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came across again Dr. Feng Jun Qi’s famous dissertation. I thought I have talked about this before, but couldn’t find its whereabout from the previous 尘报. I could have said that the sustainability of Chinese politics i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implication of this  Chinese local political system detailed by Dr. Feng.

中国，一场大戏正在上演。这场大戏的风头甚至盖过美国的大选，因为他的娱乐性和趣味性都已经超过了后者。我现在已经为去年的一个判断后悔了。我原以为2012就两场政治大戏值得看，美国的更加娱乐一些。但是现在看来完全不是这样的。中国的各级政治换届更是具有强烈的娱乐性特征，而且是一个以往不曾被大规模挖掘的娱点。这一次，娱点的爆出是史无前例的。相对来说，美国大选倒是更加平淡无奇了。过去的几个月就是这样，我的政治神经90%放在中国的事情的关注上了。

中国的大戏，政治层面上最后应该是什么结论呢？有两点可以肯定。第一点，向左转的倾向必然是下一届政府的重点了。有人觉得薄熙来被拿下，说明右风渐盛，左风渐败。这种想法是肤浅的。基层风起云涌的群体事件，如果上面还要坚持右倾的话，那就是不开眼了。左倾是必然的。中国过去的30年是右风盛行的30年。在这样的环境下，选择左风作为自己的立场是需要勇气的。中国没有人敢这么做。江泽民不敢，胡锦涛不敢，温家宝更不敢。只有薄熙来敢，但他也是在实践上顺刮了多年改革开放的右风之后，才起左风的。这个左前锋的站位是有巨大风险的。最主要的是人民接受不接受的问题。薄试验了，人民接受了。这个冒险现在看值得了。这个接受与否，首先你要看重庆的大多数人怎么想，不能看北京人上海人怎么看。如果非要看北京人上海人的意见，那就要看他们对继续右倾的意见，也就是对温家宝的民主提议的整体看法。这两个看法现在是明显的，重庆人接受薄熙来的左转，北京人上海人却不接受温家宝继续右倾的提议。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只是应该让薄继续领左风，还是换上别人接着领这个左风。

看过了大戏的层面。接着说说冯军旗的《中县干部》的发现。冯在开篇献了一首诗，“中县的天空/飘满了蒲公英//飘着的，是命运/落下的，是人生//飘满了蒲公英/中县的天空”。蒲公英在中国诗人眼中是生命力的象征，它不像在美国家庭后院草坪上被当作可恶的Weeds那样看待。冯的论文，把仕途关系、过度竞争、干部资源，不落空现象、办公室主任现象、秘书现象、地域不均衡现象等关键的县乡政治体制下的问题都有详细的描述。研究的方法和过程还是很科学的。唯一的不足就是冯的立意点恐怕是要借此机会，进入这个基层政治所支撑的上层建筑，所以他的研究的结论还谈不到革新性的东西出来，这就很委屈他这两年的辛苦了。

再读冯的论文之后，我有三点收获，算是我不做实践，仅仅建立在冯的研究数据上的结论吧。现在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下。

第一点是关于中国县乡政治的总体看法。县乡政治是中国基层政治的基本架构体系。这个体系古来叫做乡绅体系，今来叫做干部体系。不论怎么叫，核心都是地方上的那么一少部分人，一边管理着社会资源，一边享用着社会资源。而大部分的民众，除了在基础的生产领域获得基本回报之外，只能看机会，在这一少部分人内部相互交易的时候，有一些分享剩余的社会资源。这种剩余的机会，提供圈外的人一些进身到县乡政治体系内，变成那一少部分人中一员的可能。这个构架的基本特点，就是一少部分人既管理又享用当地的社会资源。好像是一个所有权和经营权重合的体系。尽管古来曾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今来又有全民所有制这样东西，在观念上并不承认县乡体系内者对这些资源具有合法的所有权。但是现实中，他们既执行上层赋予的管理职权，同时又利用管理权来享用这些受他们管理的资源，造成现实的管理权和所有权不分的现象。而上层，出于政权稳定的利益，并不对这种两权不分的问题执行有效的治理整顿。所以，中国县乡政治体系的核心，就是管理者代享所有者权益，而中央政治体系基本上都是在利用这个特点，从来不可能在根本上改变这一点。

第二点是关于县乡政治体系的自我形成和发展规律的。既然中央都无法搞定这个，只能利用它，这说明中国县乡政治体系是一个长久的自我发展的社会机制，是不因中央集权者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个机制的核心就是关系。在旧的体系被从内部打破的时候，县乡政治就是在关系的基础上被重构出来的。起初，某些人（总有一些人）因为偶然的因素占据到县乡体制中来，然后他们就成为关系的核心，其他的位置上逐渐由于关系的作用被别的后来的人们填上。这种情况最显著的，比如明朝的建立。也有的时候，外来的入侵者完全沿用旧的县乡政治体系的人事，不做什么改动的，这最显著的比如元朝。前者比较彻底的解决一个陈旧的县乡政治体系下的社会不公，然后花较长的时间再积蓄起来新的社会不公。而后者则延续前一个陈旧的体系的不公，不需要的多久又达到需要解体的程度。所以，像汉、唐、明、这些朝代都能连续存在200年以上，而晋、宋、元则都少于200年。清朝也是200多年，因为他对于明朝县乡体系的继承比元对于宋的继承来说要少得多。满人人口在中国各地方的基层政治中的都有很多渗透，他们对汉文化也很精熟。蒙古人口则多是停留在京畿之地了。

第三点是关于中国未来的政治出路的判断。民主的选择是未来的大趋势。只是如何构建这个民主的架构，特别是县乡政治层面上的民主架构的问题。关系是基层社会价值判断的核心，是人们观念上归一。科举、政绩都不可能，也从没有能够战胜关系成为人们观念上的价值核心。否则就不可能有高考状元卖肉，或者实干官员被排挤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你的核心价值，就是你身后的关系，没有这个，价值就不可能流向你。所以基层若实行全民普选，完全可以预见的是关系最终会渗透到普选的选票上去，选举的结果可能都是合法的，但也经常是无理的。而且一旦全民选举了，想要改变这样的无理的结果，就完全不可能了。中央可以靠压力改变个别县乡，但是全中国的所有县乡都出现这样的无理结果的可能性很高，这个政治风险就是无比巨大的了。目前从基层先搞民主试点的想法，其实是不正确的。高层官员对于自己没有信心，所以选择基层试点，这是短视政治。应该先放开上层的民主，比如九常委的公开选举而不是内定。这也是保证卸任领导人不过多发挥余热的根本。否则老是内定的话，余热就不可能不发挥作用了。上层若出现不稳，是不至于影响下层的，这一点从重庆事件可以看出来，从历史也可以总结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