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曾多次表示：过去的十年既是中国经济最好的十年，也是社会和谐最坏的十年，同时，也是政治改革失去的十年。而未来的十年则是中国改革的“窗口期”，从目前的摊子看，很多问题不改不行，我们应该有所期待。

张说：“这一代领导人经历过文革这一特殊时期，对社会问题有自己的看法”。目前的好形式也好，烂摊子也好，很多问题不改不行，改革不等人。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在张维迎看来，既得利益者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以及新利益的分配，也有可能会主动地、或会被动地 被变成改革者。如果不承认这一点，以为所有的变革都是你死我活，那我们的改革就没希望，人类活着也就没希望。

张表示，“中国改革的总目标，是建立一个自由、公正、法治、民主的社会，在经济上坚持自由市场和死于产权制度，在政治上则建立宪政和民主制度。这一过程大概需要30年”。

张维迎的原话：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大家都看，其实他的第一本独立著作是《论美国的民主》，也是他的成名作，是最值得推荐给今天的中国人的。

我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后的感觉是，其实人类是很无知的，我们每天做的事，想达到的目标和实际后果可能完全不一样。一个加强统治的方式也可能变成摧毁统治的结果。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改革也好，革命也好，不要想着只要脑子里有个目标，有个顶层设计，就可以达到目标。好多改革的成功，都是歪打正着，革命的后果更难预测。

中国能否告别革命？大家对现在的体制不满，就是要求变革，改革和革命是变革的两种方式而已。能不能告别革命关键是改革能不能走出去，因此，首先需要理解的是现在的体制改革能不能走出去。从今天的角度来讲是可以的，至少理论上讲是可能的。

悲观主义者认为，改革就要触动既得利益，但既得利益者就是现在有权势的人，他们怎么可能有积极性改革呢?但是，历史上的好多变革都是既得利益者推动的，好多成功的变革都是既得利益者所为。

既得利益者也可能推动变革

既得利益者为什么也会推动变革？我总结有三个原因：

第一，他们有了新的理念。大家不要以为人的行为都是受利益支配的。大卫·休谟在200多年前就讲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类的所有事务，是由观念支配的。纵观历史，几乎所有伟大的变革都是由观念的变化引起的。也就是说，你有什么信仰，这非常重要。当年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主要是旧体制下“既得利益”家庭出生的人。不要以为他们是被压迫阶级，所以才革命，不是这么回事。他们闹革命是因为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新的理念。法国大革命的好多推动者也是贵族。所以我觉得理念非常重要。

第二，既得利益者并非统一的利益体。我们一讲既得利益者就好像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函数，可以统一行动。有时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比他们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大得多。

从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历史来看，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法治和民主首先是在贵族内部实现的，然后才逐步推广到全社会。贵族内部为什么要建宪政和民主？就是因为旧体制下他们相互之间打得不可开交，每个人都有特权，但都没人权，互相伤害，最后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妥协的重要性，导致了宪政的出现。英国19世纪之前的变革，主要是贵族跟国王、教会之间以及贵族相互之间斗争的结果。

第三，改革是既得利益者避免革命的最好办法。被统治阶级有了利益诉求，你不能满足，他们就可能起来推翻你。好在统治阶级内部可能有人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就不断地满足被统治阶级的需要。

他们做起来可能勉勉强强，但不管怎样，还是做了。英国从1832年第一改革法案开始，为什么不断扩大选举范围，最后到1928年实行了男女平等的普选权？就是英国统治阶级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不那么做自己就走不下去。

总而言之，既得利益者有可能变成改革者。如果不承认这一点，以为所有的变革都是你死我活，人类是没有希望的。

你死我活的革命后果也是不可预料的，也不一定比原来好。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大家慢慢认识到，如果当时不是太着急的话，也许情况比现在好得多。

现在我们的民主理念、法治理念在某些方面还不如100年前。像宪政这样的东西，100年前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人都讨论，但我们现在还不能充分讨论。
 
时代需要政治家而非官僚

这是从乐观的角度讲。从悲观的角度讲，既得利益者是否真的能变成推动改革的力量，我还没有完全的把握。

体制的危机在哪儿？它不是那么有效运转。一些党政部门，嘴上说的好像跟上面一样，但做的完全不一样。一些号称维护党的领导的机构和官员，做的许多事情都在削弱党的统治、党的领导。这些人口口声声说是对党负责，实际上只是保自己的乌纱帽而已。现在的腐败分子就是在挤兑共产党，像储户竞相提款挤兑银行一样。

还有一个社会问题是，政治家似乎只出自官僚。政治家和官僚本来是两类人，现在成了一类人。

官僚是按部就班不做错事，政治家是要做正确的事，做关乎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大事。政治家要有一定程度的横空出世，要经过一定的磨难，但不是官僚主义的磨难，而是政治竞争的磨难。而现在的这个体制，已经到了这一步，政治家似乎只出自官僚。

官僚是经过一步一步循规蹈矩过来的。政治家出自官僚，理念就没有了，魄力也就没有了。

这个官僚系统培养政治家的办法可怕在哪里？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设想你刚被提拔成一个副县长，你离县委书记中间有几个台阶？五个！每个台阶至少两年，运气好的话，十年后你可以当上县委书记。当上县委书记大权独揽，可以干一些大事，但你还要不要进步？要进步就得当副市长，副市长离市委书记也有五级，又十年。副省长到省委书记又十年。

大家想想，这三个十年过去了，只有两种结果：有理念、有魄力、有棱角的人或者彻底出局，或者已经磨得没有理念、没有棱角，成了彻底的官僚。结果就是官僚领导国家。

如果我们不需要变革，至少体制上已经走到法治、宪政、民主，那还好办些。问题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恰恰是需要伟大领导人的时候，而这个体制本身不是产生伟大领导人的体制。

美国的运气在哪儿？美国的开国元老经过了三四十年轮流执政，比如华盛顿干八年，亚当斯干四年，杰斐逊再干八年，麦迪逊又八年，这四人一共干了28年，美国的民主宪政制度就建立起来了。

台湾的幸运在哪儿，蒋经国去世之前就认识到这个事情，开始做，所以台湾也走过来了。我们的麻烦是第一代革命家有那种权威，但不做那样的事情，邓小平也没有来得及做，时机错过了，一误就是60年。

当然，历史总是有偶然性的，有时候阴差阳错碰到一个人，他也许有很好的理念，有很强的使命感，有胆量、有魄力、有领导力，敢做大事。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国家和民族的幸运。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新一届领导人有点横空出世的味道，不完全是一层一层的官僚体制磨难出来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有所期待。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十年是中国改革的“窗口期”。
 
老百姓的跟贴：

-- 既得利益者只会维护自己的利益，怎么做对他们有利，他们就会怎么做。对改革，要看朝哪个方向改。对他们有利，他们就会推动。对他们没利，他们就会成为社会变革的最大障碍。 

-- 从过去的三十年看，改革并不一定都是朝着好的方面改。有可能越改越公平，也有可能越改越不公平，关键是要选对方向。方向对了，朝着这个既定方向去改，才能去判断谁是阻碍者谁是推动者。主席当年讲路线问题是首要问题。就是看你的脚走在谁的路上。走在百姓的路上，会越来越公平正义。既得利益者就会成为绊脚石。走在既得利益者官权主义者的路上，社会就越来越不公平不正义。既得利益者就推动。目前的社会变革方向有点偏。应该纠偏。既得利益者和圈养的公知一定不会推动。

-- 既得利益者已经超级强大了，他们有足够的力量与正义的纠正抗衡。肥美大鱼和肉进入了虎狼之口，焉有吐出之机。他们的推动，只能是对他们有利的那部分。

-- 对退休双轨制，多少人呼吁要改，十年了到现在都不敢动，这就是既得利益团体强大的结果。破双轨都做不下去，还诳论改革，只是空话一句。老百姓要的不是平均，而是要公平。

-- 不管如何改革，只要百姓的生活好一点，养老的水平高一点，医保报销多一点，就是好改革！别的所谓改革，都是那些既得利益团体搞的分赃活动。

-- 如果自己不改，外国人会帮你改！看看鸦片战争，老百姓笑脸欢迎八国联军，再看看现在的中东，我们应该有紧迫感！你不改，就不要去战争，因为老百姓会选择不抵抗的。不变革疏通这潭死水，迟早变成淤泥坑。

-- 目前的现实是，既得利益者已经统治了国家各个方面，已经异常强大，他们不会主动把自己的利益拱手相让的。你若不考虑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那所有改革就只会是奢望! 没得利的都是弱势群体，现在的改革又不是革命，我们不可能去赶尽杀绝这些贪官污吏权贵者。虽说把国家利益百姓的利益放手给这些利益团体百姓感情上很难接受，但却是不得不承认的残酷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