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十年，是中国面对全民真正改革开放的十年，是各层最有希望的十年，大多数人都觉得有奔头，有盼头。全社会思想解放，文化思潮多样，人们可以谈改革讲开放，人们也可以批评改革反对官倒腐败。人们就是觉得，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处境就可以得到改善。因此，很多人放下铁饭碗下海了；很多人怀揣2千块出国了；很多人不怕吃螃蟹创业了；.... 国家一片朝气，人民幸福感普遍高胀。

到了今天，全社会的心态完全发生了变化。近水楼台的先富门权贵们，固守既得的利益，坚持自己的垄断地位；社会管理完全腐败，当官就贪成了社会的常态；社会的利益结构集团化，机会对全民不再均等；大部分群体的发展空间不再，弱势的利益得不到保障；中层活力逐渐丧失，社会的发展陷入停滞边缘。收入分配不公、民生保障不完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侵蚀了发展的根基，挑战了人民对执政者的信任，改变了人们对发展的看法。

现在，各种不公平的现象折射出社会利益格局的扭曲。坚持发展者都认识到，只有打破现在的利益垄断，重建利益的多样格局，发展才有进一步的基础，经济与社会才能再次找到动力。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重上台面

重庆模式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改革分配方案，缩小贫富差距的分蛋糕实践。但随着薄熙来的下台，政府不再提及，在既得利益的垄断胁迫下，甚至有意掩盖。即使半年来千方百计黑打薄熙来的人格、抹杀他的政绩，但温派执政团队还是看到，薄在中国百姓中低层的地位仍然超然。究其原因，就是因为重庆的收入分配方案深得民心。面对中国百姓普遍对中央政府的不信任、
普遍没觉得有什么希望，致使执政者不得不重新捡起来“重庆模式”里的分配改革－－－成为没有“重庆”标贴的“中国收入分配改革”，指望为执政者在全国范围内扳回一局。

当政派也知道，加强收入分配，就是动人家奶酪，是最困难的事情之一。薄在既得利益共生结构里的异类动作，加多了他自身的争议，增多了了他的出局几率。今年九月份，人大试图提出“工资改革方案”，试图加大农民、农民工、城市底层、大多数劳工阶层的工资发放和劳工保障，加大非垄断集体的工资，结果在各大利益集团、各大垄断势力、各大权贵帮派的反对和围剿下夭折了。

新的中央全会看到了社会危机的根源：那就是执政方向偏离了老百姓的利益。加上管理者的普遍贪腐，已经成为社会反对执政者的普遍原因。因此，中央把全国收入分配改革，重新放到温派的桌面上，认为应该在第四季制定出全国的收入分配改革的总体方案。消息说，基于重庆模式的分配草案已经完成在专家层面的阅读修改，正式送达了国务院，准备在18大之后提交人大常委会讨论，期望来年能够具体实施。

收入分配改革，涉及的方方面面非常广泛。涉及的部门之多：国家发改委、人保部、财政部、建房部。过去几年多次提出草案，多次修改，都不继而终。现在温家宝因为家族财富问题，被国人大多数质疑。他要在民众中保住下台后不被反弹不被清算，他就必须在余下的四个月里，完成全国老百姓指望的财富分配方案。

消息说，在过去多个版本改革方案中，调整不同性质、不同规模、不同行业企业员工收入的既有差距，一直是最敏感的纠结点。在多次修改的收入分配改革征求意见稿中，必须把垄断企业利润向中低收入的群体转移，被作为调整不同群体收入差距过大的路径之一。但这无疑牵涉了相关利益方的利益调整，由于这些利益团体在执政派里盘根错节，使意见僵持，方案搁浅。问题的难点就在于，既得利益者没有人愿意将已有的利益让出，而目前处于弱势的群体自然希望获得政策调剂，不同的利益方均有各自诉求。

可见，收入分配调整之艰难，是整个利益格局重建的缩影。所谓重建利益格局，就是要通过收入分配格局的合理重建、通过增加民生建设投入，将经济增长的果实普惠于民，让资源在社会各群体之间形成一个良性的分配、流动机制。　－－－这正是重庆过去几年的艰难实践－－－不是停留在方案上，而是付诸实际的实施。

最近，发改委说，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基本精神与框架已经明确，即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加大财政、税收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人保部也表示，收入分配改革的主要发力方向为“控高”与“提低”。要想真正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好地改善民生，仅仅依靠二次分配的补充作用是不够的，而必须将初次分配放在重要位置，通过初次分配尽量达到收入合理增长和提高公平性目标。

如果说收入分配改革是通过初次分配直接还利于民，那么民生改革则是以社会保障体系为平台，调节社会公共资源的分配秩序。一系列民生建设对利益分配格局的重新建立，与收入分配改革有着同样的作用。过去几年推行的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农村地区社保改革，都是对现有社会资源分配规则的一种重构。在过去几年，温派忽略了第一层面的收入分配于民，还错误地批判了重庆模式里这方面的正确尝试。

国企红利必须全民共享

国有企业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针对国企红利的分配问题，一直是近年争议不断的热点话题。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说，国企改革的一个重点，应该是“关住大龙头，管住小水流”。多年以来，相当一部分垄断央企和国企收入节节攀升的重要原因，是收入源头的水太多，也就是在占据了大量社会、经济资源的条件下，创造的利润大部分留在企业自身。所谓关住大龙头，就是要从源头上控制国有企业在市场上的一些不正当竞争。在不涉及国家安全、自然垄断的行业，要避免国企利用国有资本优势攫取垄断利润，让国企在市场规则的基础上公平发展，给民企留出发展空间。

分配好国有企业的已得利润，不断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是“管住小水流”这一环节的功课。这一环节无异于直接从国企腰包里“掏钱”，一旦得以推进，将促进调节居民收入分配、补充社会保障体系。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不断提高企业的规模，获得更多寻租空间，都是国企不愿上缴红利的原因。

财政部信息显示，“十二五”期间，会不断提高央企红利上缴比例，这一点没有悬念。未来着力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建立国企红利上缴的规范机制。一位曾参与《国资法》制定的专家对记者表示，以往每提高一次国企红利上缴比例，就要经历一番长期的各方游说，需要和一家一家巨头企业单独谈判，不仅影响效率，最终确定下来的比例也难以真正保证，是多方讨价还价的结果。从降低博弈成本的角度，“十二五”期间“应该制定一个各方都能够达成一致的、提纲挈领的时间表”，从而令政策具有较强的稳固性，通过这种方式，保证国有资本金收益能够在较长时间内可预期地扩容。

目前国企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在于从制度和立法层面规范国企红利上缴。首先，要由全国人大将央企红利上缴纳入立法。如果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能够交由人大审议，那么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不同利益博弈的空间。此外，他表示还应打通央企子公司-母公司-国资委的利润上缴路径，改变现在各家企业一刀切的标准，让上缴比例的确定更具原则性和灵活性。

除直接上缴红利之外，目前有越来越多的专家认为，在中国老龄化加剧、社会保障负担不断加重的当下，应考虑由国企红利对社保资金进行补充。由国企分红支持社保，是一个“公平的方案”。

不得不建立利益协商机制

回顾近几年事关民生与收入分配的各项改革和政策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仍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层面。往往要等到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特定群体的利益过于集中，抑或严重受损时，再将所有希望寄托于某项重要的改革或政策。

例如，金融危机中部分行业国企高管仍然享受巨额薪酬，成为了社会普遍的“红眼”对象，催生了高管限薪令；富士康“连环跳”事件促使社会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倒逼最低工资标准在多地集中调升。

政策调整有一定效果，但这样的模式缺乏常态的协调机制，建立在较为高昂的社会成本之上。

任何改革都有其特定的受益方。新的改革措施如果主要针对某一具体问题发力，容易强调一面而忽略其他，造成改革的受益方有可能在政策红利的长期累积下，成为新的利益群体。此时，社会又将希望寄托于再一次的重大改革或政策。这样的循环，其背后是整个社会福利的一次次损失。

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在于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协调机制。中国正处于一个发展转型期，是一个承受着众多利益矛盾的社会，在这样的背景下，构建一个利益协调、协商机制，形成不同利益之间的“和谐”，是当今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之一。应该使利益集团拥有平等的机会和多种的渠道，透明合法地去影响国家的法律政策，使利益集团相互公开平等地进行博弈，各方意见最终在博弈中相互妥协融合，从而达到多元利益的稳固平衡。

具体而言，专家认为应从如下几方面入手：首先应确认利益集团的合法地位，任何利益集团要生存并谋求发展，都必须首先在执政党领导下的利益整合中获得承认。并从利益集团及行业组织内部提出自律性的内部规则，提倡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规范。其次，扩大和完善立法表达渠道，在立法的过程中打开多种渠道，使多元利益直接与立法者互动，把他们的诉求纳入到立法过程之中，这其中立法游说和立法听证制度尤为重要。然后，创造利益集团多元利益博弈环境，为利益集团创造一个公平的博弈环境，并遏制特殊利益集团，扶持弱势的集团，使多元利益得以均衡表达。

最重要的是，执政者应当理顺政府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政府在利益集团博弈过程中的协商，必须保持立场中立，逐步推行协商过程大致公开，增加政府活动的透明度。让百姓看到既得利益团体的垄断和阻力，让百姓对政府的埋怨程度减低。现在和未来一段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加大分割执政者与垄断团体的纽带关系。这是最难的关键点－－－如同如何切割总理温家宝和卫通总裁温云松的关系一样难。

深入改革，还是要从上面做起，从总理做起。这是温派改变现实状况的关键出路，可以说，也是他唯一的出路。否则都是纸上谈兵，甚至对温派的后果是灾难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