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代人，把喜欢评论现实社会现象、问题、观点的人，都称之为公共知识分子。我觉得这种叫法有点太拔高了。在开放社会里，尤其在现在的网络时代，大多数人其实只是随意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仅此而已，是和“公共”很靠边，但和“知识分子”非常地不挂谱。

原来我们说“公共知识分子”，是因为他们会给公众老百姓提供一些专业的知识和泛泛而可理解的分析，给公众一定的价值参考。例如，早年的李银河，谈现代的性学问题，本来一般老百姓没性方面的开放观念，连大学生都没有，所以那时候她的评论就给她树立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随着这些专业人员对不同观念的传播，多少都改变了社会的认知，观念，喜好，以及大众的习惯，以至于改变或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当然有好的发展---建设性，也有坏的发展--破坏性。

这里面我们看到，公知不是单纯的批评者。本来，他们的主要任务应该是评论，谈问题的多方面，谈问题各种可能的根源，谈问题各种发展的可能性。当然，发表评论的同时，一定会掺涉进自己的观点和倾向。很多时候自己的观点还很出格，很不合群，会被大家异议。当年所谓的“不同政见者”，就是对党的“一元化”，一党制，公有制等等的疑义表达，被正统或主流们，给表示出来的一个“反叛性”概念，或说一个大“帽子”。现代的人还是帽子工厂，你一表达非主流，马上就会被戴上“左”或“右”的帽子，这种行为很不“知识”。尤其现在的极左意见者和极右意见者，都很喜欢给人家戴帽子，甚至还用很不文明的诋毁性语词攻击之。

另外，评论社会问题，本来是不可以随意发泄私愤和个人情绪的，更不该简单地引领周围的舆论。但现实的困难正好在这里，我们这代人不仅发表很情绪的观点，甚至主观上就在企图和力催去引领舆论及别人的看法。你看媒体上的那些名嘴命笔，多是口若悬河笔下生花，很多时候不着边际，把问题搞得很复杂，把很多问题搞混了。同时，把自己的一点看法放大了很多倍，对社会产生了蝴蝶的扇风功效。

这里应该明白地指出一点，名人在媒体上的很多评论都是不着社会实际的，他们对现状太不了解，尤其跟底层的大多数对立。例如x名人，离开中国20年从没回过国，你看他品说中国现状，给人的感觉就是那么“道听途说”，从无自己的分析和观点，对记者所谈的东西就是一个网结 --- 把网上的评语结论一下。给人不痛不痒没必要的感觉。大多数海外精英都有这问题，不光为反对而反对，为评论而评论，而且实在是天天念一样的经，连众徒弟都没进耳朵。象胡x这个当年的文胆，他的文笔曾经让多少人羡慕佩服，可现在他主笔的xx，给人的感觉就是天天八卦编肥皂剧，让人很痛心。大概是为了活着，落人口实了。

公知本来应该基于专业素养给社会一些理性的分析，让公众有一线参照，或比较靠谱的意见。可现在，一说谁是“公知”，就快和“不靠谱”等意词了。很贬义。

造成公知污名化的最大原因，就是评论者对社会的现状不了解，跟现实的脱节。当年说要到工农中去学习，到现实中去实践，这个道理其实是一项普世价值。你看大学里生物系毕业了，不会做实验，到单位需要大专生来带。这个很讽刺的现象在各行各业都普遍存在。公知的批评和评论也一样。
 
我认为，大陆人公知在国外的变化是从y2k开始的。那之后中国的发展很快，海外的舆论失去了支点，就是说失去了指导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很明显的。你不仅不能引导中国的发展，还成了阻力，谁会听你的说教。很多观点与中国社会的发展背道而驰，怎么会有市场。恐怕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评论。

另一次的大变化是2008年，那是个大转折点。北京奥运后，国家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同时金融危机的爆发对西方社会造成极大伤害，西方原来很多被认为主流的东西，开始被现实残酷地批判了，至少被民众质疑了，那对影响力高速上升的中国的评说，就显得更加无力。

还有，就是国内的变化。国内的人富有了，就开始有了更多的要求和期许，很多人就开始关注和思考国家层面的问题，他们对现实的体会，对细节的了解，使他们看问题很透彻，很到点子。反之，所谓的公知们高高在上，跟老百姓的主体相左，看法多经不起推敲。所以，很容易被非议，被边缘。

这几年，国内房价上涨，医疗难，学费贵，生活成本急升，贫富加大，让老百姓、公众的幸福感不升反降，醪糟满腹，怨气漫延，尤其年轻人的反叛更甚。所以很多学生很多年轻人开始在网上批评社会，揭露弊端。相对，原来的公共知识分子，观点不“新奇”了，在公众中的影响力也就平谈不稀奇了。

其实，这是好事，说明社会进步了，说明公众的公民意识普遍了，不再靠一两个精英说事了。建立一个公民社会的基础，就是全民普遍的参政意识的提高，大众对政治、对政策、对问题的很关心。如果有一天，连老太太小孩子对问题对事件，普遍都有自己独立的说法说词，那这个社会就离民主法制的实施不远了。公民的意识是公民社会建设的根本基础。

所以说，公知们不要沮丧，不要觉得社会不理睬自己了，反而应该感到欣慰，说明社会发展了。你当年品头论足，不就是希望自己的国民有这么一天普遍能觉悟吗？现在年轻一代普遍不满意社会，是好事，说明他们在思考，不再人云也云。即使他们的观点不成熟，有过激的反叛，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也这样吗？过去是少数人思考，少数人反叛，多数人不思考很主流。现在是多数人思考，就不再是反叛了，反成了主流。这是国家软实力发展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第一标志。

在国家的年轻一代普遍思考的时候，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还是有的。但你必须更加努力，必须与时俱进，你不联系实际，不深入探讨，你就不会有进步，就会被淘汰，不进则退。面对年轻人的热烈和尖锐的品论，你不能再去单纯地尖锐和批评，当然更不能过激和理想化。你得更加理性，更多思考，更把握大方向。

这里面就涉及到公知的两个基础，一是理性，二是素养。这两个就是多看，到民间多走多看，到群众中多读多看，不是一味地去看那些所谓的著名公知的文字。而是去现实中大众挖掘问题，挖掘历史，武装自己，那样才会消减无知，消减情绪化言论，提高辨别力，提高公信力。同时，推动年轻人向成熟发展，也是现代开放社会里公知的责任和作用。

现在有一个相反的很不好的现象，公知们偏向于某个特定的价值，例如普世派，有点理想化极端化，什么都要西化，非要中国一下子西式体制。君不见，即使现在中国的改革步步为营，结果还是很多本来好的东西越改越不好。对此，这类公知也视而不见，至少装聋作哑，选择性不说话，甚至还结成一个小圈子，鼓吹几个人的看法和观念，有时还用谩骂讥讽等手段排斥不同意见者。表面上他们很反文革，但自己的手段却很文革很语言暴力。

所以，在现在的开放空间里，公知应当摒弃小圈子思维，要有更广大的胸怀和眼界，对大面积的社会群体发挥自己的作用，从而产生推动国家发展的价值。


（“对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现状的探讨”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