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孙志刚事件之后,许志永又参与发起了对北京南站“上访村”、浙江“钱云会事件”、北京外来人口平等教育权上访等多起社会事件的调查。
王功权是公盟的早期发起人之一,也积极参与到诸如教育平权、调研民众上访等维权活动中。2010年6月,王功权与许志永、滕彪等发起《公民承诺》倡议书,期待中国公民意识能够更加普遍,共同支持保护公民的权利。此事件一般被认为是新公民运动的发端。
2009年,当局以税务问题为理由将公盟解散,之后公盟成员以“公民”名义继续从事各项活动。王功权在其中还一直扮演着幕后“金主”角色,对前期的“公盟”,之后的“公民”进行了相当的资金帮助。许志永以公司名义成立公盟后,一度面临财务窘境,王功权提供一部分资金助其度过难关,此后又涉及80多万的偷漏税被官方打压,又是王功权出钱化解此事。
过去,对许志永、王功权等在教育平权、公益维权等上书、集会活动上,上面一直采取容忍的态度,审慎采取任何过激行动,甚至给予了一定的正规渠道指引。但从2009年取缔公盟开始,官方对许志永的态度急转直下,以“偷税罪”对他采取了强制措施,后取保候审。之所以后来不再容忍许志永,是他在2008年开始推动北京律师界的民主直选活动,并发表政治味道浓厚的公开信等行为。在不少场合,许志永明确提出以非暴力方式推动中国政治体制的改变,包括结束中共的执政地位。
今年7月官方对许志永再次被刑事拘留,据了解并非源自他的社会维权或公益行动,直接原因是他近些年所推动的“新公民行动”,以及具有政治聚会性质的“公民同城聚餐”。许志永的这些行为与海外异见人士李一平所推动的旨在联系大陆网民、推翻中共执政的“小圈子理论”异曲同工,显然引发官方联想,认为已触动政治红线。
在许志永被羁押候审后,王功权走向前台,他和笑蜀发表联合声明,强调许志永事件因新公民运动而起,宣示接力新公民运动。此后茅于轼、王功权、笑蜀、何三畏、杨子立等发表了《许志永事件之公民社会呼吁书》的公开信,要求当局释放许志永和其他被捕的公民活动人士。参与联署的大陆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第一批有400多人,截至7月30日五批共达2,003人。8月2日笑蜀被当局强制押解离开北京,并被送到广州软禁,48小时后才获自由。2013年8月8日,新公民运动在华南地区的主要倡导者郭飞雄被拘。8月11日,新公民运动在华东地区的主要倡导者李化平被拘。9月13日,王功权在北京被警方以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为罪名被刑拘。新公民运动成了这次严打的第一对象。
“小圈子”,大目标
许志永等人发起“新公民运动”后,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维权活动,明确流露出政治诉求,发表“宪政纲领”式的文章,在北京等城市搞民主运动,尤其是其组织的“公民同城聚餐”使当局相当忌讳。2011年底,许志永所在的“公民”组织经讨论后开始推动各地公民同步聚餐(时间定在每月最后一个星期六),以此打造公民共同体。此活动明面上由各地公民自发组织,探讨社会与民生等问题,话题与组织形式不限。实际上很多话题与活动已脱离维权范围。
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同城聚餐”活动迅猛推进,至2013年,已有30多个城市参与,并且在海外华人中也有展开。许志永在北京组织的聚餐活动更是频繁,并在聚餐后聚集部分人员上街游行,甚至多次在地铁等公共场合散发传单。今年3月31日,许志永带领聚餐人员在西单散发涉及民主运动的传单,再一次激怒了官方,此后安全人员限制了他的活动,将其软禁在家。
加拿大的李一平
许志永等人推动的“公民同城聚餐”活动与流亡加拿大的民运人士李一平(原名王仲丘)在2011年底提出的“小圈子” 策略有很多相似之处。李一平主张在中共对于民间政治组织的严密防范和残酷打压下放弃正规的组织形式,通过社交活动把志同道合者组成小型的社交圈来聚集民众,有了本地小圈子,就可以在本地动员民众上街;再通过与外地的小圈子之间建立多渠道的联络,进而形成具备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小圈子联络网,逐步集结成大圈子。
李一平明确宣称,小圈子无组织之形式(无章程、机构、领袖、甚至没有名称),但有组织之实质,成员之间有共同的目标,走共同的道路,相互分工合作,具有社会动员和组织的能力。在转型开始之前,它可以安全地、大规模地联络人员,积累实力;在转型开始之后会互相呼应,在各地动员民众投入抗争。目的是在中国进行民意总动员,以强大的民意动摇军心,赢得军队的中立或支持,最终推翻中共的专制统治。
许志永和李一平都曾通过各种方式向外界否认两个人的理念与行为相通。许志永认为自己的目的是通过温和改良的方式推进中国公民社会的进步,李一平则希望通过现实中结识“志同道合者”推翻中共,甚至最终可以使用暴力方式。
习近平的打左抓右运动
共产党本来靠学生运动、群众斗争起家的。但在其建政后,对于民众结社的问题很敏感,尤其是有政治目的的结社活动。直至今天这种时刻保持警惕性的思想贯彻到了习的宣传、运作之中,例如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曾公开表态认为,中共今天“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煳认识。”这里习所说的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项被解读为要保证中共的一党执政地位。
所以许志永无论在言论还是具体行为上,无疑是大大触及了中共的政治红线,他所组织的公盟(之后的“公民”)的确进行了大量维权等活动,但同时又组织并实施了公民的政治活动,甚至难以排除许志永个人的政治企图。他的出发点可能是无私的,是浪漫的,充满理想主义,但实际上挑战中共的政治安排,在某些情况下也很可能制造严重的政治不安。许志永大力推动的“公民同城聚餐”活动,几乎毫无疑问会被官方认定有了“组织”运动之实,而他所发表的一些文章,相信也被认为具备了政治纲领的性质。因此对中共来讲,这样的言行恰是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罪责。
许志永网络中发表的《人民的国家》、《致习近平先生的公开信:一个公民对国家命运的思考》等文章中,公开提出了政治纲领,他所设定的现代国家制度应该包含“各级政府首脑和议员直接选举产生、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多党竞争、新闻自由、行政中立、地方自治”等,这无一不是刺痛了中共紧绷的神经,早已越过了中共认定的政治红线。而“新公民运动”这个名称是许志永在2012年5月发表的纲领性文章《中国新公民运动》中被提及,该文明确写道“新公民运动”是一个政治运动。
许志永不仅发表政治敏感的文章或观点,组织政治活动,而且最忌讳的是他是个既有政治纲领,又有组织,并采取实质行动的人或机构,所以官方一定会采取强力措施予以镇压,避免情况变得尾大不掉。当年刘晓波一直在积极参与人权、民主运动,之所以在2009年被判刑,关键原因就是他除了发布要推翻中共领导的“零八宪章”,更进行了大量的串联联署活动,被中共认为不再局限在言论范围,不是普通的异见分子,已经蜕变成政治敌人。
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一群醉心于政治的狂热分子,中国自然也会有诸如像刘晓波、许志永这样热情于政治的人士。然而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不允许他们政治行动上的自由,这是众所周知的政治现实。一旦这等人士的言行危害到中共的政治权益,它必将借用法律手段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其实,刘晓波、许志永或王功权都相当清楚自己正在挑战中共的统治地位,也知道在中国这样的行为是冒着极大的风险,正所谓“吃得咸鱼抵得渴”的道理,他们也就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甚至承受国家机器对他们的镇压。有如一些官员私下表示:你触动了法律我们不能不作为。
当然,这些政治活跃人士中有不少人具有显著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恰恰是这种理想主义让他们把中国的问题看得过于简单,行事方式与技巧也过于英雄主义。即便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对国家和民族是有益的,不该承担政治罪名,但这也只是一厢情愿。还有,不排除一些人是“故意”踩中共的政治红线,要当殉道者。就以刘晓波为例,不少民运人士认为他是在特意把自己包装成为中国的“民主斗士”,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如此成功,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其实,中共对他的审判手段粗暴拙劣,正是助推他获得该奖的直接原因。
这里面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一些民间人士及异见者有太强的政治革命情节,对今天中共和中国的问题两极化、概念化,过于轻易地碰触政治。同时这种两极化和概念化也使他们难以找到真正的解决方式,往往只好借助那些模煳不清、毫无说服力的西方政治意识形态。这一方面触怒官方,另一方面也缺乏社会基础。二是,正如习近平“8·19”讲话中所指,今天人们的独立思维能力、选择能力、思考能力都有很大不同,所以具有多元思维的人会越来越多。中共必须想好方法避免只以简单的拘押手段回应,这样只会制造更多的政治矛盾。在城市中产阶级极大发展的今天,这种政治矛盾的发展方向是很难捉摸的。或者中共应该透过法律,更为公开地将这种政治界限说明白,让这一类人非常明白他们要面对的政治责任,减少任何侥幸的心理冲动。目前海内外知识界有不少人关注中共对许、王二人的处理结果,也希望看到新领导人是否有新的执政思路来积极应对这样一个特殊群体。
时代的背景对一个人是极为重要的。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不仅与各人的造化有关,更重要的是一个时代的机遇。不论干什么,抓住了机遇,抓住了时代的脉搏,一个人就能成为一个人物。有的人被时代抛弃,有的人被时代记住。这就是以一个人的格局所确定的。
中国的大革命从来就没有结束,六十多年了对社会结构的冲击至今没有完结。路线斗争、阶级分歧,不会以我们的美好愿望而自行消灭。尽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政权结构是所有人都满意的,但社会应有开明的理念,公民应有平和的心态,逐步改良才是现代社会最有效最可取的发展方式。Reformism改良主义是相对激进革命而言的。改良主义主张在现有架构和基础上渐进演变,逐步进步,反对激烈变革,反对疾风骤雨式的推翻现有架构重新构造新架构的革命。 宣扬阶级调和、阶级合作,主张在保存现有制度相对长期不变的条件下实行逐步社会改良的一种政治思潮。
中国社会的现状:·
过去十年温家宝集团被普世派绑架,造成现在的思想严重对立;既得利益集团支配国家政策,造成社会的严重对立。江的资产党,胡的不作为,让国家各层管理者贪污腐败到了危及国家安全的地步。改良主义还能解决中国的顽疾吗?这是目前正义感人士的分歧所在。
看中国的腐败,中央巡视组反映的的情况是:
组别 | 进驻单位 | 反馈的部分问题 | |
第一巡视组 | 中储粮总公司 | 内部监管不够严格,基层腐败案件高发多发;对干部管理不够严格;安全生产管理存在较多隐患,虚报库存、掺杂使假等问题时有发生。 | 详细情况 |
第二巡视组 | 湖北 | 个别领导干部以权谋私,一些基层单位和农村干部的腐败问题呈上升趋势;少数领导干部存在片面的政绩观;有的超标准配车、超标准接待;个别地方和部门违规突击提拔干部。 | 详细情况 |
第三巡视组 | 水利部 | 纪检监察机构不健全,基层单位监管力量薄弱;重建轻管问题尚未根本转变;干部交流不够,管理工作还不够规范。 | 详细情况 |
第四巡视组 | 内蒙古 | 矿产资源配置、工程招投标等领域腐败问题比较突出;一些领导干部在年节、婚庆中有送收红包、礼金问题。一些干部执行规定搞变通,变相公款吃喝。 | 详细情况 |
第五巡视组 | 重庆 | 对一把手管理监督不到位,个别领导干部信念动摇、思想滑坡、道德失范;国有企业存在腐败隐患,“苍蝇”式腐败问题比较突出;顶风违纪案件还有发生。 | 详细情况 |
第六巡视组 | 贵州 | 少数领导干部搞权钱交易;有些案件的处理上存在查处不及时、处理偏轻等问题;工程建设、矿产开发、土地出让等领域腐败案件易发多发;个别地区存在虚报统计数据行为。 | 详细情况 |
第七巡视组 | 中国出版集团 | 有的领导人员存在一些违规违纪问题,有的单位买卖或者变相买卖书号、与民营企业等单位违规合作;所属个别单位存在公款高消费现象;选人用人制度不够健全。 | 详细情况 |
第八巡视组 | 江西 | 有的领导干部及其亲属存在插手工程建设项目、谋取私利、节假日收送红包礼金等问题;一些干部工作中存在形式主义,有的甚至顶风公款吃请;个别干部"带病提拔重用"等问题。 | 详细情况 |
第九巡视组 | 中国进出口银行 | 有的贷款发放不规范,存在廉政风险,有利用信贷权谋取私利的情形;在执行民主集中制和选人用人方面,编制职数管理不够严格。 | 详细情况 |
第十巡视组 | 中国人民大学 | 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方面存在薄弱环节;在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作风建设方面,出国管理不规范,公款吃喝、送礼现象依然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