、时间和个体的恍惚境界，使人们把生命感觉寄托在消灭欲望的修持中。这些信仰方式在唐朝诗歌中有体现。唐朝的诗歌则作为一种更广大的想象空间，为净化唐朝人的心灵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信仰的自由消解了社会上更多的矛盾、对立和现实苦难，为唐朝的和谐生存立下了汗马功劳。以一个权力实体为中心，以各种意识形态为拱卫，唐朝的天子可谓眼光远大。  
    和谐生存的条件是通过取消时间的方式进入空间的闲适。唐朝人是深知时间秘密的，这种秘密就是通过纯粹不变的天空体现出来的。中国人在自然的天中进入审美境界，在社会的天中进入道德境界。中国人业已把科学理性摒除在自己的想象空间之外。取消了科学亦即取消了时间。可是谁又知道，通过科学运转起来的世界已经把人带进了越来越让人难以承受的深渊。在技术理性的驱动下，我们现代人既害怕因为沉溺于物欲而不能自拔，又害怕那聪明的人发明的先进武器把我们的物质基础毁于一旦。而纵观世界，惟有希腊人对世界的本质表现了如此浓厚的兴趣。希腊人在面对茫茫大海时一定有更多的困惑，而困惑是一切求知的开始。通过清澈的海洋体现它的科学理性的精神，这可以说是区别于中国精神的最显著的地方之一。最终是希腊人的精神把整个世界带到了现代社会。
    中国人努力追求的中心和谐，首先从中心和谐处崩溃。我们决不相信，一种没有经过痛苦反省的乐感文化能够长治久安。自唐朝以后，中国文化开始以守为攻，当北方的蛮族冲决万里长城进入中央帝国的腹地时，他们又被中国的文化吞噬。而一切后代人在这天空下建立的生存方式，不过是对唐朝生活的拙劣模仿。直到用希腊精神武装起来的西方列强彻底击败了中国的文化。也就是用希腊的悲剧精神击败了中国的和谐精神。中国人陷入了痛苦的反思。
    而希腊的衰落出于希腊城邦的内讧，或者说因为斗争精神的过于旺盛，求取生存空间的欲望过度膨胀。当雅典人取得了海上霸权，和另一斗志昂扬的城邦斯巴达决一雌雄时，他们损毁的不仅仅是整个希腊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元气，从此希腊文化的火炬也日渐衰微了。
                        
                         (三)和谐生存和悲剧生存的二重奏
    唐朝人的和谐生存和希腊人的悲剧生存同是主人种族的生存方式。希腊人依恃体魄的强健和英武，通过痛苦的征服达到奴役他人的目的。为了达到这种主人生存，他们并不以你死我活为累。唐朝人守护着他们的"天下"，他们广阔的家园：唐朝人也有着强健的体魄，但他们更多地是凭借一种"道德理性"，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更高境界。四方的藩国望着中央帝国的旌旗：伏首称臣，四时进贡。
    我们放眼希腊衰弱后的罗马，越过漫长的中世纪的欧洲，直达拿破仑时代的法国，俾斯麦时代的德国，乃至轰轰烈烈的世界大战中的列强，一颗帝国之星升起了，另一颗帝国之星沉沦了，我们即可发现：四分五裂的西方世界是一个放大了的希腊。西方人丝毫没有一种天崩地裂的感觉，敢于拿自己的国家命运打赌。一个国家方始称霸世界，另一个国家即把它赶下历史舞台，哪怕是仅仅体验到一种片刻辉煌的感觉。深陷于悲剧怆烈的生存之海中，直到他们把整个地球都翻转起来。而在太阳升起的东方，中华帝国巍然屹立，不为外界的变化所动，竟在这纯粹不变的天空下悠然飘过几千年，放射出童话般诡异的光芒。
    自从中国结束了战国七雄的纷纷扰扰，中国的勇士们为一种国家信念所激励，鲜红的热血喷浇在北方的藩篱上，并逐渐培育了中心和谐的"天"的观念，终于在唐朝达到了前无古人的气象。今天，我们毕竟一度拥有如此美好的回忆，我们的先人毕竟拥有文化创造上的自信。唐朝的诗人，天真地认为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做着永恒的梦--其实，能做梦的人是幸福的人。以此为起点，明朗的天空下滋生出大量幻象的诗歌、象形的语言。相对于希腊人，唐朝人舍弃了人类精神的理性认知的部分，而对世界采取了更加彻底的审美的态度。在美的幻影中，世界似乎永远处于若即若离、如梦如幻的神秘状态。唐朝人快乐自由的天性契合着大自然的美，我们今天读着唐诗，已经分不出哪些是出自大自然的美，哪些是出自他们梦幻中的美。但一切又是那么明朗清晰！--而现代诗歌中的元素和变形，已经使我们不能窥见诗歌形象的美了。盛唐时代的诗人们歌唱起来丝毫没有厌倦之感，即使到了生命的弥留之际，他们的歌声似乎还是出自不变的青春。不像今天，当那些桀骜不驯的年轻人正欲尽兴歌唱时，即被现实的苦难和现代赤裸裸的技术世界掠夺了他们的迷梦。即使到了大唐帝国分崩离析的时刻，那些诗歌天才们还是用绚烂凄迷的音调唱出了最后的挽歌。"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唱天下白"、"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中国最后一位浪漫主义诗人李贺是不是已经看出了"天"的虚幻性，而退出"天"的迷梦，从此中国人创造艺术的激情移注到世俗层面，并最终导致了中国文化的无可挽回的衰败？或曰：从此中国只有模仿的艺术，而没有原始生命力的、创造性的艺术。
    在这似睡未睡、酣梦犹醒的大地上，生长出大批王子型的诗人。在王子向王的道路、集体祭司的道路行进的过程中，他们未能达到终点，其歌唱便悠然终止。其实，自大一统的中国结束了战国纷争后，中国再没有出现像屈原一样的集体祭司的悲剧诗人，诗歌中的悲剧气氛大为减弱。李白是一个有王的气概而没有悲剧命运感的诗人。杜甫是一个有悲壮气氛却缺乏王性的诗人。总而言之他们都不能达到纯粹的集体祭司的悲剧生存。王子和集体祭司分别由诗人和政治家担当。抒情和道德理性这两个轮子在诗人的内心中时而齐头并进，时而合而为一。越过出仕的此岸到达归隐的另一边，其间设有一个"消解"的屏障：从集体生存进入到个体生存。那些才华卓绝、摇曳多姿、在悲剧命运的弦索上上下摆动的诗歌王子，未来得及和命运之神做最后的搏斗，便隐匿向历史舞台的背后。他们无人与战，无矛可投，无粮可食，成为人类悲哀之中的最悲哀。
    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表现出：恢弘磅礴的乐感氛围和悲剧性危机并存。最初的就如在天空中作宏伟漫游和告别叹息的屈原--他诗歌中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和个体孤独的哭告无应；近的就如在天空的迷梦中挣扎不能自拔、却吐出奇瑰如锦绣般文章的李贺--他的"梦天"、"天荒地老无人识"。中国的诗歌是一个诞生于土地而通向天空之路的过程。中国文化的高度取决于"天"的高度，王的政治气概和道德理性赋予它以乐感气息，而个体的茫无着落就导致诗人陷入悲剧性精神深渊。
    从道德理性的集体氛围中遁入归隐山水的孤独之途中，人就真正进入个体生存中。以审美和天地淼茫为归宿。而个体痛苦的炽烈和众生酣梦的巨大反差导致了中国诗人大多走向消解和隐逸之途。这成为主导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点，也是导致中国在十九世纪溃败的最严重的精神。纯粹不变的天空下倒映出山影苍翠和云水荡漾。诗人融合在大自然的空无和逍遥中。"那个天空是中国人固有的，是中国文人的人格保存的，虽然现在只能从形式的趣味上才能隐隐看出……中国人用漫长的正史把核心包围起来了，所以文人最终由山林、酒杯和月亮导向反射灵魂的天空。"（3）
    相反，若我们剥去道德理性的自保外壳，从集体祭司的位置下降到个体孤独的命运中，并以痛苦为生存本体，且加之以外界压迫的危机意识，就进入希腊的悲剧生存。"希腊在这颗星球上永远如岛屿一样在茫茫海水中代表个体与经验的诗歌……代表了个体与经验的最高范例和最初结合"（4）。它首先是个体之战，是诸神之争，其次是城与城、邦与邦之间的联盟和战争。既然一个国家尚且不以毁灭为事，那么个体的毁灭就更是正常的世界现象。个体生存真正意味着：生命权力、自由意志、与命运之战的盲目的火焰和灰烬。整个希腊岂不就是海水包围的一座辉煌的营寨之火？
    希腊文化表现了与中国文化相反的过程和特点：悲剧挣扎的痛苦气息和战胜命运时的英雄主义凯歌。恐惧和内心爆炸的压力加速了这一文化的进程。死神与之相伴。死神注视着这场战斗和毁灭。但希腊的焚毁只意味着短暂的失败。由希腊生长出来的悲剧精神却驱动着历史作波浪起伏跌荡的前行，--试想,人类的每次自我戕伐都只能前进那么微小一步。以痛苦为起始，西方世界向历史作巨大的飞跃和攀升。如果我们认为世界上一切美好的成果都是经由理性痛苦（哲学、自然科学）和情感痛苦（宗教、艺术）所得，那么我们就收获了西方世界为我们贡献的多少痛苦的祭品。
    和中国圣人先在地融合在国家的浑然一体中不同，希腊哲人却首先是从国家和民众中剥离而出的。在世界的晦暗不明中信任一个神明。在痛苦的此岸设想一个彼岸之神。那是行进在人们内心之道上的唯一的神。他们不是神却替神立言，暗暗行使集体祭司的权力。神性的自信和献身命运的悲剧性姿态，是镌刻在他们头冠上的闪亮之星。由个神组合成诸神景象。诸神混战。一神取代诸神。先假设一个上帝，然后用理性之剑杀死上帝。再次陷入诸神混战。神是人的映射。神（启）和真理合一。"神圣逻各斯"、"理念至上"。本体在诸现象中脱颖而出，譬如哲人站在民众的对立面替神立言。到底本体和现象谁更真实，神和人谁是万物的主宰？他们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怎样紧张的对立和对话？承担这虚无缥缈的和根本不能实现的神的承诺，本身是一种悲剧的信仰。惟其信仰是悲剧的，才是向前的。中国文化的不能前进，是因为中国的圣人到底生活在一个现实之帝王的阴影下，他们的"天"也非超验的"天"，西方文化能够最终胜利是因为他们在诸现象之上悬置了一个未知的"本体"或一个超验的"神"，从而能够不断求索不断趋进。西方文化从整体上而言是一种承负式的悲剧文化。
    苏格拉底被雅典法庭判为死刑后，迎着曙光从容地奔赴死亡，说："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惟有神知道。"是雅典法庭审判苏格拉底，还是苏格拉底审判雅典人？

注：1，限于篇幅，文章有删节；
    2，在第二部分，我谈的主要是从哲学思想中提炼出来的悲剧精神，文本意义的悲剧限于篇幅未谈；
    3，文中（1）（2）（3）（4）皆引自海子的《诗学：一份提纲》，这是一篇伟大的文艺理论著作，也是一篇罕见的思想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