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王晓路教授所著《西方汉学界的中国文论研究》（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巴蜀书社2003年1月版）一书，将考察的视域界限于西方（主要涉及美、英、德、法），由于这一恰当的定位，故此展开的工作可能收得比较系统而深入的效果；而本书确实也是目前这一领域篇幅最大、材料列述与理论分梳较为充分的著作（黄鸣奋教授《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以整体的古典文学为对象，古代文论只是其中一部分；王晓平、周发祥、李逸津三教授的《国外中国古典文论研究》除英美外还包括了日、韩、俄学界），值得肯定。然而，其中显露出的一些问题，却也是现今对海外汉学的介绍、研讨中往往可见的，似乎值得提出，企望引起稍多的注意。

    对异域的了解，第一步总是材料、信息的准确，而后才谈得上品评的平衡、妥当。如果像当初翟理思（H.Giles）著《中国文学史》（1901）那样，连司马相如的作品是否传世都语焉不详——虽说那是英文里面第一部且早于中国人自己的一部中国文学史——我们还能期望有如何水准的学术著作呢？这可算一个小小的例子，由此可以窥知西方汉学不算太短的历史中，对于中国文学比较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其实是非常晚近的事，之前像歌德称誉《好逑传》以为中国文学一流作品的情形，一点也不奇怪，那时西方远眺中国文学，用镜子来作比喻的话，那真可谓是一面破碎的镜子。对中国文学创作的了解尚且如此，对中国文学观念乃至文学理论、批评的了解更可想而知了。这固然会让人觉得遗憾，不过就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来说，倒可以算做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因为他需要留意的其实也就是最近半个世纪了。仅就英语世界而言，最近三四十年主要的著作、文集乃至翻译，数来数去，大概也不会超过五十太远。因此，我们有理由期望对此一论域的评介，不说比较于海外中国史研究，至少较之海外中国文学史研究来得周全、精当。然而，就王教授书中对英语世界中国文论研究的概述（第三章《中国文论在英语世界的研究概况》之第二节《经典译介与文论研究》和第三节《研究概况与成果纵览》）也就是相关研究成果的列述而言，各种讹误便不在少数。大概只能抱歉地说，《西方汉学界的中国文论研究》似乎离这个期望尚有距离。

    专著和论文集混淆不清

    首先，一个经常出现的问题是专著和编纂类论文集的混淆不清。书中谈到梅维恒（V.H.Mair）教授有《试论庄子》一书（116页），这其实是他所编的一部论文集；此类讹误不胜枚举，还有诸如白之（C.Birch）《中国文学类型研究》、毕晓普（J.Bishop）《中国文学研究》、布什等（S.Bush and C.Murck）《中国艺术理论》（156页）、何谷理（R.Hegel）《中国文学中的自我表现》（以上皆见157页）、缪文杰《中国诗歌与诗学》（158页）、宇文所安（S.Owen）《中国抒情诗的生命力》（159页）、余宝琳《中国词的声音》（160页）等都是。如果说上举诸处或许是因为列举书名时一时失于辨明、没有标志出著、编之别，那么，说《中国女性诗人：从古代至1911年的诗歌及批评选集》是“孙康宜论述中国古代女诗人的文集”（190页），显然就无法令人释然了：这部近年颇有影响的女性文学选集是耶鲁的孙教授和斯坦福的苏源熙教授（Haun Saussy）合作主编的译本。另外，值得提出的是，曾经英文选译钱锺书《管锥编》的艾朗诺教授（R.Egan）的《苏轼的词汇、意象和作为》一书被算作了论文（174页）；一部厚厚的专著误会成一篇论文，恐怕唯一的解释是对原作未曾过目。书中这样的情况有些颇明显，比如王靖献教授的《从礼仪到寓言：中国古代诗歌论集》被归入总体论述一类中（162页），其实如果稍稍浏览就可以知道，该书所论以《诗》、《骚》为重心，理应归入“早期文论”部分为宜。又如，书中提到伊维德（W.Idema）和奚如谷（S.West）两位教授《1100到1450年间中国戏剧》这部“论著”（185页），也不是那么妥当的，其实英文书名中已经标明了这是一部“资料书”（A Source Book），就如同陈荣捷教授著名的《中国哲学资料书》（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一样。这样的失误在基本文献收集、载录的工作中历来是比较忌讳的，古代目录学史上有些书目就是因为所录者并非经眼而属转钞他书，因此不能取信于人，受到冷落。虽然海外研究成果由于种种原因，所见不易周详，不过正因如此，尽量收集尤其亲自过目就更显重要了。

    研究对象的范围模糊

    其次，在相关文献的收集、处理上，《西方汉学界的中国文论研究》存在一个对象范围的问题值得提出。这可以分两方面来说。其一，文学理论批评研究著作的范围。认真地说，书中（156－191页）列举的大量著作，其中相当数量的部分与中国古代文论无关。比如柯文（P.Cohen）《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中国晚清的改革》和利文森（J.Levenson）的《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心智》这样的著作（181页），实在无法想象与古代文论有多少关联，两书早就有了中译本，相信读者一览便知；还有柳无忌的《中国文学导论》（158页）、孙康宜的《六朝诗歌》（166页）、梅维恒的《唐代变文》（176页）、毕晓普的《中国通俗短篇小说：“三言”研究》（182页）、时钟雯的《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元杂剧》（185页）、韦莱（A.Waley）的《袁枚：中国十八世纪的诗人》（180页）等等，似乎与文论相关性都不算大，换句话说，如果这些著作都要列入古代文论研究的范畴，那么什么样的中国文学研究不算文论研究呢？两者之间还有没有区别呢？再进一步，如果它们都算的话，我敢说本书遗漏的著作太多太多了！或许可以说《袁枚》毕竟提到了《随园诗话》，那么最近刚出版的《随园：袁枚的生平、文学批评和诗歌1716－1798》（J.D.Schmidt，HarmonyGarden：The life，Literary Criticism and Poetry of Yuan Mei）中以三章的篇幅详细讨论袁枚诗学的基本理论、批评实践及古今评价，更可以列入了。当然，这里决不是苛求作者要提及这部与本书同时出版的著作，因为这涉及到第二个方面：任何一部类似性质的书都有一个时间的断限。本书的时间下至“2001年底的最新研究成果”（45页）。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本书就确实有值得补充之处。书中提到的第一部中国经典英译选集就是狄百瑞（Wm.T.deBary）等主编的《中国传统资源》（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两卷（142页），这部有巨大影响的选集1960年初版，而近年新出了重要的修订本（卷一，1999；卷二，2000），余英时教授有评论说，如果只允许推荐一部有关中国文化传统的书，他会毫不犹豫地举出此书。再如，书中（144页）特别称赞了林理彰（R.Lynn）教授英译的《易经》王弼注本（1994），似乎夏含夷（E.Shaughnessy）教授依据马王堆帛书本翻译的《易经》（1996）也该提及；另外同样依据帛书本的韩禄伯（R.Henricks）教授《老子》英译本（1989）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最近他又发表了郭店本《老子》的英译（2000）；而《论语》在刘殿爵教授（1979）之后，安乐哲（R.Ames）教授等的《论语》译本（1998）也是值得注意的。如果要说与文学理论批评直接相关的例子，陆大伟（D.Rolston）教授除了主编《解读中国小说的方式》（184页），至少应该再提到他的《中国传统小说与小说评论：字里行间的读写》（Traditional Chinese Fiction and Fiction Commentary：Readingand Writing Between the Lines，1997）。与考察的时段问题相关，书中记录了一些博士论文后经修订正式出版的情况，这是很有意义的，它们往往在质量上有了显著的提高；但颇有缺漏，比如《温庭筠的诗歌与晚唐唯美主义的发展》（172页）出版时名为《画他人之梦：温庭筠的诗歌》（Writing Another＇s Dream：The Poetry of Wen Tingyun，1993）；《吴文英和南宋词艺术》（176页）在1987年正式出版；《袁宏道与明代晚期文学自我表现之倾向》（178页）以《袁宏道与公安派》（Yuan Hung－tao and the Kung－an School）为题出版（1988）等等。书中在时间上最奇怪的一个错误是说李欧梵教授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出版于2001年（186页），这是李教授在哈佛攻读中国思想史博士学位的论文，早于1973年就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刊行了！

    对海外研究者了解不够

    再次，谈到对海外研究者的了解；这远不仅是品尝了鸡蛋之后还想见识下蛋的鸡的问题，由此往往还可以窥见研究的动向、学术的脉络等消息。其实，对海外汉学某一专门领域的熟悉程度，最容易鉴别的方法，就是看对于相关研究的学者们是否了解。《西方汉学界的中国文论研究》于此确实也下了功夫，书后附录“学者译名表”就是证明，它列出了数百位学者中外文对照的名字；之前，作者还曾就此专门撰文讨论（《读书》1997年11期《日凯特与李又安》）。总体而言，本书这方面做得不错；然而，鉴于本书作者在观念和实践中对此高度重视，不妨提出若干意见以期精益求精。这也可分两个方面。其一，要熟悉非华裔的外国学者的汉名，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谁也不能自信完全知晓或者准确无误，不过，有些确属较为著名之列，比如很早就写过《鸳鸯蝴蝶：二十世纪早期中国城市通俗小说》（1981）的“林培瑞”（P.Link）就不应误为“林培裔”（188页）；“哈特”（187页）实为“胡志德”（T.Huters），在近现代文学研究中非常活跃，他的《钱锺书》（1982）早就翻译成中文了。其二，另一个麻烦是，面对英文的转写，如何正确复原华裔学者的姓名。书中曾列举“陈宇实”（174页）的多篇论析欧阳修、苏轼的论文，这位女教授的名字应作“陈幼石”，她论述唐宋古文家的系列论文后来集为《中国古典散文的意象与观念》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刊出（1988），而在此之前，上海文艺出版社就已出版了中文本《韩柳欧苏古文论》（1983）；还有写了《到人民中去：1918－1937年间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的“黄长太”（187页），当是“洪长泰”，他这部书的中译本也早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过（1993）；至于将“夏济安”错成“夏思安”（187页），只能说对于现代文学研究的了解实在有限了。其实，即使不熟悉，也无须如此斩钉截铁，不妨在拟定的汉名后注明“音译”，或者干脆就保留原文（黄鸣奋《英语世界的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就是如此处理的），以免误导读者。这里，还想提一点“非不能也不为也”的情况。书中关涉到人名时，有些错讹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前后两页中（183－184页）提到哈佛大学中国小说专家韩南（Patrick.Hanan）教授时，前面还准确无误，后面却将《中国短篇小说》和《中国白话小说》两书的作者派给了“帕特里克”（H.Patrick），有这样颠倒名姓的吗？竟然还有：如果不了解Howard Goldblatt何许人，或许可以谅解，但说这是“霍华德”（189页），精通中文的“葛浩文”一定会气得说不上话！我想有三种原因可以解释上面出现的情况：第一，粗心大意；第二，没有见过原书；第三，不懂得英文中名姓的先后次序——我当然相信这不会。

    对本国文化缺乏切实认知

    最后，进入一个学术领域，应该有基本的准备；如果展开研究工作，接受比较充分的学术训练或自我训练是非常之重要的。就海外汉学而言，以浅识来看，对于相关著作、人物当然首先需要了解，进而要熟悉海外学术界的研究术语、取径等等方面，同时对中国文化本身也需要切实的知识，而后才可能真切理解海外学术界对它的认识和评说。仅就所列述的材料而言，知微见著，《西方汉学界的中国文论研究》表现出对于海外汉学著作的通常情形乃至外语世界中有关中国文学的基本知识，了解得不那么切实。就书名看，书中提到海陶玮（J.Hightower）教授的《韩诗外传》英译本，并将副题Han Ying＇sIllustrations of the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the Classic of Songs译作“韩婴对古典诗歌说教式运用举要”（148页），这显然误读了Classic ofSongs的所指，它不是泛指“古典诗歌”，而就是指《诗经》，这个副题其实是对正题（英文中是《韩诗外传》四字字音的Wade－Giles式转写Han Shih wai－chuan）的译解说明：“韩婴对《诗经》的教化应用的诠说”。类似的不恰当理解还见于对马瑞志（R.Mather）的名作《世说新语》英译本书名的处理，该书副题A New Account of Talesof the World被译成“对世界的新描述”（164页），其实这不过是对《世说新语》（Shih－shuo hsin－yu）四字的译解，在中文回译中完全不必译出，如果一定要译也应作：“对世间流传故事的新记述”。再从有关中国文学概念术语的英文表达看，书中将海陶玮的论文SomeCharacteristics of Parallel Prose译成“韵文的特点”（169页），然而parallel prose一望而知是指“骈文”，parallel与“韵”究竟如何扯得上关系？又如刘若愚教授的名作Major Lyricists of the Northern Sung被译作“北宋主要抒情家”（175页），显然作者没有真的翻过这部书，又不明了或忘了“词”这一文类在英文中通常译作lyric，因而lyricist就是指“词人”；不过何不想一想中国文学中哪有所谓“抒情家”这么怪异的称号？其实有时候需要的只是常识而不是特别的知识。谓予不信，书中提到“叶洋”有一部《超越最后的意象：中国诗学传统的终结》（161页），读起来正题与副题之间毫无关联、不知所云；“叶扬”在哈佛做的这部博士论文，英文题为Beyond theLast Image：Poetic Endings in Chinese Tradition，讨论的是中国古诗收束结尾的问题，勉强“增字解经”地译来是“意余象外：中国诗歌之结尾”；如果说查看十年前的一本学位论文不那么容易因而不宜苛求，我同意；但至少这里按字面译成“中国诗学传统的终结”离开英文可能的意思也太远了：不妨留意ending一词用的是复数，试想，中国诗歌传统如果真的就此“终结”，也只要“终结”一次就够了，何须死去活来、反反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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