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食息而获利是商品社会的衍生物。古往今来的各种社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食利阶层。但是，如果食利阶层的收入没有被纳入社会再分配的过程，那么，这个食利阶层对社会的发展和公平都是极为有害的。如果这个食利阶层又是建立在寻租活动之上，那么，这个食利阶层将会成为社会的毒瘤。

中国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后，在现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食利阶层，而这个食利阶层既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寻租活动，又没有纳入税务的法律范围。这是一个不能不引起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我最近在中国跑了很多城市，亲眼看到，也从接触的人了解到，很多城市居民都有两套或两套以上的房。第二套以上的房屋大都用于出租。通过出租房屋获利，这是商品社会，包括象美国这样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但是，中国的食利者有两点不同于美国。一个是食利者的房屋大多由非商品房转化而来，食利者并没有付出市场上应有的价值，但却通过出租获取了商品市场上的价值。如果说这一点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而情有可原，那么由于这种因权力或身份而成为食利阶层的收入绝大多数没有被纳入国家的税收范围，这就使得食利阶层的形成呈现出马太效应。一方面，城市里的有产者因不动产市场的成倍增值而不断拥有新的物业，而贫困者，尤其是进城的农民工却越来越难以拥有自己的住所。目前，在中国的一般城市里，一般民工的工资是800到1000元，而一房一厅的租金也大约是这个价钱。这一基本现实决定了农民工只能住在鸽子笼式的工棚里，而不能生活在具有私人空间的普通住房里。这个历史上的不公平和后来的马太效应把中国的城市分成了两个社会：原有的城镇居民和外来的民工，这两个社会越来越难以融合为一。在中国的许多城市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一些城市居民无所事事的呆在麻将桌上抱怨着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许多商店，餐厅的门口都贴有工资大约800元到1000元的招工启示，但鲜有城市居民去应征。

靠房屋租金获利只是中国特殊食利阶层中的一种，在其它领域也同样存在。以出租车行业为例。目前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出租车司机都由本地户籍人员为主转向外来人口为主。深圳全市约2万名的出租车司机，绝大部分来自于湖南省、江西省和东北地区。温州的出租车司机大多来自安徽，河南等地。一个重要的现象是，随着出租车司机的外地化，民工化，司机的收入也呈下降趋势。深圳市出租车司机收入在3,000元左右，温州在2,500元左右，厦门市是1,500至2,000元，北京市收入2,000元左右。这里以温州市出租车行业为案例来分析，因为这个温州出租车行业模式受到一些专家的赞赏。按照温州市政府的规定，“通过有偿取得的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长期有效，属个人的，可以继承、转让；属法人的，可以转让。”尽管出租车的经营权是公开拍卖，但由于资金和其他社会因素，几乎没有任何出租车司机能得到经营权。而拍得经营权的车主无一例外的都以高价转租给外地的出租车司机。本来经营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在商品社会中也属正常，车主通过转让而获得一定利润也无可厚非。但由于数量有限的出租车经营权具有垄断性质，使得出租车司机和车牌主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温州市一个出租车司机终日奔波一个月的收入大约是2,500元，而一个拥有经营权的车牌主人的月租收入大约是在10,000元左右，坐收租金者的收入是劳动者收入的四倍。再加上这种经营权可以继承，从而在出租车行业中形成了一个固化了的世袭食利群体。很显然，这种食利阶层的形成既有违社会的公正原则，也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剧烈的转型期，造成上述食利阶层的原因众多。而且从市场经济的发展看，中国社会出现食利阶层也是无可避免。但为了社会的公正和持续发展，中国政府必须要大力消除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寻租现象，特别是权力寻租，身份寻租。同时，政府也应该把正在形成的食利阶层纳入法律，尤其是税收的范围。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参考美国的地产税制度。在美国，大部分土地属私人所有，但政府对几乎所有土地都课以赋税。美国政府每年从土地得到的税收是一笔巨大的收入，而这笔收入除了少部分是用于政府日常开销外，大部分都是用于公共文化教育。在美国的许多地区，屋主交给政府的地产税的金额相当于每隔三十多年就向政府把同样一栋房子再买一次。由于美国地产税的一半以上是用于教育，而政府公立的初中等学校对于所有人一视同仁，一律免费，实际上是地产拥有者的家庭负担了低收入家庭的教育费用。美国政府运用地产税这一机制对社会的财富进行再分配，从而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中国社会现在是到了向房产拥有者课以地产税的时候，尤其是应该对有产者的第二栋以上的房产课以递增的地产税。这样既可以缩小社会的贫富悬殊，减少不公平现象，同时也可以抑制过热的房地产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