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手一方客
收获了一种恬静的生活, 像一条波澜不惊的小河, 流过春夏 流过秋冬
过去一个星期，习近平喊公平：“要让每个中国人都有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都有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都有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和进步的机会。”习老大这要求，和我们平时说的“追求公平正义，追求平分蛋糕，追求保护环境，尽可能给子孙留有资源”其实完全没什么不一样。
你搜索一下，去年三月人大，人民网一样说过这样的话：“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表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就会落到资本主义，我们就失败了。我们实际上要做的就是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广大人民群众是一个什么收入水平，这是评价人民政府的关键。”可见，习的观念，和重庆模式主张的没什么不一样。
马克思恩格斯讲过，人类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中，生产是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的。恩格斯讲社会主义公平分配，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实现形式，都不能偏离共同富裕这一总的趋向。毛高祖建国初期说过，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饭吃，全民共同富裕。总设计师说过：先让一部分富起来，然后带领大家一块富裕。所以，习的总结，和马恩毛阐述的大家共同富裕的公平社会，没什么不一样。
那习老大要讲的中国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共同出彩、共同富裕？其实，就是面对当下社会残酷的不公平现实，面对社会的极大不稳定，面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瓶颈，刚走马上任的习国君，不得不重新号令：“关心人民的共同富裕，走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道路”这些你我早知道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
问题在于，总设计师讲的两步走，第一步是一部份先富起来了，过去20年确实成就了富起来的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但过去十年，并没有在一部份人富起来的基础上，去极力推动继续走第二步: 带领大家共同富裕。使得这个社会富的越富，底层毫无机会，走到了贫富极大悬殊的不公平社会，两极严重分化，社会严峻对立；并且既得利益阶层无恶不作，成为典型的权贵资本主义。习的共同精彩，就是希望开始实践邓的第二步。说穿了，就是要全国实践过去几年的重庆模式，至少是重复重庆模式的主张。
社会主义的最大本质，或者说其优越性，本来就是要体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和尽可能的公平。但现在，这个观念没人敢提了，因为既得利益集团不仅控制了经济地位，也控制了国家的运作中心，控制了政治领域、媒体舆论、公检法和各种具体执行单位，就是说控制了人们生存的方方面面。人们一提走共同富裕的路，好像就是倒退，就是不改革。难道改革就是要制造贫富两极分化？“如果仅仅少数人富有，就会落到资本主义，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走到邪路去了”。( 猜猜，这句原话是习近平的，还是薄熙来的？）
其实，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仅是那些有理想之主义者的梦，也是老百姓的基本所需。一个国家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到什么时候都不会错。一次分配不均是激励社会经济发展所伴生的，在一定范围内也容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执行二次分配就是要减少因此所引起的社会不公和所导致的贫富差距。过去的作大蛋糕的一刀叉理论，就是只顾一次分配的发展，而忽略了二次分配的修正必要。因此造致今日贫富对立、环境污染、民权对立，成为社会不公的一大原因。
中国现在的东西差距/南北差距（区域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官民差距等问题，已经很突出，成为中国发展光环的极不光彩的污点。不论谁来执政，贫富差距都是避不开的大问题，因为贫富差距不仅是一个涉及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问题，是影响相当多人对生产剩余价值的积极性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影响大多数人对社会结构的认同、对统治者的认同、和涉及社会的稳定问题。
习近平说让每个人都有出彩和富裕的机会，这种理想当然不错，但要达到共同出彩共同富裕则是非常艰难的事，代价不会小。政府必须通过税收、保险、社会福利等手段实现二次分配，让平民的这种致富机会加大；因此必然会在小范围内限制权贵的机会，让权利和既得利益者在一定范围内被约束。所以说，注意民生的执政，必然涉及到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 这是件既出力又非常不讨好的事，随时有被贬掉的危险，薄熙来、郭树清的作为都是前车之鉴。所以，习只是皇帝一声喊，还有几个会成为他的王朝马汉，那可另当别论。
正像国际歌国歌说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起来，不愿被奴役的人们，用自己的双手改变自己的命运。说不定上头又是光喊不练放空炮。所以，我们自己得呼吁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得敢向既得利益者要求平分蛋糕，敢于维护自己赖于生存的土地和环境，敢于为不再溅卖子孙的资源而抗争。那些以高数价、以牺牲生存环境、洗劫子孙资源为代价的GDP，实在不大光彩。
习老大喊每个人要有致富的机会，不管是他的理想，还是他的执政所需，他的这个主张是符合社会大发展方向的，所以，我们为他喝彩。至于他是真心还是假意，我们就是要不时地用文字敲打他，不仅听其言，还得观其政策的制定，批判其行动的执行。说不定人家只是指左行右，仅仅为那些权贵们共同致富再开通灯，完了让穷人为那些富人买单。--- 其实也有这种可能，因为十年GDP的背后不仅不光彩，而且不可持续，泡沫终会爆，富人就会乘机溜走，留下的烂摊子只能穷人来扛。因此，现在矫枉必须有点过正，急病必须要下点猛药。
新老交替，习近平喊的中国梦其实在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不同的梦。每个人的“梦”是平凡而具体细微的。亿万人的平凡就编出了一个整体“中国梦”，所以实现他，是每个中国人的一种责任。
2013-3-21 于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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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中国梦提案” by 甘犁
我们的访员来到云南的山村，土墙和稻草搭成的房子，透过被大雨侵蚀的墙洞，依稀可见屋子里黑洞洞的一片。在这里，人们靠着房屋后面的小块玉米地过活，每月人均生活费只有40元。当访员问及银行账户并稍有惊讶于其没有账户时，受访户拿出一个装着零钱的塑料袋──那就是他的银行。
高速发展的光鲜背后令人心痛的贫穷，使我和同事们开始思索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我们想知道，中国的贫富差距究竟多大？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应该通过正确的政策制定去减少贫困，去帮助穷人，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活得有尊严。
两年来，我们团队对中国的贫富差距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测算，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61，城市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56，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60，收入不均现象的确严重。而中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其收入占各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为57%；收入最高的5%家庭，其收入占各家庭总收入的比例高达44%。而2009年美国收入最高10%的家庭，其收入也只占到总收入的40.6%。其他一些国家该比例更低一些，例如，拉丁美洲国家仅为40%。
我们同时发现，中国收入不均大多不是因为市场被扭曲，而是市场有效的结果。改革开放前“大锅饭”的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低的基尼系数之一，可能也是最无效率的经济体之一。现在的中国，市场经济更为发达的东部，基尼系数高于中部和西部。垄断行业的基尼系数与非垄断行业基尼系数相当，不是造成中国高基尼系数的主要原因。
很多人都知道西方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较低，但是，不广为人知的是，这些国家在市场初次分配时的基尼系数远远高于最终的基尼系数，例如德国为0.50，美国为0.49。这些国家通过转移支付，大大降低了基尼系数，例如德国降低至0.29，美国降低至0.38。美国最低收入的20%家庭在初次分配中的年均收入仅为7600美元，难以维系一个家庭的基本支出，但在转移支付后，其家庭年均收入达到30500美元，足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中国目前转移支付微乎其微，基尼系数高于0.5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我们认为高基尼系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但中国的收入不均不仅不符合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的目标，实际上是中国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大约一半的中国家庭面临流动性约束，想消费没有钱消费。困扰中国经济多年而得不到解决的消费不足问题是因为收入不均。收入分配的政策同时也是经济增长的政策，这是少见的历史机遇。
中国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再次分配的政策解决贫富差距，帮助中国的穷人有尊严地生存。然而中国的现实情况却是，政府在收入分配上所做的工作远远不够。政府在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上的支出只占其总支出的12.2%，而相比之下，美国在此方面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为37%。酝酿八年，今年2月份，《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终于出台，但是，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仅仅提高了两个百分点左右，远远不够。
政府完全可以做的更好。短期来看，政府实应通过完善社保体系，并有针对性地增加对贫困家庭的补贴。就财力而言，目前政府对贫困家庭实施大规模转移支付是完全可行的。根据我们的测算，在不增加税收、不减少其他财政支出规模情形下，若将政府每年新增的财政收入与国企利润用于再分配，政府在社保和转移支付上的比例将达到美国的水准。粗略估算，如果对最低收入的60%家庭进行补贴，中国的基尼系数将从0.61降至0.40，城镇的基尼系数将从0.56降至0.43，而农村的基尼系数从0.60降低至0.27。
而从长期来看，政府则需加大居民人力资本投入、降低机会不均。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提高国民受教育水平通常是促进技术进步的主要手段。此外，健康与教育历来被看成是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途径，政府加大教育投入通常被看成是增加机会平等的有效手段。在长期，政府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经验，实施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CCT）制度，加大对居民人力资本投入、减少机会不均，既降低收入差距又保证经济长期增长。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估算，如果教育的边际回报不变，将受教育水平提高到OECD国家平均水平，中国的基尼系数将降到0.44，而如果提高到美国的水平，中国的基尼系数将降至0.42。
要减少贫富差距，中国政府就必须在转移支付上增加倍数级投入，加大再次分配力度。果真如此，每个中国人必将活得有尊严，中国经济也会走上以内需为主的长久增长之路。
（甘犁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
薄熙来的理想依靠暴力就可以实现，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做的：打倒富豪，拿出一部分小钱来分给民众来收买人心，一大部分钱嘛就不知道了。这跟共党当初以及从前的农民起义领袖没有什么区别。
习近平讲的东西只有靠宪政，难度和危险程度都大得多。
《效率与公平的逻辑关系》文章里许多逻辑混乱。例如，
“效率与公平”不是一对立统一的矛盾。效率与公平没直接的逻辑关系，有高效率和公平的例子，也有高效率和不公平的例子。
相反“权利与公平”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前者强调个体性，后者强调群体性，它们此涨彼消。但在调节“权利与公平”这对矛盾的时，效率与可持续性才是衡量合适平衡点的标准。
货币是一种信用。
并不是真正的财富！
不要把货币看得太重。
必要的时候，可以在货币上吃些亏，我们真正要重视的是财富。
真正的财富是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和文化）和生产资料。
现在世界的贸易规则是美国主导建立和维护的。目前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而如果美国不能从这个规则中受益的话，美国可能会改变这个游戏规则。
中国应该利用当前的对自己有利游戏规则抓紧时间发展科学技术，改善管理制度和文化，深化改革而提高生产力；同时保护环境和资源，进口矿产和原材料，加大基础建设，这才是真正的财富。等到这一切都搞好的话，外汇可以一把火烧光。因为信用已经完成它的使命。
而不是去挑战美国。因为即使中国打败美国，建立和维护世界规则，也需要巨大的投入，而且还会树立不少敌人，面对大量的潜在的挑战者。中国的实力和文化影响力还达不到这一点，还是应当韬光养晦，继续发展自己。
购买一些美国国债，亏一些钱，不要大惊小怪。只要中国能够以最小的代价来最快最好地发展自己，就是看破规则，超越规则而真正的理解了规则。
要准备软硬两手。软硬兼施。需要时，可以做一些金钱上的，适当地让步。
以和为主，以斗为辅。最好能够达成双赢的利益交换。
要注意占据道义制高点。
在中国不掌握全球话语权的情况下，虽然这样做中国显得被动一些，但是会让美国的宣传大打折扣，甚至起到反作用。
在全世界争取朋友，增加美国对抗中国的损失，让美国对抗中国的风险和收益比增加。
关键的还是中国内部的改革和发展的加深和加快。同时注意韬光养晦。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但是马克思忽略了其中的资产阶级的劳动和创造的价值。
资本主义的问题就是会走向垄断和独裁，走向破坏自由和公平竞争环境的方向。导致社会失去竞争的活力。产生类似于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中出现的问题。
正是因为马克思深刻的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这个问题，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良好的警戒作用。美国才出现了反垄断法。但是美国的反垄断是不彻底的。美国的发展的动力其实是来源于外部压力，就是和苏联的竞争。
这种阶级固化产生的问题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也同样存在。如果不是面临外部的压力，内部的统治阶级没有变革的动力。这就是美国的资产阶级贪图利益，把制造业转移到中国的原因。这也是中国的资产阶级贪图短期利益，给印度搞基础设施建设，培养竞争对手的原因。
马克思的问题使用封建社会的方式（社会主义——劳动者有产，带有按劳分配的鼓励方式），和奴隶社会的方式（共产主义——劳动者都是国家的奴隶，无产）。用国有垄断来解决帝国主义的垄断问题。
问题是国有垄断要依靠每个人都成为无罪的人（劳动时人类的第一需要)和政府的人成为圣人，不但无罪，而且智慧，道德一切完美无缺。这和《圣经》对人类的描述是不符合的。
所以说，不是共产主义不好，而是找不到适合实行共产主义的人类。
而马克思主义有信奉进化论，希望筛选出适合实行共产主义的人的品种。结果没有成功。如果这个实验执行下去，普天下的人类都会被灭绝。
所以，人类离上帝多远，就会离真理多远；
人类离上帝有多远，就会离民主有多远。
但是马克思忽略了其中的资产阶级的劳动和创造的价值。
资本主义的问题就是会走向垄断和独裁，走向破坏自由和公平竞争环境的方向。导致社会失去竞争的活力。产生类似于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中出现的问题。
正是因为马克思深刻的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这个问题，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良好的警戒作用。美国才出现了反垄断法。但是美国的反垄断是不彻底的。美国的发展的动力其实是来源于外部压力，就是和苏联的竞争。
这种阶级固化产生的问题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也同样存在。如果不是面临外部的压力，内部的统治阶级没有变革的动力。这就是美国的资产阶级贪图利益，把制造业转移到中国的原因。这也是中国的资产阶级贪图短期利益，给印度搞基础设施建设，培养竞争对手的原因。
马克思的问题使用封建社会的方式（社会主义——劳动者有产，带有按劳分配的鼓励方式），和奴隶社会的方式（共产主义——劳动者都是国家的奴隶，无产）。用国有垄断来解决帝国主义的垄断问题。
问题是国有垄断要依靠每个人都成为无罪的人（劳动时人类的第一需要)和政府的人成为圣人，不但无罪，而且智慧，道德一切完美无缺。这和《圣经》对人类的描述是不符合的。
所以说，不是共产主义不好，而是找不到适合实行共产主义的人类。
而马克思主义有信奉进化论，希望筛选出适合实行共产主义的人的品种。结果没有成功。如果这个实验执行下去，普天下的人类都会被灭绝。
所以，人类离上帝多远，就会离真理多远；
人类离上帝有多远，就会离民主有多远。
但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关于经济危机的论述，点出了资本主义的要害。对后来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结果，现代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越来越像社会主义了。
而马克思设计的社会主义，经过实践检验，发现发展成了封建社会；而马克思设计的共产主义社会，在实践中成了奴隶社会。
北欧的发展其实也离不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问题的深刻揭示。
现在中国正在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这场危机，其持续时间和范围，影响会很深远。也许是变形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中国如何应对，最终才能避免日益迫切的经济危机？
看完这个帖子，你就能够拨云见雾，找到解决方案，请看：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667751-1.shtml
《效率与公平的逻辑关系》
杨帆 新浪财经 2006年05月18日
抽象谈论效率与公平的文章，浩如烟海。我们需要的，是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把二者关系做具体的，历史的说明。理论上的真问题，必须结合实际中的真问题，才能具有实际意义。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基本关系。所谓效率，主要指经济微观层面，企业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但经济效率也可扩大到产业层面，指一个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拉动效应，有前向关联，后向关联等；还可包括宏观经济层面的总体效率，即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波动的减少，防止垄断，过度竞争，倾销和重复投资，改善对外贸易条件等等。不能仅仅把经济效率理解为单个企业的眼前利润，即使单个企业的经济效率，也离不开长期发展战略，市场的占有率，长期合作伙伴关系，社会贡献与社会形象等多种因素，不是单纯的利润指标可以代替的。企业的效率，前提是符合社会效益，如不能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社会等，在现代生产中，企业活动的外部性问题已被尖锐揭露，脱离社会效益的企业微观效率不能被社会承认，这一点在财务上也将体现出来，即把企业活动的外部成本内部化，打入企业成本以降低利润，企业的虚假效率必然被剔除。
至于“公平”，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流派经济学家长期所忽视或者有意排斥的问题，他们的学术理由之一就是：效率有明确的指标可衡量，而公平的概念太泛，不能量化。其实，国际社会对于公平越来越重视，并给出了明确概念。2000年10月，180个国家元首签署的《千年宣言》概括了世界银行奋斗目标：消除饥饿和极度贫困；普及小学教育；消除性别歧视，赋予妇女平等权力；降低婴幼儿死亡率；减少孕产妇死亡率；消灭爱滋病、疟疾等疾病；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扭转环境资源的耗竭趋势。根据中国青年报采访世界银行专家邹恒甫，社会公正至少包括四大内容：
第一，机会均等。每个公民都具有基本相同的发展机会。机会均等要求，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公共政策向机会最少的那部分人倾斜，以增加他们的发展机会。例如，教育是影响人们发展机会的关键因素之一，公共政策应该保证穷人也能享受基本的教育。
第二，过程公平。虽然公民的先天禀赋，如身体状况、智力、家庭环境存在很大差异，但公民利用自己的禀赋、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回报的过程必须是公平的。人们不能因居住地、性别等方面的差异而受到歧视。例如，农村居民必须同城市居民一样，完全平等地参与竞争，同样的付出应该得到同样的回报。
第三，按贡献进行分配。根据每个成员对社会的贡献大小进行有差别的分配，多努力者多得回报。
第四，确保基本生存条件。社会必须给每个公民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机会，避免一部分公民陷入绝对的贫困和被剥夺状态。这就是说，政府必须调节资源的配置结果和收入分配格局，以维持每个公民最起码的生活标准。
四个内涵之间可能出现冲突，例如为实现机会均等和避免绝对贫困，必须对弱势群体进行政策倾斜，会影响过程公平。阿马蒂亚·森在其名著《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指出，社会公正的具体内容和具体体现取决于每个社会自己的选择，只要社会的决策过程是民主的、每个成员都有表达自己偏好的正式渠道、政治决策机制能综合每个公民的意见，社会选择的结果就是可以接受的。
依据国际上中等偏下的水平，中国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应各占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一，共占50%；按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30%计算，应达到GDP5%，三项共占15%。
国际思潮可以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划线，主张效率优先的为右翼，主张公平优先的为左翼。我以此为依据，又加上手段的激进与温和，把中国社会思潮划为温和左翼，温和右翼，激进左翼，激进右翼四种思潮。我主张温和右翼与温和左翼合作，既反对激进左翼(原教旨计划经济思想)，也反对激进右翼。中国思想界的思维惯性实在太严重，许多人至今把“左倾”作为最主要的危险，对于新的“激进右翼思潮”缺乏警惕，甚至作为“改革开放大方向”加以维护，这就是主张以腐败为机制，将权力与资本相结合形成“精英联盟”，进一步买办化，走对外妥协，对内剥夺大多数人民的“拉美化”道路。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中国改革开放自1995年以后，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和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同时，忽视了对腐败的控制和对受损阶层的补偿，正在一步步滑向这一方向。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经济方面可以归纳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公平是指社会成员的收入均等化，效率是指资源的有效配置。计划经济有天然的公平取向，忽视微观效益；市场经济则重视微观效率而使收入差距拉大，这是效率与公平背后的体制因素。
官员财产公示--瑞典240年前就已开始 民主并不是最先从美国开始的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675721-1.shtml
蒋介石的军队主要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军队，作战的动力就是对地主阶级利益的回报；
而毛主席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作战的动力就是人民的利益回报的盼望；
美国的军队就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军队，作战的动力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而印度的军队是维护封建领主利益的军队，作战的动力是维护封建领主的利益；
这也导致了蒋介石的军队汉奸多；美国的军队的人怕死；印度的军队只会吹牛，而没有凝聚力的原因。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往往一个几千人的军队就能横扫全国，因为阶级固化和弱民政策确实方便了地主阶级的通知，但是导致了防御外地能力的不足。北方少数民族几千人的军队就能不断的掠夺拥有长城和天险防护，以及拥有先进生产力武装起来的上百万军队。根本原因是地主阶级为了内部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不让军事思想和军事技术普及，也就影响了提高。导致先进的军事思想和技术得不到传承，进步和发展。对优秀军事将领的防范，更甚于对外地的防护。
就是因为阶级斗争，阶级压迫，让社会失去了凝聚力。失去了一致对外的动力。而儒家文化提倡忠心，却培养了大量的汉奸，就是因为儒家同时是用礼法进行内部压迫严重的宗教。日本的武士道通过引进禅宗的心理学训练，表面看培养了大量的忠心的武士，但是这些武士背叛起来，同样是忠心的日奸，为美国军队效力的日本军人，在对付日本的勇敢和对美国的忠心，真是让美国军队叹为观止。
而北欧的军队，并没有太多的进行忠心的训练，然而因为阶级压迫的程度低，基础福利和社会保障比较好，所以全国人民忠心耿耿，往往以小博大，创造出很多战争的奇迹。
奴隶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通过权力和专政工具来控制劳动力，让劳动力无产。初期成本最低，效率最高；但是长期会导致阶级固化，劳动力失去未来的盼望，奴隶主和政府失去进步的动力；
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是通过权力和专政工具控制劳动力，同时通过物质奖励，来提高效率。但是长期也会导致阶级固化，劳动力失去未来的盼望，地主阶级和政府失去进步的动力；
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完全是通过物质奖励，来提高效率。但是经济危机是难以避免的疴疾；长期也会导致导致阶级固化，劳动力失去未来的盼望，资产阶级和政府失去进步的动力；
现代资本主义，可分为以美国是重效率型，北欧的重公平型和德国的综合型。是通过自由（公平）竞争，市场经济，来提高效率；而法律至上，人人平等，反垄断，新闻自由来打破垄断和阶级固化，来解决经济危机，相对的抑制阶级固化，所以是目前为止最为成功的制度。
中国现在是处在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通过人口和规模优势，实现了竞争力和经济的腾飞。通过入世贸组织，给了中国巨大的市场。带给中国巨大的发展空间。但是这个空间已经接近饱和了，需要参考美国和北欧的经验，实现人均收入达到美国和北欧的水平。那么中国的GDP将达到美国的5倍以上。加上中国的产业体系完整，将使中国重新成为世界超级强国。
现在那些所谓的人民代表其实是：官僚阶级的代表，资产阶级的代表和贵族阶级的代表。
任何福利都应该以促进价值再创造为前提，否则就会是赡养性的，并促成另一种不劳而获，是不可持续的。西方维护权利的精英们对此是极力反对的，以防止所谓的“父权政府”，即那种要从摇篮管到墓地的政府。
文章许多论点空洞，还是多学习学习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