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直在思索“罪与罚”的问题。你（指飞利浦，龙应台次子）出生的时候，一九八九年深秋，我躺在法兰克福的医院里一面哺乳，一面看着电视，那是不可置信的画面：上百万的东德人在柏林街头游行，然后就冲过了恐怖的柏林围墙，人们爬到墙头上去欢呼，很多人相互拥抱、痛哭失声。在那样的情境里，你在我怀里睡觉，长长的睫毛、甜甜的呼吸。初生婴儿的奶香和那欢呼与痛哭的人群，实在是奇异的经验。晚上静下来时，我听得见日光灯发出滋滋的声音。

后来，人们就慢慢开始追究“罪与罚”的问题：人民逃亡，守围墙的东德士兵开枪射杀，这些士兵本身有没有罪？所有的罪，都在他们制订决策的长官身上？还是每个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东德共産党的决策高层一直说，他们要求卫兵防止人民离境，但是从来就没有对守城士兵发布过“逃亡者杀”的命令。很多法庭的判决，是判个别士兵有罪的。

你知道吗，飞力普，一直到二零零七年，才在一个当年守城卫兵的资料袋里找到一个文件，文件写的是：“面对逃亡者，使用武器不需犹豫，即使是面对妇孺，因为叛徒经常利用妇孺。”

昨天在电话上跟你提到柯景星这个台籍监视员。他被判刑十年，罪行是他和其他十几个台湾兵在日本已经知道要战败的最后时刻里，为了湮灭虐俘的证据，屠杀了四十六个英澳俘虏。那个下指令的日本队长，在法庭上主动承认是他下的令，一肩挑起罪责，但是那些奉命动手的台湾人，还是被判了重刑……

喔，昨天终于找到了小洋！他住在澳洲雪梨，是个八十二岁的老人家了。一九四五年从俘虏营回到家乡以后，变成一个木匠，帮人家设计家具，做门窗。他在俘虏营里零零星星所做的素描，后来就用他做木工、画家具设计图的本事，重新画过。他很开心我可以采用他的俘虏营素描。

我问他：“在山打根俘虏营里饱受虐待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很多穿着日军制服的监视员其实是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兵？”

他说，“知道的，因为他们自己常常被日本长官揍，刮耳光。老实说，日本人对待这些福尔摩沙监视员的态度跟监视员对待我们这些俘虏的态度，一样的狠。”

“那么，”我再追问，“如果我说，这些福尔摩沙监视员在某个意义上，也是一种‘被害者’——被殖民制度和价值所塑造、操弄，因而扭曲变形，你身为一个曾经受过凌虐的人——会反对吗？”

几分钟之后，他的电邮就回复了：“教授，我当然不反对。他们同样地身不由己啊。”

“那么，六十年过去了，您对那些福尔摩沙监视员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他回信：“有一次我跟两个英国人从俘虏营逃跑，被搜捕回来，我们都以为，唉，这回死定了，因为我们都看过逃跑的俘虏被活活打死。而且，如果当场没打死，伤口发炎，他们不给药，溃烂没几天也一定死。可是奉命管教我们的是几个福尔摩沙兵，他们年纪很轻，而且个子都比较小，抓那个粗大的藤条抓不太牢，所以打得比较轻，我们运气还不错。”

“有没有可能，”我说，“是这几个福尔摩沙监视员故意放你们生路呢？”

“很难说，”小洋回说，“教授，所谓操弄，就是把一根树枝绑到一个特定的方向和位置，扭成某个形状，但是我相信人性像你们东方的竹子，是有韧性的，你一松绑，它就会弹回来。不过，如果你这根竹子刚好是被压在最底层的话，那可是怎么奋斗、挣扎，都脱不了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