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进、宋彬彬的“铊”案
(2014-01-17 14: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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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进、宋彬彬最近站出来,为文革前期的迫害老师案道歉。精神可嘉。她俩说自己没有有效地阻止她人野蛮地打老师,致使副校长惨死。至于谁打的,她们不揭发,让凶手逍遥法外。这算不算诚挚道歉,是不是文过饰非推卸责任?大家自会评判。其实,这案子和改革时期的清华朱玲“铊”中毒案有点雷同:孙维等一干女室友,个个装聋作哑,没一个站出来讲实话,致使凶手(们)一样逍遥法外。
虽然一个在文革,一个在改革,但两个案子有很多共同点:
1。都是高干的女儿涉案。刘进的爸刘仰峤是高教部的副部长,宋彬彬的爸宋任穷是开国上将东北局书记、文革后的中组部长。孙维的爷爷是江泽民她爸在日汪时期的汉奸同僚,江主政时的政协副主席。
2。涉案人的家庭都是改革时期的既得利益者。站队站对了,改开成了保护伞。因此没人被追究,没人被调查。刘进的爸被平了反;宋彬彬的爸当了中组部长,权倾一时;有份参与的刘婷婷、邓榕就不更用说了。孙维呢,被自己的爷爷和江爷爷罩着。
3。都是学校没有积极立案。堂堂清华不积极立案,对朱玲铊中毒随之任之;北师大也好像与己无关,对死去的附中副校长,冷漠至极。
4。这些当事人,如今都是天之娇女,个个受到了顶尖的教育,都是有了文化。虽说知识提高了,但人的道德水准还那样混,装聋做哑,只清不报。所以说,文化水平和道德水平没什么必然关系。
不同的是:文革前期有人打死了校长,就说是文革的错,全推给了老毛去负责。推得一干二净,推得天经地义。然而,改革时期毒惨了朱玲,既不说是改革的错,也不知是谁的错,没人没单位去负责。糊涂得不干不净,糊涂得权钱推磨。
对刘进、宋彬彬的道歉先举个案例:
赵一、宋二、张三、李四、王五,一干人去酒店找小姐。结果把小姐给糟蹋死了。临了末了,李四王五出来说,我们要道歉:我们没有有效地阻止他人野蛮,致使小姐死了。
至于赵一、宋二、张三谁干的,李四、王五没说,也不说。那请问,李四、王五算不算同案犯?算不算知情不报,算不算包庇坏人,市公安刑事部该不该主动立案?要不要追求当事人和知情人的责任?
再对刘进、宋彬彬道歉中说的情形问几个问题:
1。刘进、宋彬彬在道歉中说,批斗老师的是初三女生和高一3班的女生,那能不能说出来是那些女生?总不能让全年级的女生一起背黑锅吧?
2。刘进、宋彬彬在道歉中说,让副校长在楼上厕所喝脏水的是个高一的女生,哪是谁呢?
3。刘进、宋彬彬在道歉中说,把副校长从楼上推下楼梯的的女生,又是谁呢?
4。刘进、宋彬彬在道歉中既然说得有鼻子有眼,就是说她们俩是知道谁干的。现在既然觉悟了要道歉,那何不到公安机关去举报这些动手打死校长的人?那可是凶手那,不举报就是“包庇罪犯”,是要负刑事责任的,不是说个道歉就了事了吧。
接着还有两个问题
5。刘进、宋彬彬既然说是诚挚道歉,那刘婷婷、邓榕是初三的还是高一的?她们参与了打校长的行列了吗?
6。如果刘婷婷、邓榕没有参与打死校长,是不是也该出来做个了断。邓榕那么喜欢出头露面,总该有句话吧?
清华的铊案、北师大的打死附中校长案,都是中国的镜子:只要跟当朝的皇亲国戚有关连的事,都是当下说不清的。这和文革不文革没关系。衙内的疯狂与杀人越货,哪朝哪代,都一样。
刘进:没有啊,我也是第一次听说。事隔多年,我已不记得自己的原话了,但确实没有写过稿子。很多同学和老师都有不同的记忆,同一个班的学生因为处境不同,记忆也大不相同。2006年拜访梅树民老师,他回忆说,当时他们在校办工厂劳改,他和刘致平副校长在一起听广播,广播中说再不许打人了,他们心里才有了安全感。有人记得,我说卞仲耘昨天被斗死了,这是违犯党的政策的,以后不许再打人了。有人记得,我说过要注意保密,不要扩大影响。一些同学就记住了一句:“死了就死了”。
我们觉得不能再这样乱下去了。8月8日,我和一些同学商量(多数是保工作组的,也有高三4班反工作组的),说这样下去不行,咱们成立一个组织吧。因为上边没有领导,这个自发成立的组织就叫“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我当了主任,有十几个副主任,各班还有联络员。我认为这是8月5日事件直接导致的结果。
主持人:可以这样认为吗?是高一3班部分学生发起、组织了游斗校领导,事先并没有人向你们透露消息。
刘进:是的。除了受害人、目击者指认,我也找过高一3班的老师、同学核实。一个同学(为叙述方便,以下称A同学)对我讲了当时班里少数同学发起揪斗校领导的过程。A同学说带头的是几个住在西边大院(即三军总部大院)的同学。她们在班里说,现在“主义兵”成革命的了,主席已经发出号召,我们也要革命,也要斗黑帮。她们让人把校领导集中起来,拉到操场去游斗。当时全班同学都坐在教室里,出身不好的,家里有问题的学生都集中坐在一边,领头的同学让大家必须都出去看。A同学说,她初中就在女附中,很关心胡校长,自己也想出去看看。全班学生跟出去以后,有不少同学都打人了,包括出身不好的一个同学,她打的是胡校长,就是想表现革命。胡校长一直很强硬,挨打挨得最多。A同学还特别说到该班某同学(很多目击者都提到她)也打了,不是打得最厉害的人,但她是名人,文革前的优秀学生,只要动了手肯定别人会记得很清楚。打人厉害的几个,初中都是在外校上的。初中就在女附中的同学对老师有感情,下手不如她们那么厉害,也不是没打,下手可能轻一些。A同学还说,打老师的行为,让人不能容忍,但我们只能看着。卞校长死后,谁都不说话了。
在游斗过程中对校领导施加暴力行为的,不仅仅是高一3班的学生,也有高一其他班和初二的少数学生。那天下午是连续的几个过程,最初是围着大操场集中对校领导游斗,接着在小操场强迫他们抬土劳动,最后是强迫他们分头打扫各处的厕所,继续羞辱、折磨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其他年级也有学生参与游斗和看押,但多数学生是围观,聚聚散散,人数时多时少,这些人成为暴力行为的目击者。
主持人:你们劝阻了两次,却没有使她们停止游斗活动。难道因为她们以革命的名义,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才让你们的劝说苍白无力吗?
持人:那天打人的学生,许多目击者还能叫出她们的名字。我班有同学看到,刘致平副校长因为谢顶,头上被贴了一张墨汁涂黑的纸,高一某学生命令他跪着,做举手投降状,给他拍了照片。梅主任三十几岁,算是年轻力壮的人,让他挑土围小操场走一圈,再把土倒回原处。胡校长打扫操场附近的厕所,不少同学记得,她的白衬衫被墨汁染成黑色,黑裙子被撕到胯部,露出了粉色的内裤。没有任何工具,她只好用指甲抠厕所盖子上的污物。卞校长被押到宿舍楼打扫卫生,我班同学看见卞校长时,她已经晃晃悠悠站立不稳了,被一个初二学生使劲按下头,逼她喝池子里的脏水。那个女生皮肤黝黑、身材高大,1967年有一次让校领导围着操场游街,她对胡校长又推又搡,使劲按她的脑袋,胡校长就是不低头,我清楚记得她的模样和胡校长当时愤怒的表情。她们殴打和羞辱校领导的手段简直令人发指。
叶维丽:可是,卞校长死后至今没有人站出来承认打过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脑子里老有两个人的形象在晃,都是高一的。一个大胖脸,一个瘦高个儿。这两个人做的一件事让我记住了她们。文革开始后有一次工作组组织学生去教工宿舍参观,看老师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经过教我们语文的王老师家,她不在,保姆正抱着她的小孩在外面,当时我们班走在高一那个班的后面,我看见那两个人竟然啐那个小孩儿。我当时特别反感,心想即使小孩的妈妈十恶不赦,小孩又有什么罪?卞校长死后,有人告诉我打人的学生中就有那两个人,我一下子觉得特别可能。今天回过头想,正是众人的沉默助长了她们后来的恶行。
刘进: 7月31日,学校贴出来一张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大字报,前身是“红旗”。因为她们坚决反对工作组,成为学生中的革命左派。
当时校园里除了对联还有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撤走才两三天,就有学生跑到团中央去揪斗工作组的张世栋、马娴华,把他们押回学校关了十几天,要求他们揭发问题。据王润芝老师回忆,8月5日当天,还有学生对张世栋和马娴华说:“不老实交待,卞仲耘就是你们的下场!”也有现场目击的同学证实,揪斗校领导的过程中,张世栋也被勒令旁观,说你不老实交待,也是这个下场。
主持人:我班也有同学证实,在“八五”现场张世栋、马娴华受到威吓。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成立宣言,我亲眼看到,红纸黑字,很显眼,贴在大食堂旁边的板报栏上,题目就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宣言”,不仅纲领明确,还有几条组织原则,强调坚持党的“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重在阶级表现”的路线,非红五类家庭出身只要表现好,也可以申请加入。在对联的气势压倒一切时,我对这个印象特别深,心里有瞬间一热的感觉。当时校园里比较冷清,大批去军训的同学还没回来。
刘进:工作组撤走后,多数学生还是习惯性地每天来学校,看大字报、写大字报、抄大字报,主要内容是批判工作组的错误和辩论对联。各班在辩论对联的过程中,出身不好的同学已经失去了话语权。也有不少同学想来就来,不来就到别的学校去串联。
主持人:失去话语权的不仅仅是出身不好的同学,而是除了“红五类”以外的大多数。班里的核心小组——最基层的权力单位并没散伙,因为她们都是红五类,对联让她们增强了自信心和凝聚力。别的班不了解,我班还保持一定的秩序,8月4号核心小组通知,第二天必须全体到校开班会。我以为又要斗争我呢,5号就躲在家里没去学校。午后两个出身“红五类”的同学到家里找我,问我为什么逃学?我假装头疼,后来跟着她们去了学校。那天上午我们班在“辩论”对联的班会上,不少同学因为家庭出身受到了羞辱。
叶维丽:冯敬兰关于核心小组的提醒很重要。她在这个问题上很敏感,因为作为“有问题”的学生,她直接感到它的权威。班核心小组不像校一级的师生代表会,不是工作组直接建立的。66年7月底工作组突然撤离后,班核心小组没有受影响,反倒因为“对联”而鼓了气;又因为校级师生代表会有些“吃瘪”,更在事实上加强了班核心小组的权威。当时许多班级以辩论对联为名斗出身不好的同学,恐怕都与核心小组有关。8月5号高一3班斗校领导的动议,不知核心小组起了什么作用?
刘进:因为我们不在班里,不了解各班的具体情况。我和宋彬彬每天还在学校,总被一些同学围着问下一步怎么办。到底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我想不通为什么满腔热情地投身革命,却犯下方向、路线的错误,很迷惘。犯了错误跌倒了,可以爬起来再干,但是方向在哪里?具体干什么?无所适从。学生代表会的人,当时的态度已不一样。
胡校长在《“八五”祭》里写到8月4日下午学生打老师的行为,当时我一点也没听说。她在文章中说,几个校领导正集中在办公室学习,突然闯进来七、八个学生,骂骂咧咧,“有的拿棍,有的拿皮带,狠狠地抽打我们……”晚上,她爱人(在教育部工作)看到她身上的伤痕说:“你们学校怎么这样乱?!”她说:“工作组走了,没有人管,有什么办法?!”“明天你暂时不去学校。”“我是校长,不去学校怎么行?”但是,胡校长直到去世也没有公开说出那七、八个学生的名字。卞校长回家后的情况也有一些文字记载。总之,她们都觉得生命已没有保障了。
主持人:这几天学校里发生的主要变化,一是“主义兵“成立,二是血统论造成学生中深刻的分裂,三是无政府状态下校领导面临的危险迫近。
刘进:《“八五”祭》里,胡校长写了8月5日上午,她先去北京市委找分管文教口的干部,说了学校头天打人的问题,强调基层领导干部的人身安全已经没有保障。那位干部只是劝说她先回学校,并无任何对策。后来胡又找到西城区委,也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5日下午1点半左右,她走进校门,觉得学校“异样地寂静”,预感不祥,就拿起扫帚装着打扫女厕所,以便观察动静。教导处副主任梅树民老师认为当天的斗争会是事前准备好的,据他回忆上午就有学生通知让他们下午两点钟集合。关于“八五”的文字,除了胡校长写过文章,初一的唐伏生、初三的冯敬兰、叶维丽、高一的王友琴、高三的刘沂伦等也都有文字记述。最近我听刘沂伦(1966届高中生/高三1班学生)说到一个新情况,她印象中校领导是从礼堂押出来,围着大操场游斗的。
主持人:当时你在哪里,什么时候知道外面正在游斗校领导?
刘进:当时我和一些同学在东楼史地政教研室里,就是原来工作组的办公室。前面说过,我们每天都聚在一块儿议论,寻找方向,基本就是清谈。那天下午两点多,几个初中同学急急忙忙跑进来,说大操场上打人了。其中初三的一个同学近年回忆说,8月5日下午,她和几个同学在东楼原来总务处的办公室睡觉,石油附中一男生来找她,一进屋就说:“你们女校的学生怎么比男生还厉害,正在操场打人呢!”她听后赶快跑去找我们。听她一说,我和宋彬彬等人急忙下楼,跑到大操场上,看见校领导正在游街,都拿着簸箕,有的老师头上扣着纸篓,胡校长身上特别脏。现场以高一学生为主,也有其他年级的同学围观。我们让她们停止打人,她们说这是斗黑帮,我们说斗黑帮也不能打人啊,有大方向还有党的政策呢。她们理直气壮地说工作组在时不让斗,现在可以斗了。我们说你们该斗斗,该游游,但不能打人。那些同学没有再表示异议,我们让大家都散开,看到许多围观的同学陆续离开后,我们也走了。
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低年级的同学跑来说,后操场正在打人。我们赶紧又跑到那里,现场已聚了不少学生,各年级都有。校领导正在抬土,有的同学手里拿着木棍子在旁边监督。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教导主任汪玉冰老师,她有些瘫软了,还哭了,只要同学冲她一嚷嚷,她就吓得不行。筐挺大,她们确实抬不动。我们说了一些“劳动可以,不要打人”的话,呆了一会儿,看到没有人再打人才离开。
直到黄昏,有个同学来说卞校长快不行了,人在后院呢,我和宋彬彬等同学急忙跑下楼去。在后操场,我看到卞校长躺在一个手推车上,脸色特别难看,嘴里吐着白沫,身上也有异味,一看就不行了。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感觉天塌了一样,第一反应就是赶快送医院抢救。当时那里没几个人,后来人多了,场面变得很乱。学校的后门平时上锁,我让身边的同学去找工友拿钥匙,工友王永海来开了后门。还叫人给卞校长家打电话(事后知道是党办赵桂英老师通知家属的)。高三1班刘沂伦证实说,是宋彬彬和高三2班朱姓同学等几人去医院找的大夫。朱同学事后告诉刘沂伦,医生一听说是黑帮就不愿来,宋彬彬和他当场吵了起来,说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俘虏还得优待呢。当时来了一个年轻的男大夫,一个年长的女护士,给卞校长打了强心针。不过,这些具体细节我和宋彬彬都不记得了,当时我们完全懵了。
我推着车,好几个同学在旁边帮着推,把卞校长送到了邮电医院。记忆中不少同学、老师都跟着往医院跑。大夫不敢救,我们之间发生了争吵。在场的数学老师李松文,是工作组期间教师代表会两成员之一,也是临时党支部的负责人,他老实本分、不善言谈,这时也急了,让医院赶快救人。经过一番争论才开始抢救,大约9点左右,卞校长就去世了。随后,卞校长的丈夫王先生来了,他情绪激动,当时哭得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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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代表官僚权贵等剥削阶级利益的主流媒体试图彻底否定文革:
我小时候的作文就是……
自从党的11界3中全会以来……
自从打到四人帮以来……
儒学,迷信、还有印度阿三的佛教,这些垃圾,打着国学、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的旗号,大肆反扑……
看看今天这个物欲横流道德败坏逼良为娼的社会,大量群体事件……
与权贵做斗争改变了人类历史几千年来的奴隶思想。随着时间的流逝真心觉得文革的伟大……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运动,也只有主席这样的胸才大略的人能领导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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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好。她们的道歉那么超脱,那么高高在上。日本战犯不也可以说,我们对部队约束不严,对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