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擎·
当然,萨特的思想总是有争议的。美国著名作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认为,萨特倡导的政治理想由于缺乏道德或宗教的指南而陷入了永无根基的虚无病症之中,最终会走向危险的死胡同。《国际先驱者论坛报》的文章指出,法国在萨特去世之后出现了几位重要的思想家,似乎早已取代了萨特的地位,但今天人们仍然怀着极大的热忱纪念萨特,这是由于他的著作涉猎极为广泛的领域,今天的年轻人总是可以从中找到与自己相关的思想线索,而更为重要的是,萨特思想所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的生活是自己选择的结果,还是被我们不可控制的环境所决定?这仍然是当代人类精神中一个最令人困扰却又是最富有感召力的问题。
安德森的文章主要在政治哲学的理论层面(比如康德的理想与当今世界权力结构之间的矛盾)展开,同时也分析了三位理论家各自的成长历史对他们世界观形成的影响。认为他们的理论建构工作不仅无法实现永久和平与国际正义秩序的理想,反而掩盖了美国以及国际强权对地域冲突和非正义的干涉,他们的努力在无意之中可能沦为国际霸权的理论工具。
安德森的这篇文章可能显示了新左派理论发展的一个动向,表明批判的对象不只限于右翼保守派和自由派思想,而且也要揭露那些被称为具有左翼倾向的自由主义论述。我们至今还未读到哈贝马斯对此做出的任何直接回应(罗尔斯和波比奥已经去世),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也没有引起广泛讨论。英国政治哲学教授伯塔姆(Chris Bertram)在网络上撰文对此文提出批评,引述具体文本指出安德森对罗尔斯的误读与曲解,认为这篇文章是傲慢而充满偏见的,这妨碍了他对三位重要哲学家做出任何内在的具有同情性的解读。
《逻格斯》在同期刊登了美国政治学家伯鲁纳(Stephen Eric Bronner)教授的反驳回应文章,认为教皇的论点表达了重新肯认欧洲“基督教之根”的愿望,这反映了许多保守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的观点。而教皇所期望的“重建理性与宗教之间的平衡”,实际上是在提议:要在东方世界多一些世俗理性,在西方世界多一些宗教信仰。伯鲁纳指出,妨碍自由与和平的原因并不是所谓“文明的冲突”,真正的冲突也不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而是发生在那些世俗自由国家以及多元公共领域的支持者与那些意欲将自己的宗教信条强加于他人的原教旨主义者之间。
评选活动收到两万多张选票,于今年10月公布了评选结果。当选前五位的知识分子是: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4827票),学者兼作家艾柯(Umberto Eco,2464票),生物学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2188票),捷克前总统、作家哈维尔(Václav Havel,1990票)和英国作家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1844票)。希钦斯曾是左翼的托洛斯基主义者,近10年来转向攻击西方左派在巴尔干半岛、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的立场,并强烈支持布什的“反恐战争”。
在前20位的名单中,思想大师哈贝马斯以1639票名列第7,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以1590票名列第8,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以1037票名列第18。评选结果公布之后,欧美许多报纸发表评论,认为评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知识大众的选择,但有颇多偏差,特别是非英语世界的人物被严重低估,法国只有一位知识分子——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名列第22)——进入了前40位的名单之中。
利科一生共发表了30多本著作和500多篇论文:在哲学领域的代表作有《意志哲学》、《解释的冲突》和《接受现象学的熏陶》等,利科把现象学和诠释学相结合,开创了意志现象学,强调人的意识中的自愿活动与非自愿活动之间的联系;他还以历史哲学家的身份对历史进行研究,著有《历史与真理》、《记忆、历史与遗忘》等书;他的《活的隐喻》赢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赞赏,所提出的“隐喻的真理”概念为修辞学提供了深刻的思考方式;他还以《恶的象征》、《思考〈圣经〉》等书开辟了宗教诠释学的全新视野。2000年,利科获得了享有盛名的京都奖(Kyoto Prize);2004年11月,他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授予有人文领域的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
萨默斯起初接受采访时仍坚持自己的观点:男女之间存在先天性差异,这是可能的,可是人们宁愿相信男女表现不同是社会因素造成的。但他也承认,他的这一观点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在舆论压力下,萨默斯后来发表道歉声明,保住了校长职位。
但也有评论持不同看法。哈佛著名政治哲学家曼斯费尔德撰文指出,这场风波完全没有涉及任何科学证据和理性的争论,而只有女性主义的“政治正确 ”主导了一切,使得女性主义者丝毫不愿意考虑是否存在某种可能——女性在数学方面有先天的弱势,对此要求证据的人已经被看作对女性构成了伤害。曼斯费尔德认为,我们需要女性主义,但不是这样脆弱和具有虚假独立性的女性主义者,而是一种更爱好自由的新的女性主义。
类似地,南加州大学著名法学与政治学教授苏珊·艾斯瑞奇(Susan Estrich)发动50名妇女联暑签名,抗议《洛杉矶时报》发表的《女性思想家到哪里去了》一文,并在电子邮件中以威胁性口气,要求评论版主编麦克·金斯雷(Michael Kinsley)发表这份抗议书,在金斯雷以不接受讹诈(blackmail)为由拒绝之后,艾斯瑞奇投书其它报刊,随后报刊公布了艾斯瑞奇与金斯雷之间有关的全部电邮通信,其中艾斯瑞奇咄咄逼人的言辞令人惊讶。《洛杉矶时报》一位女性专栏评论家发表文章,称这是美国“女性主义的歇斯底里”。
这篇文章本来并不引人注目,但今年1月他受到纽约州汉密尔顿学院的演讲邀请,遭到数百名911袭击遇难者亲属和消防队员的抗议。1月31日,他辞去种族研究系主任的职务。他在辞呈中写道,目前的政治氛围让他无法代表种族系、文理学院和科罗拉多大学。校方接受了他的辞职,并表示依照宪法丘吉尔教授拥有表达政治观念的权利,但他的文章“让我们和公众都感到震惊”。
媒体在此风波中又披露了他的某些更为偏激的论调,他曾在去年接受一家杂志采访中,说美国可能需要更多的911袭击。科罗拉多州大学是公立学校,在许多市民要求,州长欧文斯要求科罗拉多大学考虑解雇这名教授。许多知识分子就此展开发表文章,辩论自由权利及其限度的问题。
也有论者指出,财富与阶级是事关权力的问题。阶级与其说是关于生活方式或消费时尚,不如说是事关“谁有权做决定”的问题,这包括决定大多数无权者的生活。富有者使用自己的各种权力维护他们的特权生活,让社会为此付出代价。软弱的民主反对派所鼓吹的“自我成就”的神话只能使普通百姓吞咽右翼的苦果。因此,阶级是重要的,阶级意识也同样重要,必须认识到,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权力是阶级问题的关键。
1994年欧文曾起诉控告美国历史学教授黛博拉·利普斯塔特(Deborah Lipstadt)和企鹅出版社,因为普斯塔特在其《否认大屠杀——对真相与记忆的挑衅》一书中称欧文是“否认大屠杀的最危险的代言人 ”,因而诋毁了他的学术声誉,也损害了他的职业生涯。经过长达6年的司法诉讼和审理,伦敦高等法院在2000年4月判决欧文败诉,认定他出于某种目的对历史进行了歪曲。
欧文于1989年在维也纳等地公开演讲,法庭曾为此签发逮捕令,但直到欧文今年11月再次访问奥地利时,他才落入法网。与英国的情况不同,奥地利(以及法国和德国)有相关法律将否认纳粹罪行视为非法,刑期最高可达20年。
据BBC报道,历史学界对欧文声誉有很大争议,一些史学家认为他在挖掘和收集历史档案的工作中有很强的钻研精神,但他从中做出的阐释和结论是非常可疑甚至是荒谬的。
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11月11日在美国洛杉矶附近的家中辞世,享年95岁。德鲁克出生于奥地利,1931年在法兰克福大学毕业获法学博士,1933年移居英国,4年之后又迁居美国。曾在纽约大学商学院任教20多年,担任许多政府与机构的高级顾问,发表了近40种学术著作,其中《管理实践》标志着管理学的诞生。《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以及《管理:任务、责任、实践》被称为管理学的“圣经”。
另一颗陨落的巨星是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他继承了易卜生的创作传统,致力于在舞台上构筑美国的真实社会图景。后又将表现主义的心理描写技巧吸收到现实主义题材中,被誉为心理现实主义戏剧。曾两次来华访问的阿瑟·米勒是影响中国戏剧界的重要人物,他的《推销员之死》为中国观众所熟知,可谓20世纪话剧的里程碑。2月10日阿瑟·米勒去世,享年89岁。
4月5日,同样89岁的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Saul Bellow)去世。生前著有《赫索格》、《莫斯比的回忆》和《雨王哈德森》等,大都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反映都市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情感困惑,思索人类社会的价值和终极意义。
另一位著名作家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于11月5日逝世,享年79岁。他是英国最受欢迎的小说家之一,善于描写自由意志与社会约束之间的冲突,流传最广的作品有《法国中尉的女人》《收藏家》和《魔术师》。
2月20日,《滚石》杂志特约记者亨特·汤普森(Hunter S Thompson)自杀,终年67岁。他擅长第一人称的纪实写作,将亲身感受写入新闻,挑战了传统的新闻写作方式。他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笔下的主人公几乎都是传奇人物,最著名的作品是已改编为电影的《拉斯韦加斯的恐惧与厌恶》。
还有一位值得纪念的文化人物是1月25日逝世的美国建筑大师菲利普· 约翰逊(Philip Johnson)。他设计的建筑历经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与解构主义的变化,1979年获得普利策建筑奖。最为知名的作品是坐落于康涅狄格州的“玻璃屋”。
4月9日,颇受争议的女性主义法学家安德里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逝世,享年58岁。她在《淫秽出版物:男人拥有女人》一书中指出色欲出版物建构了女性性行为的模式。她随后将一切异性性行为归纳为强奸,成为一名强硬的反性女性主义者。1985年,她与凯瑟琳·麦肯农在全美发起反对淫秽出版物的运动,最终促使地方法院颁布法案,允许女性对淫秽出版物的作者提出民事诉讼。
〔《世纪中国》网上发布日期:2006年1月8日〕(Posted on 2006-0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