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深处是一个软弱的人

许：我想听听莫言你对自己的评价，诺贝尔文学奖在你心目中的位置是怎样的？

莫言：很多人在批评中国作家有诺贝尔焦虑症，对我这种批评就更多了。好像中国作家一个个都是，被这个诺贝尔奖搞得坐立不安，天天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今天去献媚，明天去示好，这怎么可能呢？所以我不愿意谈这个话题，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很令大家不愉快，再一个就是内心深处的软弱，使我千方百计地避开一切的这类争论。

许：这内心深处的软弱是什么呢？

莫言：就是怕令到别人不高兴，我实际是很没出息的人。我每次坐飞机回来，我女儿的房子离机场很近，有时我明明应该到她那边去我都不去，而是回到我在市中心的这个房子，就是因为我怕出租车司机嫌路途短不高兴，排了半天队拉这么一个挣不了多少钱的短活儿，就会甩脸子给我看，我这一路就很痛苦。所以我有两次必须去我女儿家的时候，我就预先准备好一盒中华烟，上车以后我把中华烟先给他，说师傅先给你一盒烟抽，真中华，绝对不是假的，然后我再跟他说去哪里，很对不起，特别近。司机当然很高兴，他一算，一盒中华烟六十块钱，他没赔，所以一路跟我有说有笑，我就是这么一个很没出息的人。

许：那如果像您所说的您是一个软弱的人，总怕让别人不高兴，那又怎么会有勇气写出社会最残酷的现实呈现给读者呢？

莫言：这就恰好就是一个反差了，越是这样在现实生活中懦弱、无用的人，越是在文学作品里面表现得特有本事。文学作品就是把生活当中不敢做、做不到的事，在作品里面做到。有人也说过为什么写作，说是写作的时候，可以把对心爱的女人想说、不敢说的话，在小说里写出来，把对想骂的人不敢骂的话，在小说里骂出来。

饥饿和孤独是童年的两个重要主题

许：从您逐步步入文坛的轨迹可以看出，您最初写作是为了离开贫瘠的土地，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后来你真正地开始写作了，恰恰是在农村的生活给了你最丰富的创作源泉，你的作品为什么会那么关注农村？

莫言：当然我刚开始写作时也没有意识到，我童年、少年时期的农村经验会成为我创作的源泉。在八十年代初期的创作，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的清规戒律，更可怕的禁锢是你自己内心对自己的禁锢，就是你根本没有找到你应该写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天天为找素材发愁，不知道写什么，我就经常翻报纸，听广播，不断地从外边接收信息，主动地下去体验生活，我的小说创作走向正轨，就是在军艺创作了《透明的红萝卜》以后。《透明的红萝卜》完成后，我就发现，原来我童年时期的生活竟然可以写成大家认为很好的作品，一下子就好像拔掉了河流上的闸门，河水滚滚倾泻出来。

许：您这么强调您的童年经验，您的童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莫言：我是生长在一个很大的家庭里，但从小因为长得丑，又特别馋、懒，爷爷、奶奶、叔叔、婶婶都不喜欢我，没人理我，我是悄悄长大的。当时整个中国都很贫困，尤其在我们山东这个比较左的地方，六十年代初期的时候更加贫困，我的童年记忆里，始终缭绕着两个问题，一个是饥饿，第二个就是孤独。我当时整天低着头到处寻觅，就想找一点吃的东西，树上的叶子、地下的蚯蚓、草里的蚂蚱、榆树的叶子都吃，所有榆树的皮也都被我们扒光了。还有一个就是孤独，文革期间因为我家成份不好，所以我读了五年书就辍学了，辍学回家以后就每天牵着一头生产队的牛和一只自己家的羊去放，每天天一亮，就带牛羊到草地上去。我们那个地方是三县交界，土地很辽阔，周围几十里没有村庄，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每天就只能跟一头牛和一只羊对话。那段日子培养了我跟大自然的一种特别密切的感情，我觉得我可以和动植物对话，我经常躺在草地上，跟天上的鸟对话，鸟不理我，我就睡着了，过一会儿可能牛会把我顶醒，因为它已经吃饱了，我一看它的肚子鼓鼓的，就一块儿回家。饥饿和孤独，是我小时候的两个很重要的主题，后来也变成了我创作的两个很重要的主题。

《蛙》是对自己过去的一个忏悔

许：您说过自己写作有几个阶段，在最开始的时候，是把好人当坏人写，后来是把坏人当好人写，然后到现在是把自己当个罪人写，怎么理解？

莫言：我觉得如果一个作家不能进行深深的自我反思的话，那么他肯定不是一个宽容的作家。因此我觉得我们现在不要把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归罪于外界。当历史上有一场巨大的灾难发生的时候，实际上无论是施害者，还是受害者都负有责任，很多人实际上是被裹挟进去，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违心地做了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

许：您的作品非常擅长描写女性，无论是《红高粱》中美丽而野性的“我奶奶”戴凤莲，还是《檀香刑》中风流俏丽的“狗肉西施”孙眉娘，或者是《丰乳肥臀》里面，“像钢铁一样坚强”的上官鲁氏，这些作品大多是对女人的歌颂和赞美。到了2010年的长篇《蛙》，我们却看到了一个在道德和规则之间徘徊，在“送子娘娘”和“杀人恶魔”之间挣扎的乡村妇科女医生的形象，女性形象塑造的改变是不是也反映了您刚提到的创作心态的一个改变？

莫言：《蛙》这部作品涉及到计划生育政策，我们不能把这个完全归罪于像小说中姑姑那样坚决执行政策的乡村女医生，也不能一下子就把整个的罪归到制定了这个政策的国家，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包括我本人也有责任。如果不是计划生育的话，我起码也是两个、甚至三个孩子的父亲，当年我妻子怀上二胎的时候我已经在部队提干了，我自己有野心，还想继续往上提升，不想因为生二胎影响前途。另外，生二胎的处罚是非常严厉的。我有一个战友他本来是个连级干部，因为超生就一撸到底，变成士兵，复员回家种地了。为了离开农村我费了多大的周折，好不容易混进了革命队伍，而且当了兵的人有成千上万，能提拔成军官的人少之又少，所以当时就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军官头衔。如果生了二胎的话，这一切都没了，连级干部都能一下子降到战士，我当时才只是个排级，就没的降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如果不是因为我个人的这种私心的考虑，那我妻子肯定是要生二胎、生三胎的。我当时就是以非常冠冕堂皇的借口，为了执行国家政策，告诉我妻子我们必须把孩子做掉，所以我觉得这永远是我内心深处很痛的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