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普一生中有三个时候与合唱有关。这里说的合唱，是指音乐意义上的合唱，不是光指人数很多。象文革的时候，费普天天要和许多人一起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唱语录歌，唱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那不算。

　　费普第一次见到合唱，是他刚上初中不久。在费普上学的路上，有一家汉口最大的教堂，是天主教的。那时他家住在英租界，学校在法租界，那座教堂便在他上学的路上。
　　那时的汉口，以那座著名的江汉关钟楼为界，沿江往下都是租界区，英租界，法租界，再往下走，是俄租界，再走，是德租界，日租界，再往下，就是郊外了。对汉口人来说，那曾是很远的地方。那时的汉口人，将方向只称为“上”“下”两种。上头，也叫高头，是指六渡桥一直到桥口，就是汉口的西头，长江与汉水的交汇处。那一带是汉口的老城区，是大汉口的开埠之地。下头，也叫底下，是指江汉关以下。当然，也有更相对一些的说法，凡是下游的，都叫下头，比如身在桥口时，便可把六渡桥叫下头。反之亦然。有人说，解放以前，汉口最有钱的人和最好的房子都在下头，这话大约是对的。今天也依然如此。但是在洋人到来之前，那一带却是一片荒滩荒地荒湖，与我们今天坐轮船时，沿途见到的乡下江岸滩涂差不多。有钱人和好房子，原来都在上头的。就是在老人们说的“五口通商”之后，短短的几十年，洋人们你划一块我圈一块，将那些荒滩荒地荒湖迅速地弄成了一个新世界，一个高等区。很有一点今日新区的味道。那时的洋人很注重建筑质量，似乎打算在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住下去，一座座房子做得又别致又结实，而且，没有两幢是相同的。近一个世纪了，没听说有倒塌的。前几年一些房产商在这一带拆旧房搞开发，真是费劲得很，比拆新房还难。拆房的民工说，洋鬼子做的东西就是扎实，别的夯一榔头就行了，这里要夯十榔头。其实这些房子都是中国人做的，连那些建筑材料，除了一些马桶，吊灯，门把手之类的小零碎，也都是中国做的。直到今天，市里许多要人的宅邸和重镇机关都还在这里。早年开埠汉口的那些先人们聚居的闹市区，渐渐倒成了贫民窟。一九三九年日本人轰炸汉口时，炸弹都是往那儿扔，让那日渐衰落的城区更显破败不堪。稍有钱势的华人，也都纷纷搬迁到租界区去了。费普家住进去要早一些。费普的父亲年轻时在法租界的法国领事馆当杂役。他干的活，类似我们一些首长的生活警卫员：购物，跑腿，做清洁卫生。他没有什么文化，只读过几年完小，但人很聪敏。干着干着，便会说许多法国话了。那时，许多在洋人的公司银行轮船上做活的中国人，都能很快地学会说一些洋话。那种掌握外语的速度和能力，比今天许多从中学一直读到大学的学生要强得多。尽管他们许多人连一个字也不会认，连一个字也不会写，但那外语是很实用的，有的人甚至还有二外三外，能同时对付几国的人。我就见过一个这样的人：是一个西餐厅的“boy”－－也就是中国人说的跑堂的－－他能流利地用英语、法语和德语报菜名、酒名和价钱，还能说一些迎来送往的礼貌语，过了几十年，他居然还没忘。费普的父亲在法国领事馆干了几年，很招领事夫妇的喜欢。这对领事夫妇没有子嗣，便将他收作义子，职务也升为管家。这也有点象我们那些首长的贴身警卫，机灵一点的，许多后来也都做了大首长。前面说了，费普的父亲人很聪敏，又生得清秀，在这样的西洋文化熏陶中，很快演变得文质彬彬高雅俊逸，再配上那一身得体的西服革履，全然看不出一个集稼嘴杂货商子弟的气质来。在本世纪初的几十年中，许多的汉口人都是这么梦幻般地改变了自己的。随着那一片五花八门结实又精美的租界建筑的升起，一批另类汉口人也诞生了。文革初期，费普帮他父亲烧照片的时候，看着上面那个优雅华贵气宇不凡的男人，宛如一个隔世的贵族或三十年代的电影明星。慨叹之余又有许多恐惧，心想，这些东西要是让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看见，怎么辩说都是无济于事的。虽然那时费普的父亲早已是一副劳苦大众的模样了，但这样一来，更会让人起疑，那时许多电影中的潜伏特务，都装扮成劳苦大众的模样。
　　费普的家在英租界一条宁静舒适的里份中，那是他父亲结婚时买下的，独门独户一楼一底共四间房，每间房都很大，楼下水磨石地面，楼上地板，都是红色的，厨房厕所在后天井中，上下两套，用现在的话说，双厨双卫。每间房都有两面墙的窗户，窗户很大，所以一年四季光线都很好。还有很宽阔的窗台，可以摆放一些山水盆景插花烛台什么的。后来费普家住房紧张的时候，那窗台可以放下全家的锅碗瓢勺剩菜剩饭。前院依墙有两个小花坛，种了几株夹竹桃，常常把花开到墙外去。楼上还有一面小小的平台，可晒衣乘凉。后来费普的妻子计算过，连后面的天井和前面的小院加在一起，共有一百八十多个平方。在那时的汉口，这要算豪宅了，起码是康居楼。那时能住里份的人不多。大多数人住的是那种没有厕所没有自来水的砖木结构的老屋或歪歪斜斜的板壁房。这些房子，至今在高头还能见到一些。实在歪得很厉害了，便在外墙斜打一根柱子撑着。不过那样的板壁房便是塌了，也没有太大危险，连顶带壁都没多重。那时能住里份的，一般也就是一两间房，楼上楼下几家共住。再好一点的，便是楼上一家楼下一家。所以象费普家那样一家一套的，算殷实人家。费普从出生一直到死都住在这里，只是其间居住面积有几次变化。解放后几年，他家便让出了楼下的房间。文革中，他全家六口人－－父亲，母亲，他，他妻子，女儿，还有那个终身未嫁、一直随他家生活的姑妈－－统统被赶到楼下朝北的一间二十四平方的房间。这对费家来说，简直象进了地狱，但那时的汉口，一家五六口人住十几个平方多的是。八十年代，政府返还他一间，朝南的。后来女儿结婚，占据了那一间，他又回到了朝北的一间。他们曾申请政府发还全部房产，但政府说，这房产是他父亲自愿上交的。一查房产档案，还果真如此。政府还说了，这房子一直以来由政府管理维修，花的钱比这房子都多。

　　费普上中学的那一年，突然会感觉到孤独了。那时他不知道，这其实是一个孩子在进入青春期时常见的一种现象。他常常为这孤独痛苦或甜蜜。费普的父母生下他之后，不知怎么就再没有生育了。那时的家庭一般生育都很多，象他这样家境的人，要多生就更容易。请保姆请奶妈，怎么生都行的。他那个里份的住户，大多是教师，医生，会计，银行职员或中小商行的经理－－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中产阶级，大家穿戴都很得体，言行很有礼貌，互相间交往很有分寸，楼上楼下左邻右舍张太太李先生陈医生王律师见了都叫得很亲热的。但决不会过分亲密。因此，各家各户的孩子们也不太来往，放了学，各自在家做做功课，听听无线电或不声不响地玩玩具。不像高头街巷里的那些孩子三五成群一天疯到黑，打珠子，赌洋画，官兵捉强盗，到汉水里去摸人家船上的西瓜，隔几条街的人都能混熟。费普的母亲也算一个大家闺秀，学历比他父亲高出许多，在一家女校教过英语，但结婚后就不再工作，在家里操持一点家务，读读小说，弹弹钢琴－－那钢琴是法国领事夫妇离任时送给他们的，或者邀了三两女友来家小聚，聊天，打扑克牌，下弹子棋，有时夜间也出去跳跳舞，那时汉口的夜生活很发达，一些老汉口至今还记得那时的一些有名的舞厅，酒家，夜总会，记得那几支风靡江城的爵士乐队－－“波依也”，“夜巴黎”，“安多乐”……一说起来，腿都会情不自禁地扭动。他们鄙夷不屑地说，如今这些舞厅这些乐队，哼，连过去的一半都赶不上。前些年，几个还活着的老爵士乐手在怂恿下又聚集起来重操旧业，一些老舞迷们闻说后激动地赶去，试了一两场，有许多感慨又有许多失落，说大不如以往，太丢生了，那萨克斯吹得，都关不住风了……据说，费普的母亲就是在舞场上遭遇了那一次很猛烈的婚外恋情，后来神经便有了些毛病，一直到文革中去世，未曾好利索过。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来武汉，一大批文艺人士也来到此地，演戏,唱歌，画画，写诗，开会，演讲……一时间，名流云集，将武汉变成了全国文化艺术的中心。那位三厅抗敌演剧队的男演员就是在那如火如荼的一瞬间与费普的母亲相遇的。过了如火如荼的一小段日子后，那象蝗虫一样飞来的各路名流又匆匆忙忙地飞走了，那男演员从此也杳无音讯，将一个痴情女人弄得恍恍惚惚。解放后，费普的母亲曾说某一个有名的大导演就是当年那位男演员。但她说这种话的时候，总是不太清楚的时候，清楚的时候，她又什么都不说，所以，人们也不能太当真。文革初期，北京有人来外调，说那个大导演自己都招了。可费普的母亲一口咬定从来不认识这个人。不久，有消息说那个大导演自杀了。这次费普的母亲彻底地疯了，见人就说，××怎么还不来呢，我还怀着他的毛毛呢，他不来我怎么好生下来？费普的母亲一边说，一边拍打着自己那故意朝前挺起的肚子。

　　费普从家里走到新入学的中学要走好几个街区。可以有几种走法。可以走繁华的中山路，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大道，也可以走静谧的鄱阳街洞庭街，还可以走曲曲拐拐的里份。那座天主教堂就在那条洞庭街上，占据了很大一块地盘。人行道边，有一长溜镂花的铸铁栏杆将教堂远远地隔在一片草坪之后。教堂两边还有花园，花园两边又是两排低矮一些的建筑。后来他知道，那是神职人员们居住、休息和办公的地方。教堂后面，有一座很高的钟楼，在家时，他每天黄昏和清晨都能听见从这钟楼里传来的钟声。钟楼后面，是一片墓地，也修饰得像一座花园一样。那一天放学比较早。一段时间以来，学校的生活有些异样了，常常早早地就放了学，有的任课老师兀然间也再不来了。一些消息灵通的同学在私下里说，北方打得越来越厉害,共产党快要过来了。后来陆陆续续有几个同学随家人一起走了。有的去了香港，有的去了台湾，有的去了英国和美国。其中有一个女生，就是那个叫费普一看见便会感到孤独又甜蜜的女生也走了。临行的前几天，她邀了全班的同学到她家里聚会。在她家的花园中吃过冷餐之后，她泪眼涟涟地向大家告别，说永远想念大家，想念母校，想念可爱的江城，还念了她自己写的一首诗。大家都落泪了。费普也落泪了，这是他懂事以来第一次为情感而哭泣。在家里，费普偶尔也听见父母亲在说走和留的事。那时，父亲已不在法国领事馆做事，那法国领事于二战爆发后不久就离任了。德国法西斯占领了他们的祖国，很快便建立了维希政权－－就像中国的汪伪政权。尽管维希政权对原来派驻国外的外事机构一律保留沿用，但那对领事夫妇不想干了，他们是爱国者。他们也没有返回维希政府的法国，而是与几位同胞一起，在法租界买下一座建筑，改建装修之后，做成了一家很有名的饭店。直到今天，这个饭店还是汉口一家别具欧陆风情的涉外饭店。这家饭店开张之后，费普的父亲也过去了，做了接待部经理。在共产党的军队打下济南之后，那对领事夫妇和他们的同胞要回法国去。临行前立了一个字据，将这座饭店赠予费普的父亲。这样，费普的父亲突然有了一生中最大的一笔财产。只是这笔财产仅仅拥有了几个月的时间。领事夫妇回国前对费普的父亲说，希望他们一起去法国。十多年来，他们与这个义子的感情已经很深，那种分别,像亲人之间的生离死别一样。那时，费普的爷爷还在，老人在汉口生活了一辈子，怎么也不肯离开这个生养之地。费普的父亲是个独子，又是个孝子，当然不能抛下老父亲远走他乡。再说，他向来与军政无涉，不党不派清清白白做了一世本份人，觉得留下也无大忌。那时他对这场变动了解太少，不知道他的这些清白中，有许多在别人看来是很不清白的。
　　那次放学很早的下午，费普怅怅惘惘地朝家里走着。那是一个深秋，起了风，很有一些寒意，小街两边的法国梧桐树叶一片一片往下飘落，积在路面上，又随风向前拥去，划出一些很寂寞的沙沙声。走近那座大教堂时，他隐约听得一阵缥缥缈缈的声音从那教堂深处传来，宛若天际风的呜咽，又宛若静夜海的涌动，勾魂摄魄的，让人的心一下提了起来。他立住聆听了一会儿，轻轻推开那扇沉重的大铁门，循声向里面走去。走上十几级台阶，走进教堂的大门。他看见大厅里黑压压的一片坐满了人，竟一点声息都没有。教堂前方，在那穹形的碎花彩色玻璃窗上方，是那尊耶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巨大塑像，高高地悬在教堂顶端。那彩窗左侧，站着几排身着白衣的人们，他们当中有些人和费普差不多的年纪，正在一架管风琴的伴奏下唱歌。他听到的如海如风的缥缥缈缈的声音，正是他们发出来的。他不敢相信，那声音竟是人的声音。在学校里，他是唱过歌的，《童子军军歌》，《献给飞虎队》，《努力歌》，《总理纪念歌》……但那些歌，只不过是带了点高低快慢的说话或喊叫而已－－“努力努力，向前走走走！努力努力，打倒旧的，努力努力，建设新的……”“我们总理，首倡革命，革命血如花。推翻了专制，建设了共和，产出了民主中华……”在家里的那只留声机上，他也听过一些戏文和小调,梅兰芳的，谭元寿的，周旋的……但现在听到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这是由许多人发出的，似乎有许不同的声音，又混合成一种声音，那是任何一个人也不可能发出的声音。而且，那声音不像是从嘴里发出来的－－尽管那些人都一开一合地动着嘴－－而是像从他们头顶上很高远的地方传来的。那一刻，他像被这种声音掏尽了五腑六脏,空空的随那声音向一种高远处飘去。于是，多日来压抑着他的那种少年的孤独与甜蜜，被这声音冲洗为一片纯净与光亮，一片宽阔地向上冉冉升去，有一种如醉如痴的松弛与宁静。这些歌都是用外语唱的，它们的词他一句也不懂，但他觉得从来没有这样与音乐亲近过。
　　以后，每当放学早，他都要来听听这座教堂里的合唱。来的次数多了，他便被人注意到了。那天，他坐在后排痴迷地听着，一只手轻轻搭在他的肩上。他回头一看，是一个洋神甫。那洋神甫一开口，竟是一口地道的汉口话：“小朋友，喜不喜欢这个地方？”费普说：“喜欢听他们唱歌。”洋神甫说：“愿不愿意来唱？”费普喜出望外，连忙说：“愿意。”
　　那天的弥撒做完之后，洋神甫将费普带到那一群唱歌的人中间，让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教费普唱唱试试。那女孩长得很美丽，声音清亮又柔和，个子比他快高出一个头。那女孩说，我叫姚曼，你叫我姚曼姐姐吧。姚曼姐姐便教费普唱歌。费普已听过许多天了，那些歌的旋律也很简单，所以那姚曼姐姐没教几遍，费普便能唱了。只是他不懂歌词，一些地方只能啊啊咿咿含含混混地唱下去。他不好意思地说，我不会唱词。洋神甫温和地一笑说，没关系，主都能听得懂。姚曼姐姐给了他几份歌谱，问他会不会识谱。费普说他在学堂里学过的，但不熟练。姚曼姐姐说，没有关系，你试一试，不行的话，我可以教你。然后她用一支铅笔，在那几张歌谱上划了一些线，对费普说，这些划了线的是你唱的，其他的你不唱，这叫合唱，有很多不同的声音，然后合起来，变成一种新的声音。你的声音，你的旋律，和别人的声音，别人的旋律，合成一种很美的声音。
　　费普接过歌谱才发现，姚曼姐姐给他的是五线谱，他在学校里学的是简谱。他看着上面一排排齐齐整整的谱线，看着谱线上密密麻麻的谱号－－那谱号是椭圆形的，有的带一根尾巴，有的没有尾巴，有的尾巴上还缀有一两道小胡须，宛若一幅神秘的符咒。这符咒让他觉得亲切又新奇。他知道母亲的钢琴上就是这种五线谱，但他从来没有认真打量过它们。
　　费普带了那几张五线谱回家，要母亲教他。母亲有些吃惊，问他是从哪儿来的,费普如实说了。费普是一个不会撒谎的孩子。母亲拿着谱子看了半天，他发现母亲不是在看谱，而是在出神。后来，母亲回过神来，将谱子放上钢琴的谱架，双手向琴键摁去。那一刹那间，费普听见了教堂里那种勾魂摄魄的声音。母亲将谱子弹了一遍，然后将该他唱的那个声部用单音弹给他听。母亲一句一句地弹，让他一句一句地唱。他说，他唱的和他教堂里听见的不一样。母亲说，你唱的是你的声部，你去和他们一起唱的时候，就会一样了。然后，母亲很简洁地教给他识五线谱的方法。母亲说，五线谱熟了以后很容易认的，一眼就可以看出声音的高低长短来，就像看一幅图画的红黄蓝绿一样。于是，母亲用这种先唱后读的方法，让费普很快学会了五线谱。母亲对费普说，像你这么大小，是学音乐的最好时光。音乐是要入心的，人太小了，装不下它。人太大了，心又装了许多别的东西。费普问，那现在装了音乐，将来不是装不了别的东西了吗？母亲一笑说：装下了音乐的心，会变得非常阔大，以后能装下更多的东西。
费普很快成为了教堂唱诗班里的一名正式成员。做弥撒的时候，追思悼亡的时候，圣诞节的时候，他都站在那一群白衣天使般的人们中间唱一首又一首的歌……后来他知道了，那其中许多优美的歌曲，是世界上一些最伟大的作曲家的作品。
　　他第一次以自己的声音加入到自己的那个声部，又以他的那个声部加入到整个合唱的时候，他在那美妙奇幻的和声中，觉得自己整个人都熔化了，蒸发了，变成歌声向着天上飞去。开始，他就像他母亲说的那样，在那丰富的和声中，清晰地听见了自己，也听见了别人。后来，他不再听见自己，也不再听见别人，他和其他每一个人的声音，不同的声音，共同编织成一个奇妙超凡恢宏深邃的，任何声响都无可比拟的音乐。就像万千条五彩缤纷的丝线，共同编织了一幅美丽的锦绣，已经不再看到一根根的丝线 ，而是一幅浑然的画图。
　　那些歌词大多是拉丁文的，洋神甫和姚曼姐姐讲了一下它们的意思，发音只须照它们的字母拚出就行。怕记不住的人，会用汉字在它们下面标出读音来。这些歌的歌词都很简单，翻译出来就两三句话：“我们如羔羊，我们都如迷途的羔羊。我们如羔羊，我们都如迷途的羔羊。我们让每个人，返回他自己的方向……”有的从头到尾就几个字“阿利路亚，阿利路亚，阿－－利路亚，阿利路－－亚……”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费普觉得，在他学唱过的所有歌曲中，只有这些合唱，真正让他心动。

　　让费普刻骨铭心的那一段合唱生活不久就结束了。一九四九年五月中旬，汉口城里一阵骚动混乱之后，突然很诡秘地沉寂了几天。然后，一支支身着黄军装的部队开了进来。一时间，满城都是扭秧歌的。费普很奇怪，那些从来不唱歌不跳舞的市民，怎么一夜之间全都会了这种由锣鼓伴奏的歌舞 ？
　　费普父亲的那座著名饭店被军管会接收了，陆续住进去了很多军政要人。费普的父亲没有声明自己是这饭店的主人。他如同一个管家一样，作了各种交接便回到了家里。后来，他做了这家饭店的副经理，又做了客房用品仓库保管，最后到饭店后面的锅炉房去烧锅炉，直到文革后去世。费普的父亲比费普的母亲多活了十年。

　　费普五十年代中期读完高中。他没有考取大学。在家闲散了几年，其间又考了两次，还是没有考上。那时，他家境虽然已不似旧日那般殷实，但比一般人家还要好过得多，早年积下的金银细软时不时就可以变一些钱回来，那时的物价又便宜又稳定，从这一点说真是一个好世道。在那个火热的大跃进年代里费普参加了革命工作，先是被街道安排去大办钢铁，到龟山去挖观音土，运回来捶碎，做成一只只泥筒筒，叫坩埚，放上一些碎矿石和别的什么东西，送到鼓风炉里去炼，炼出一块块形状怪异的沉甸甸的东西，放在红绸子上，敲锣打鼓抬到区委去报喜。大办钢铁完了以后，他到一家土产公司做了和他父亲一样的工作－－仓库保管。他那一生未嫁但心气高远的姑妈为此痛心疾首，为费家三代单传的这么一个独苗最终落得这种境地唏嘘不已，也不顾及费普的自尊心，将一句名言叨叨了好久：一代英雄三代痴!不知下面两代还要吃什么苦头呢。
　　费普似乎没有为自己落得这种境地而觉到有什么特别的痛苦。他从小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大志向的人。再说，仓库保管是件很清闲的差事，和当干部差不了多少。每天上班往办公桌前一坐，收货发货，清点账目，也无须和太多的人打交道。到了二十四五岁时，别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在一家区医院做护士。俩人谈了半年恋爱就结婚了。对方本来还有许多犹豫：嫌费普家成份不好，还有一个半疯的母亲，工作也没有太大出息。但见他斯斯文文很有教养的样子，终究动了心。再说，他家还能给他一间结婚的房子。那时的汉口，要弄一间房比弄十个老婆还难。许多人家越住越挤，一间隔成前后两间，两间又搭成上下四间。爹爹婆婆儿子媳妇女儿女婿孙子外孙，浑浑沌沌挤作一团。像费普那样，有一间24平方的房子结婚，其实还可以找条件更好一些的－－许多人都这么说。于是，费普的那位护士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又觉得自己占了一个很大的便宜。那个护士是高头的人，高头的人大多数出身好，在新中国，这本该是件值得骄傲的事，但高头的人在下头的人面前又往往有些自卑，在说出自己住在哪里的时候总有些为难。谈恋爱时，她从不带费普去她家，总是她到费普家来，有时还带一些女友来。听她们赞扬费普家的房子，赞扬费普家那些美丽华贵的家具摆设，脸上便洋溢出新娘的热情来。每当这时，她总会说，原来连楼下都是他们家的呢！在费普结婚的前几天，那位护士提出来将钢琴卖了。她说，这东西摆在家里，又占地方又打眼，来了人一看，就知道这家人解放以前不是劳动人民。于是将钢琴卖了。也是，解放后，这钢琴的琴盖就没打开过几次。寄卖行给了一百二十块钱。费普的父亲心疼地说，你看看这琴是什么牌子？是斯坦威哪！从德国定来的，解放前都要好几千现大洋呢！寄卖行的人说，舍不得你就拖回去，现在谁要这种东西？人都要饿死了。你这个琴要是灰面做的，我们肯定给你大价钱！几年以后，费普一家都庆幸当时将那钢琴贱卖了。不然的话，那几次抄家，肯定砸成一摊废铜烂铁破木板了。又很多年以后，费普的妻子在一个朋友家里谈起钢琴，一说到斯坦威的牌子，那人眼睛都直了，啊呀呀呀，如今没有五十万你摸都别想摸一下。这让费普的妻子真正心疼了好长日子。
　　费普婚后第二年生下一个女儿，那时正是缺吃少穿的岁月，全家人的心思都兢兢业业用在衣食温饱上。过了一段又艰难又充实的日子。


　　费普第二次与合唱相关联是六十年代中期。那时，首都北京搞了一个大型革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风靡了全中国。于是，武汉也要搞一个小《东方红》。虽说稍小一点，但对于武汉来说，也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巨大的。调集了全部专业艺术团体艺术院校联合作战不说，还要从业余文艺界抽调大批骨干上阵，群舞表演一类，在舞台上窜来窜去造气氛壮声势还好办一点，那近二百人的合唱队就不好瞎凑合了。一些人虽然能唱唱歌，但一分声部就糊涂了，不是跑调跑得不知去向，就是干脆一齐唱到主旋律上去。外行人听听热闹还勉强凑合，要是北京和各地专家们来一听，就混不过去了。那是一件严肃的革命任务呢。
　　那天，费普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姚曼姐姐。虽说十几年过去了，费普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姚曼姐姐却一时认不出他来。费普说：“我是费普，在教堂的唱诗班里你教过我唱歌呢！”说到这里，费普的心里一下漫上来许多温暖，眼泪都要涌出来了。姚曼姐姐一下抓住费普的双手，兴奋得大叫起来：“哎呀，是费普呀！太好了。今天碰到你真是太好了！你变成一个这么大的大小伙子了－－”姚曼姐姐的声音依然如当年那样纯净清亮，姚曼姐姐依然如当年那样美丽热情，姚曼姐姐的手也依然如当年那样温暖柔软，姚曼姐姐似乎一直没有长大。费普真的是很激动了。他很久没有这样的激动了。包括他喊她的那一声“姚曼姐姐”，都让他心颤。
　　姚曼姐姐说，解放后，她报考了中南文工团，后来改成了武汉人艺，就是现在的武汉歌舞剧院。她还是唱合唱。她喜欢合唱。现在正在排大型革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也是唱合唱。姚曼姐姐说：“今天碰见你太好了。现在我们合唱正差人，特别差男声，特别差会唱合唱的男声。我们正全武汉市找人呢！碰上你太好了－－”　　　　　　　　　　　　　　　　　　　　　　　　　　　　　　　　　　　　　　　　　　　　　　　　　　　　　　　　　　　　　　　　　　　　　　　　　　　　　　　　　　　　　　　　　　　　 费普说自己许多年都不唱歌了。从教堂唱诗班出来，就没有唱过歌了。
　　姚曼姐姐说，你那么好的音乐天赋，这些年没唱一点关系也没有。你肯定比我们那儿许多人都唱得好。你一定来！我回去就跟我们指挥说。
　　费普说，怕不行的。我去看看你们唱吧。再说，我每天还要上班呢。
　　姚曼姐姐说，排《东方红》还上个什么班呐！市里一个命令，一下就把你调了出来。
　　费普的心里其实是很高兴去唱的。一见到姚曼姐姐，他就听见了当年的合唱。那是他一生中最超脱最单纯最心旷神怡的时光。他对姚曼姐姐说，去我家坐坐吧，就在前面的同福里。姚曼姐姐也很高兴，便同费普一道去了他家。那时费普的父母亲还都在，费普的母亲正好又是比较清楚的时候，于是他们一起说了许多往日的事情。费普的母亲还说起了如何教费普识谱的事来。她说，可惜，钢琴没有了，我还记得你给费普的那几首歌呢，不然我可以弹给你们听。姚曼姐姐留在费普家吃了晚饭。那时，三年饥荒刚刚过去，食物依然紧张得很。一向讲究吃喝的费家，倾其所有做出好几道菜来。菜是由费普的父亲做的。这个老锅炉工，还特意骑车到江汉路冠生园买了几两叉烧，又用胡萝卜和包菜做了一道法式汤，饭后还上了一道咖啡。那时早就没有生咖啡卖了，只有那种外面包了一层白糖的速溶咖啡方块。费普的父亲将它们放进很讲究的咖啡杯里，用开水冲了，边用小勺搅动边嘟哝，这哪叫咖啡呢，这哪叫咖啡呢，当糖水喝吧。

　　费普是那种天生的合唱嗓子，音色平和稳定，没有任何突兀之处。音准和节奏也极好，一融入合唱里，你就再也听不见他的声音。他的声音已变成这合唱的一部分，就像一滴水融入溪流那样自然又和谐。合唱指挥一听，非常满意，问他能不能识谱，他说可以识一点，于是拿了歌谱让他试唱，也唱得很通顺。姚曼姐姐说，他还能识线谱。拿来一试，果然也行。这更让指挥吃惊了。那时，一些专业艺术团体的演员都识不好谱，特别是那些唱民歌唱小曲唱戏的，许多年来就靠了耳朵听熟再唱。就像今天的某些歌星一样。那时很多演员学歌，得让人一遍一遍地教，分声部教。歌子一多，便难免出错。尽管每个人都发了一本歌谱，演出时拿在手上。但对有的人来说，只是一个道具而已。从头唱到尾，一页都不翻的。再加上这些人各是各的发声方法，都极有个性极有特点，指挥耳朵又好，一个个听去，仿佛是许多人各自唱着自己的独唱。这些几乎弄得他失了信心，不得不把几个唱得特别嘹亮尖厉的人删除了。指挥问费普是在哪儿学的音乐。费普不好意思地说，没学过，只在教堂里参加过唱诗班。那个老指挥一笑，说，教堂音乐是合唱之母哇，合唱就是从那儿来的，难怪。为了这句话，这位老指挥在文革中受了不少皮肉之苦。
　　大型革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指挥部很快为费普办了借调手续。那个年月，这类活动有着至上的权威。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我们有两个军队，一个打仗的军队，一个文化的军队。后来不打仗了，文化的军队便显得特别重要，连很多原来打仗的军队也变成搞文化的军队了。《东方红》的负责机构叫指挥部，下设合唱连，舞蹈连，民乐连，管弦乐连……都是军队建制。费普后来便是在合唱连。
　　几天以后，费普在仓库上班的时候，商业局党委派人来通知他，即日去大型革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指挥部报到。来人说，没想到，我们局里还有这样的人才。去了好好学，虚心学，回来把我们局里的文艺演出队搞好。商业局重视文艺工作在全市是有名的，尽管属下尽是些被人瞧不上的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理发员，炊事员，售货员，保育员……人称“八大员”，但由于生活在俗世社会中，性情都活泼开朗无拘无束能笑能说，历届职工汇演中总有出彩的节目。大跃进那年的一个说唱节目《我们都是人民的服务员》便得了个一等奖，上了报，还上了广播，被一些人传说至今。但参加这样高雅隆重的艺术活动，似乎费普还是第一个。
　　费普回家一说，妻子也很高兴，说要是能调到局里去，大小也是一个干部了。
　　费普报到的当天便去了合唱连。合唱连有二百多人，被安排在党校排练。吃住也都在那里。平日不许回家，一般不许请假，用今天的说法，就是封闭式的。合唱队的任务很重，从第一首《东方红》，到最后一首《国际歌》，全场几十首歌都要一个音一个音唱出来。那时没有现在的科技条件，弄一些人，事先录好音，到时候放带子就行。
　　十几年过去了，费普的嗓音已从少年的高音变成了壮年的低音，因而他唱的都是那种低得没什么旋律的声部。
　　两百多张面孔，除了姚曼姐姐，都是陌生的。懂事以来，他还从来没有和这么多的人在一起。开始的时候，他有些紧张，也有些兴奋。但一开口唱，他就很舒坦了。许多人在一起唱歌的时候，他觉得和大家很亲近，仿佛是用一种特别的语言，大家互相说着话。就像傍晚归林的鸟儿，大家一起鸣叫，表示一种同类的呼应。这并不在于歌词所指明的内容，而是大家一起发出的声音。就是那首极简单的，从他一进入新中国时就听熟了的《东方红》，当那四部和声一起鸣响的时候，那种辉煌一下让他想起了教堂里的声音。尽管那旋律那色彩是完全不一样的，但那和声造成的特别意境，是超凡脱俗的，是每一个个人所不能发出的，也不是一大群人在一起胡乱呼喊所能造成的。费普对合唱的和声效果有一种近乎过敏的感受力，哪怕只一个和声组合，他都会觉得美妙至极，如梦如幻。对于他来说，演出和排练，唱一首完整的歌和练习一段发声都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他的全部享受就是许多个声部在溶和的时候产生的那种天庭之声。那声音像一道光，让他晕眩，让他升腾，让他脱离了日常琐碎平淡的生活。他甚至从来没有想过，这里唱的许多歌，跳的许多舞，是建立在对他的家庭、对他的家庭所属的那个阶级的战胜或摧毁的豪情壮志之上的。也没有想过，那些被打倒、被斥责的群类中，也包含着象他父亲这样的人物。他只是一首一首地唱下去，陶醉于那合唱的氛围之中。对他来说，那些充满阶级指向性的歌词，就像当初在教堂里唱那些拉丁文的歌词一样。它们只是一种发音的方式。“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在《东方红》的许多合唱中，费普特别喜欢这一首。它的和声，它的织体，它那男声女声的轮换与对比，以及这一切所编织的辉煌，都让他陶醉其中。这是新中国诞生之前一支征服者的战歌。那时正是他的一些同学随他们家人纷纷逃离的时候，也是他在孤独与怅惘中走向教堂，聆听唱诗班的合唱并成为他们之中一员的时候。十几年之后，他来唱埋葬他那个阶级的战歌，却全然没有往那歌词的深处想去。
　　费普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多年来在日常生活中打交道的人，加起来不会超过二十个，知交是一个都没有的。不管是在教堂的唱诗班，还是在《东方红》的合唱队里，他都没有特别要好的朋友。但在共同的歌唱中，他觉得自己在与他们每一个人交流。这歌唱着的每一个人都让他亲切。那每一张脸，每一个声音，都是他的同类。就像一匹马在万千匹马中，共同奔跑就行了。还须互相说什么话呢？

　　排练 《东方红》的日子，给费普那一段灰暗又拮据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的快乐。
　　姚曼姐姐见费普是后来的，不张不扬，二百多人一个也不认识，便常在排练间歇时与费普一起坐坐。进餐的时候，也端了饭菜找到费普那一桌来。他们便一起聊了许多往事。其实，他们共有的往事，也就是费普在唱诗班的那几个月的时光。但不知怎么总也聊不完。一次，他们还轻轻哼起那首《迷途的羔羊》。姚曼姐姐唱女高，费普唱男高。尽管只有两个人，两个声部，费普却一下听见了那音乐的全部。唱了几句之后，两人停下，久久不说话。费普后来说，这些年了，一直没去过天主堂，不知里面是否还和过去一样？姚曼姐姐说，做了印刷厂了你不知道吗？那间做弥撒的大厅隔成了好几个车间，摆满了机器，从早到晚，哐当哐当的。
　　说着说着，渐渐就说到深处了。姚曼姐姐说，她现在是一个人，考进中南文工团不久，她与一个南下的干部结了婚。两人感情很好。那个人是一个编辑，在报纸编副刊。五七年划成了右派，送到襄樊农场劳教。组织上要她离婚。开始她没有同意，想等他改造好了回家。可是几年过去了，他一直没有改造好，反而又判了刑，转成劳改了。组织上又找她谈话，说你是革命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划清界限。他也来信说离婚算了，自己很难改造好了。她家里也给她很大压力，说我们这个家庭也不太硬朗，原指望你找个干部会对弟弟妹妹的前途有帮助。现在不光没有帮助，反而雪上加霜了。她又拖了一段时间，两年前办了离婚手续。后来听说那个人死了。有人说是病死的，有人说是饿死的，也有人说是自杀死的。姚曼姐姐说，那个人太犟，太高傲，从来不晓得低头的。她有一个儿子，十岁了，在她父母那儿。那天讲到这里，姚曼姐姐抬腕一看，急急说了一声：时间到了。便匆匆跑去喊集合。姚曼姐姐是指挥的助手，召集安排都是她。还要教人唱谱。风风火火很能干的样子，一点也看不出来她经历过这么多不幸。
　　没日没夜排练了两三个月，武汉《东方红》在武汉最大的剧院－－武汉剧院正式演出了。这个剧院是五十年代中期，中国和苏联老大哥还在友好的时候修建的，建成时叫友好剧院。那时有一批这类建筑，友好商场，友好展览馆，友好电影院，友好俱乐部……风格样式都是苏联的。往解放大道那段路上一走，很象走在苏联的某一座城市里。没几年，那些建筑又纷纷改了名。因为苏联老大哥很快就变修了。那个最大的剧院还是装不下这支庞大的演出队伍，只好在台下观众席两侧搭起两座大合唱台。费普便站在这合唱台的最外侧。他的脚下是女低音声部，再往下便是观众。当辉煌的铜管乐器将《东方红》庄严雄伟的前奏吹响的时候，舞台天幕上出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慈祥的头像，头像四周闪着光芒。那时，这种动态投影天幕刚出现不久，让人觉得如仙如幻。紧接着，那宽广恢宏的大合唱响起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唷，他是人民大－－救－－星……”
大型革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了许多场。几乎天天都演。有时一天两场。场场爆满。成为武汉市演艺史上一次长达数月的狂欢节。全国各地的观摩者取经者络绎不绝地赶来。一些重要的中央首长也来了。费普就这么一场接一场地唱下去。那是他一生中整日整日在歌唱的日子。他一次都没有缺席。有一次发烧，烧得很厉害，一连几天三十八度、三十九度不退，但他依然唱着。唱着唱着那高烧后来自己退了。
　　
　　这样风风火火没日没夜的日子过了小半年，然后就嘎然而止了。一天夜里，姚曼姐姐把费普从男宿舍叫出来，说，明天还演最后一场，《东方红》剧组就要解散了。各连做完总结，个人做完小结，然后给大家发一个鉴定书，就各回各的单位。费普听了，有点伤感。宛如当初他们班上的同学，一个一个离去时的那种伤感。他原以为，这合唱是可以永远这么唱下去的。姚曼姐姐说，她回去以后，马上要到农村去搞“四清”。去搞“四清”的地点在崇阳山区，很苦，听说连洗的水都没有。姚曼姐姐说，要去一年，说不定更长。姚曼姐姐说这些话的时候，费普什么话也没说。他们沿着党校冬青丛中的甬道慢慢向前走。那夜的月光很好，像诗一样清澈又纯净，蓝蓝的。姚曼姐姐叹了一口气，说，那时候，你要比我大该多好。费普听了很感动，但依然不知说什么好。姚曼姐姐只好一笑说，你看，现在只能做你的姐姐了。费普忽然冒出一句话来：其实你一点也不显年纪，你看起来很年轻呢。这话一说完，姚曼姐姐就握住了费普的手。她先是握得很紧，像一次热烈的拥抱。后来松开了一点，用她的手指轻轻地抚摸着费普的手心，像一次热烈拥抱之后温柔的爱抚。这是费普一生中最幸福最甜蜜的一个夜晚。其后许多年中，他将这个晚上来来回回想过许多遍。姚曼姐姐的手后来不再动了，像一次激情过后的幸福与慵倦。她平和地握着他，也不松开。她抬头望了一眼月光，轻轻哼起来：我们如羔羊，我们都如迷途的羔羊。我们如羔羊，我们都如迷途的羔羊。我们让每个人，返回他自己的方向……

　　费普回去以后，就被调到局宣传队。他鉴定写得很好，除了思想作风好排练纪律好团结合作好之外，还说他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和认真的钻研精神，圆满地完成了大型革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任务。
　　去了宣传队之后，他才发现自己完全胜任不了那里的工作。在那里，人人都要吹拉弹唱连编带演什么都会。渔鼓，道情，枪杆诗，舞蹈，快板，独幕剧。放下胡琴就上台，下了台就敲锣鼓。一个个杂耍班子似的，十八般武艺俱全。用他们老队员的话说，一末十杂，烧火引伢，没这个本事，哪能吃这碗饭呢！除了唱合唱费普什么都不能干，队长就让他唱独唱。哪知费普竟紧张得开不了口。终于唱出了声，那声音又颤颤巍巍细若游丝，仿佛被人卡住了嗓子眼一样。费普嗫嗫嚅嚅地说，他从来没有一个人唱过歌。
　　费普在宣传队坐了一些日子冷板凳之后，被调到土产公司工会，那是他原来那个商店的上级单位。终于应了他妻子的那一句话：大小是个干部了。不过是以工代干，干的活也和原来差不多，保管发放一些福利用品，谁家生了病死了人，按规定送去补助费抚恤金，工作很繁琐，可倒是一种积善积德的事。

　　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就来了。有人说，兵荒马乱的日子，每一天很难熬，十年却很容易过。对于费普来说就是这样。几十年就这样踉踉跄跄过去了。九十年代初，土产公司实在支撑不下去了，无声无息地散掉，费普也就提前退了休，他退休在某仓库经理的任上，算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干部了，副科级。在那之前，他有过许多起起落落，挨过批斗，受过审查，当过仓库搬运，带过知青下乡，在公司革委会帮忙写过讲用材料，卖过茶叶，跑过采购……他命运最后的改变，还是因为那个法国领事。八十年代初，一位颤颤巍巍的法国老人来到汉口，找到他领事馆旧址，找到了他的那座饭店。他问起那位费先生，问起他多年来牵肠挂肚的义子。外事办的人花了很大功夫打听，告诉他，那位费先生已经去世，费太太也已经去世，他们的一个儿子还在汉口。于是费普和那位法国老人见了面。老领事拥抱着费普，热泪纵横。问了许多有关他们家的问题，外事办的人就在旁边，费普又不会法语，所有的话都须外事办的人翻译，自己那张嘴巴几乎就不会说话了，只说还好，还好，还可以，一般吧……那翻译却翻出了许多话来对那法国老人说。于是那法国老人便不住地点头。法国老人问费普愿不愿意去法国，全家一起去也可以。法国老人说，你父亲是我的孩子，你也是我的孩子。费普说，我什么本事都没有，去了以后只会给您添麻烦。这件事，外事办作为一件爱国事例，通报给了商业局。商业局很快将费普“以工代干”的帽子摘了，安排到某仓库做副经理，几年后升任正经理。那时的费普已是知天命的年纪了。
　　那个法国老人回国后给费普寄过几次钱，还寄来过一台菲利普彩电，那时彩电很干贵，天天有人到他家去看彩色电视。法国老人在信中说，你的名字还是我起的，和这台电视机的名字一样。法国人很多叫这个名字的。后来你爷爷说它太洋了，便把中间一个字去掉了……
　　那个法国老人不久去世了。他没有后人。于是，费普除了一个含含糊糊的名字以外，终于和那个遥远的法兰西不再有任何联系。他经常从那家著名的涉外饭店门前走过，但他从来没有进去过。谁也不会想到，他曾是这家饭店主人的儿子。他自己也不曾这样想过。

　　费普的母亲是1969年去世的。母亲的去世，让费普得到很大的解脱。费普一直很爱他母亲。即便在她疯病发作的时候，他也从未厌烦过她。常常无言地坐在她身边，帮她一点一点拾起撕碎的“信”。母亲最后的一段岁月，做得最多的就是两件事，给那个男演员写信，然后一点一点撕掉。那信都是用英文写的－－准确一点说，除mydear,yourlover等少数几个单词外，其他看似流利的句子，都只是一些互不相干的英文字母，真懂英文的人是看不懂的。待他收拾干净之后，母亲就会平静下来。母亲死于一次重感冒。那次重感冒其实本可以治好的，但全家的人没有一个提出来送医院的，只给她吃一些日常的药。费普希望她死，是不忍再看美丽受辱受难。费普的妻子希望她死，是家里实在太拥挤，24个平方，隔成前后两间，大一点的费普一家三口，小一点的费普的姑妈，费普姑妈的头顶搭了个暗楼，归费普的父母亲。一旦费普的母亲犯病，这三处便全乱套。加上她和那个男演员的事已弄得附近一带家喻户晓，让费普的妻子感到很丢人。费普的父亲和费普的姑妈也是各有各的心情。所以不给费普的母亲认真治病，几乎是这一家人一次无声的集体决定。1966年烧照片的时候，费普曾偷偷留下一张母亲的照片。那张照片成为费普家和那个旧时代唯一的联系。那张照片是费普的母亲结婚前照的。她穿了一袭洁白的旗袍，一双半高跟的白皮鞋，一顶白色的遮阳帽挂在肩后，很娇嫩地坐在一片草地上。母亲烫了那种大波浪的披肩卷发，象那个时代月份牌雪花膏上常见的美人一样，但比她们更美丽。费普从来没有说但一直是这样想的：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费普的父亲死于1979年，他是从暗楼上摔下来死去的。医生说，他是先发了脑溢血然后再摔下来的。

　　倒是费普那个一生没有工作也一生没有结婚的老姑妈一直坚强地活着。她似乎决意要做一个费家与这个时代的见证人与评点者。和费普的父母亲不一样，费普的姑妈什么尖厉的话都敢说。不论是家事还是国事。常常是一言即出，骇得全家心惊胆颤。文革初期，大批大抄大斗时，她说，看这个架式，共产党要完蛋，当年拳匪造反，也没有这么乱过。乱完了，满清也垮了。文革结束，一批老干部平反复职，老姑妈说，这些人吃了亏的，出来以后要巴本。几年以后一些人果然让她说中。搞改革了，一些个体公司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老姑妈说，这哪是么子改革？早八百年就有的事，你爷爷就是个体公司，你爸爸就是中外合资，转了天大一个圈子，又回到以前去了。就像把一房家具砸了，又用那些烂木头烂板子来打家具。自从有了电视以后，老姑妈的眼界更开阔，常常担任现场评论员，这个是个奸臣像，那个以后还要往上升的，有的也预测得很不准。有一个大官员犯事之后，老姑妈便有些尴尬。不等家人嘲弄便先自言自语说了，看来蛮憨厚的一个人……真是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孙女便笑她，您知道他的什么人什么面哪，都是在电视上看到的。先前，每当老姑妈胡说八道时，费普的父亲便央告说,老神仙你要害死我们的。老姑妈便说，这是个么世道，在自己屋里也说不得话了？满清也没有这样。老姑妈总爱拿满清说事。其实她出世的时候，满清已垮台好几年了，不知为什么她总是对满清充满了仇恨。其次就是恨日本人，日本人把费家在高头的房产都炸了。为此，她才在费普家寄住了一辈子。有两类电视剧她是坚决不许看的，一是脑后拖长辫子的，一是唇上留仁丹胡子的。如果其他人一定要看，她老人家便会在旁边一句顶一句地和里面的人物对着干，里面人说，奴才该死。她便说，你早就该死了！还活得害人。里面人说，唷西，唷西。她便说，唷西个屁，还不快点跟老娘滚回东洋去……弄得你只有换频道了事。老姑妈的胡说八道随着政治的宽松，大家也就不太管她了。倒是孙女常跟她开玩笑说，老姑太，你顽固坚持反动阶级的反动立场。老姑妈说，究竟是哪个反动还得要看一些年呢，再说，我哪有资格当反动阶级？我的成份是城市贫民。
　　头些年，费普的妻子有时也抱怨嫁到这种家里，受了许多牵连。老姑妈立即说，不是解放了，你想看看我们家的天井都难看到，你要后悔，只管去打脱离，真是不知好歹，你要找了一个高头的，已经不晓得挨几多打了。费普的妻子当然明白这些，那些高头的夫妻，摔瓶子打碗捶得鼻青脸肿都是家常便饭，哪有费普这样温文尔雅的。加之费普的妻子生的是一个女儿，此后再也没有怀上。这也成了老姑妈杀手锏，不过这杀手锏她轻易不用。由于有了老姑妈，费普的妻子伏贴了许多。让小家大家都少了许多冲突。费普的妻子叫菊香，娘家姓王，在家排行老幺，上人也叫她小香。高头的女孩大多都是这一类名字，菊香，兰香，梅香，春枝，冬枝，腊枝，爱娥，美娥，仙娥……非常美艳非常华丽，是中国文字中很有意境的一类。而下头女孩的名字却总很拙朴素雅有的还很古怪，一思、未远、赫男、小颍、小静、小路什么的，后来，高头的女孩渐渐不喜欢自己那些美艳华丽的名字了，暗自嫌它土气，碰上一个机会，便悄悄将它改了，后来偶尔被人叫出原名，常常会很窘迫。
　　老姑妈对时政的热情一直不减，直到八十多岁，每天坚持收看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认识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比全家加起来还多。对许多大事，有一种巫婆般的直觉。弄得大家都不敢不信了。费普女婿炒股的时候，常常向姑太咨询消息面的意见。96年股市气冲斗牛那一次，费普的女婿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顾姑太的一再警告，终于全线套牢，熬了一年多，最后泣血割肉，从此不再入市。

　　费普退休以后，全家很快陷于困境。
　　开始的几个月，费普还能拿到近三百元的退休工资，后来就经常拿不到了。就是那个时候，费普妻子菊香的区医院也垮了，将地皮卖给了别人，每个人分了两万块钱回家，后半辈子生老病死都是它了。菊香拿着那厚厚的两叠钱，泪汪汪地说,一辈子，就这样一次性买断了。老姑妈说，还不快点高兴？以后的人，连这一点钱都没有。这话果然也让老姑妈说中。几年以后，菊香见人就说，幸亏把医院卖了，要不然到现在真是一分钱都得不到。然后她就会把老姑妈当年的话说一遍。费普的女儿也没读到什么书，高中毕业，待业两年，最后到一个商场做了营业员。女婿也是个高中毕业，没有什么正式职业。老姑妈说，现在的高中毕业连往日的初小都比不上，往日读了个初小，就可以做账房先生了。费普的女婿做过很多种工作，与人合伙贩服装，给科技开发公司跑信息，到汉正街摆摊卖文具，玩过股票，期货。最终是一样也没有做好，后来干脆就做了一个“晃晃”，成天东游西晃，碰到什么无本的生意就做一笔，也有做成了时候。但总的来说，女儿这个小家是要靠娘老子补贴的。费普也不好多说他们什么，自己也只这个样。老姑妈于是又拿了那句一代英雄三代痴的老话来感叹。费普的女儿生的也是女儿，当初老姑妈坚持让女婿挤到费家来住，原想是生了儿子，好让他姓费，续起费家的香火。到此，三代单传的费家便彻底断了根。
　　费普退休以后，给人家公司守过夜，到自选市场做过巡视员－－就是监督顾客不让他们偷东西，还干过几十年前的老本行－－给一个个体老板做仓库保管……菊香本来还要他在同福里口子上摆一个熟食摊，说这一带人多，一天怎么也可以搞个饭钱。费普死活不肯，说都是街里街坊的怎么好意思。结果那个位置被九号的张委员家占了去。此事让菊香数落了好长日子，说面子又不能撕下来当饭吃。其实，几十年来，同福里早已大变了。原来那些老住户，大多斯文扫地，后来的新住户，包括他们的下一代，也无暇去领略早年同福里那优雅温良的中产阶级风情。常有楼上打到楼下，东头骂到西头的事。

　　外孙女渐渐长大，上幼儿园，上小学，上初中，费用越来越高。为了第三代不再痴下去，还不得不让她接受良好教育。于是，费普妻子的那一笔钱，不知不觉竟贴进去了一大半。近些年经济萧条，青壮年下岗的也多了，原来费普干过的那些差事，渐渐不好找了。全家开始恐慌起来。许多个日日夜夜，一家人聚在一起探索生财之道，但一条一条都没走通。有的还陪了一些钱进去。一天，菊香碰到一位昔日的街坊，讲起眼下的艰难处境。那位街坊还没有听完便说，你今天碰到我算是你碰对了，有一件现成的事太适合你做了。说着她便从提包里拿出一只精美的小纸盒，打开小纸盒，从里面抽出一只精美的玻璃瓶，拧开玻璃瓶盖，从里面倒出几粒金灿灿半透明的椭圆型药丸，每一粒有女人的小拇指尖那么大小，看着很逗人爱。今天，这种东西许多人都见过了，价钱也做穿了，可在那时还是一个稀罕物。那位街坊说，这是阿拉斯加的深海鱼油，美国的，你看，地地道道的美国原装，做得几漂亮。这是用阿拉斯加深海里一种名贵鲨鱼的心脏提炼出来的油，一条鱼也炼不出几两来。那种鲨鱼从来不得心脏病高血压，就是它的心脏里有一种东西，人吃了这种东西，也不得心脏病高血压，已经得了的，只要坚持服用，也可以治好。那位街坊翻来覆去地将这阿拉斯加的深海鱼油的功用说了许久，然后说，我一个亲戚在武汉做美国公司的代理，然后便详细说了这种鱼油的销售方式。她说，你要成为这个鱼油的销售商，你就先买五瓶，每瓶两百块钱，然后你就有资格去找下家了，也是每人五瓶每瓶两百元，这五瓶当中，你就可以每瓶得四十元，但是其中十五元要给我。你的下家又找到下家了，他也要给你。总而言之，你找的下家越多，你下家找的下家越多，你得的钱就越多，有的会做的，一个月好几万，做到后来根本就不用亲自做了，下家、下家的下家给你的钱就用不完……那个街坊又说，你原来搞医的，认识的病人多，别人又相信你，肯定做得好。听完街坊的叙说，菊香的心怦怦跳起来，又激动又害怕。激动是碰到一个赚大钱的机会，害怕是怕掉到一个凼子里去。这些年来见得太多。于是她说，回去跟老公商量一下，明天一定回话。
　　菊香回去一说，费普也有些动心，说，不然你试试？一直在旁边听着的老姑妈冷冷地说，这种事，解放前就有，叫老鼠会，一个骗一个，得便宜的少，吃亏的多。菊香这次有些不耐烦了，嗓门一下高起来，说这怎么叫一个骗一个？话都说在明处的。坐吃山空，光说闲话又不能当饭吃，总得要找点事做。这话把老姑妈噎住了。老姑妈只是一个思想者，一个口头革命派，她老人家这辈子一个铜版都没有赚回来过。这个话题是她的痛处，于是她说了一句，我把话放在这里，你们看。便不再吭声。
　　费普两口子算过来算过去，结论是有机遇也有风险，便决定先买一手－－也就是五瓶，一千块钱。能找八个下家，本钱就回来了，还白得了五瓶药，给老太太滋补滋补。姚曼姐姐三十多年后找到同福里来的时候，正是费普两口子没头苍蝇一般满天下找下家的时候。于是，费普一生中第三次遭遇了合唱。


　　那一天很晚了，费普和菊香分头跑了一天，一个谈了四家，一个谈了三家，一个一家有点意向，一个一家都没有谈成。两个月来，投入一千块钱，跑了几百里路，刨去交通误餐，只回来四百多元，两人都有些发虚。交流了互相的情况，吃了，洗了，便看女儿女婿们打麻将。女儿女婿没有钱却天天打麻将。他们怕影响孩子做功课，便把牌局设在费普他们房里。有时候，菊香也上去凑一个角，她打得谨慎，赢多输少，多少能补贴一点小菜钱，所以费普也不好说什么，便在一旁观战。费普的姑妈不打麻将，她说，在旧社会，正派人也不打麻将，费普的爷爷费普的爸爸都不打麻将，怎么到了新社会，倒上上下下的打疯了。确实，这些年来，不管别的娱乐活动如何此消彼长，麻将风却长盛不衰愈吹愈烈，一入夜，大街小巷便一片哗哗声，此起彼伏通宵达旦。老姑妈说，我看这个社会要完。满清那时候就这样。越穷越赌，越赌越穷，吃喝嫖赌，到了赌就没得救了。吃呀喝呀嫖，都还有个限度，就那么大个肚子，就那么大个力气，只有赌，是个无底洞，以前见过多少，万贯家产，一夜输得精光。老姑妈嘀嘀咕咕着去后面小隔房睡觉了。近年来，她日渐失聪，倒不怕吵。打牌的人一边听她唠叨一边笑一边各自报着章子。这时听见楼上人家往天井中大喊：“费家的－－有人找－－门都敲破了！”费普赶忙出去，开了院门，见一女士站在门外，便问找谁？那女士说，费普先生是住这儿么？费普说我就是。那女士说，不知你还记不记得我了。暗夜中，那声音是极熟悉的，象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费普一下叫起来－－你是姚曼姐姐！姚曼姐姐说，真不容易找到你。
费普赶忙将姚曼姐姐带到屋里。费普不愿意让姚曼姐姐见到他屋里闹哄哄的牌局，再说那里也无处可坐了，于是便带姚曼姐姐来到女儿的房间。上初中的外孙女还在灯下做功课，费普要她叫姚曼奶奶，姚曼姐姐一笑说，就变成奶奶了。姚曼姐姐问费普的外孙女几年级了。外孙女说初二。姚曼姐姐望着费普说，比你当初到教堂来唱歌的时候还高一年级呢。姚曼姐姐从一只纸袋里掏出一摞镭射唱碟给费普，说，这都是给你的，全都是合唱，非常好的合唱。她一碟一碟地说给费普听，这是《黑教堂》的一套，都是宗教音乐，这一套是亨德尔的《弥塞亚》，当中有几首我们原来还唱过，这是苏联红旗歌舞团的合唱专集，也很好。这是《黄河大合唱》……我买了好长时间，一直给你留着的。灯光下，费普看着姚曼姐姐，除了比原来稍胖一点，居然没怎么大变，只是更雅致更端庄了。衣饰打扮虽然并不艳丽，那神色举止却透出一种让人心动的华贵来。费普说，你一点都没有老，还象当年一样。姚曼姐姐又一笑说，怎么可能呢？我的年龄你算得出来的，这头发都是染过的。一晃，三十多年了，真不敢相信。你该过了六十了吧？费普笑笑说，我都过忘了，六十二了吧。外孙女听着外公和这个奇怪的女人说着一些奇怪的话，忍不住回头偷偷看了他们一眼。这一眼才真让他们知道自己是老了，于是打住了那些人生慨叹。姚曼姐姐说，找到这儿来真不容易，我差一点都没有信心了。这一带变化太大，当初又没有记住你这个里份的名字，也不知道你是不是搬了家。说到这里，费普才感觉到姚曼姐姐大约许久没在武汉了，一问，才知道姚曼姐姐早就去了香港。难怪，有几次，他想起了姚曼姐姐，寻思着，同在一个城市同在一个汉口，怎么一次也没碰到呢？他刚想把这事说出来，见外孙女在眼前，就把话咽了回去。这时费普的妻子菊香大约一把牌打完，抽出空来喊了一声：费普！是哪个呀？费普说，一个老朋友－－隔壁便又响起了洗牌声。费普说，我爱人，在那边打牌。费普问姚曼姐姐去香港去了多少年？姚曼姐姐说，演完《东方红》的第二年就走了。六五年，她和一个华侨结了婚，不久，那个华侨的父亲病重，要他回去继承遗产，她也一起走了。这一走就几十年。文革结束以后，也回来过多次，但每次都来去匆匆，那边的生意丢不开。去了以后，和那个华侨又生了三个孩子，两男一女，后来把原来那个也接了过去，忙忙碌碌，一些年就这么过去了。话说多了，费普才听出姚曼姐姐已有了许多粤语腔调。便说，这么多年，你汉口话还没有忘？姚曼姐姐说，哪忘得了呢？我的先生说，我说梦话都是用汉口话说的。姚曼姐姐说，两年前，她先生去世了，儿女也都长大成人，出了前面那个儿子还在香港，后面三个一个去了美国，一个去了加拿大，一个去了澳大利亚，都已各自成了家。先生死后，公司交给别人打理，她便轮流去几个儿女处住住，但总归不习惯，想家，想大陆，想武汉。大约人老了，都是这个样。前几年，就在汉口花桥小区买了房，给老母亲住，一个小弟弟和她一起。去年母亲去世，，她回来住的时间长一些，住着住着，竟舍不得走了。她干脆给几个弟妹各买了一套房，自己就占了母亲那一套。她说，住在母亲住过的房里，才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由来的人，很伤感，也很踏实。姚曼姐姐说这些话的时候，费普也想起了自己的母亲，不禁也伤感起来。姚曼姐姐说，回来时间一长，和许多老友又联系上了，在一起谈往事唱老歌，，大家感动得不得了。你家我家一周聚几次，每次都要唱歌，唱得热泪盈眶。于是有人建议，干脆成立一个合唱团，好好生生规规矩矩痛痛快快地唱，还可以对外演出。折腾了几个月，终于搭起了一个班子，还起了一个名字叫“夕阳红合唱团”。团里大多是原来文艺界的老人，也有一些退休的医生，教师和干部，团里有个规矩，只要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们说，要是没有个年龄限制，来一些年轻少嫩花枝招展的，我们这些爹爹婆婆就找不到感觉了。但这样一限制，要把几个声部配齐就有些困难，特别是男声部，本来人就少，加上这个生病那个住院，排不出效果来，大家一急，便发动全体团员集体出动去找爹爹。姚曼姐姐说，本来就很想见到你，有了这个理由，就更要下死力气找了，这些天，我把这一带的里份都跑遍了，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费普听完，又感动又怆然，苦笑着说，你看我这个样子，哪还能唱呢？说话都没有气了。费普说的是实在话。打从一见到费普，姚曼姐姐便暗暗心疼，费普老得太厉害了，开始那一下，她几乎不敢认。除了那温厚那诚实是从前的，其他都大变了。特别是那眼神，象荒了几千年的一片岩坡，枯枯的一点水分都没有。她于是问起他这么些年的生活。他也就平平淡淡说了一些。姚曼姐姐听着听着，更坚定了将费普拉到合唱团去的决心。姚曼姐姐轻轻叹一口气说，你该活得轻松一点。六十岁，在国外还是好时光呢。
　　费普的妻子菊香打完一圈牌，赢了十几块钱，便让位给女儿。过到这边一看，来人是一个看来很有姿色的女人，神情便有些不自然。费普马上说，这是姚曼姐姐，很多年以前到我们家来过的，你不记得了？演《东方红》的时候？菊香很干地“唔”了一声。姚曼姐姐说，都三十多年了哪还记得呢？说着从纸袋掏出几件透明塑料盒封装的衣物和一个红色金丝绒的小首饰匣递给菊香，说，多年没见，这是一点心意。也不知道合不合适。费普补充说，姚曼姐姐现在在香港。菊香一下慌乱起来，将双手往后藏去，只说这怎么行呢这怎么行呢你这礼性太大了。费普说，收下吧，姚曼姐姐不会讲客气的。菊香说，你看，连茶都没有给客人倒？干脆，我给你们去做一点宵夜。姚曼姐姐说不用了，不早了，我该走了。菊香于是坐下来，问了一些姚曼姐姐在香港的生活，感叹了一下内地的艰难。又过到隔壁解散了牌局，叫来了女儿女婿见过姚曼娘娘。又说了一些话，姚曼姐姐起身告辞。菊香要费普一定把姚曼姐姐送到街上，给姚曼姐姐叫一辆的士。菊香说，现在大陆治安坏得很，大白天都放抢。千万要小心。
　　走出家门，费普拿了手电，仔细地为姚曼姐姐挑选可以下脚之处，一边不住地叮嘱这里这里－－巷道里的那些地面一路坑坑凹凹，低洼处，积满了化粪池和地沟里溢出的脏水。那些破碎的地砖，都是七八十年前的。费普将姚曼姐姐送到街上，才松了一口气。小街上已经静了下来。费普一抬头，又看见了月亮，远远地，嵌在两座楼房之间。费普很多年没有看见月亮了。费普很想就这么往前走，没想到街口窜出来一辆出租车，驰到他们身边时，放慢了车速，缓缓开着。费普只好拦下车，递给车主二十块钱。姚曼姐姐也没阻拦，只说，你呀，还是这么实在。姚曼姐姐上车前对费普说，我星期六来接你。上午九点钟。
　　费普回到家，几件衣物已打开摊在床上，菊香正凑着台灯的灯光在看首饰匣中的那一对耳饰。菊香问，叫了车没有？费普说，叫了。菊香问，给了车钱没有？费普说，给了。菊香说，我怕你忘了，人家那么大的礼性。菊香又问起姚曼姐姐来有什么事情？费普便说了那个“夕阳红”合唱团。费普是一个不会撒谎的人，再说他本原也不打算去。费普的妻子菊香说，你肯定要去，唱不唱歌都无所谓，你想，那里都是一些上年纪的人，又有钱，说不定可以找到几个下家呢。菊香又把那一对耳饰拿到灯下细看，自言自语说，不知道是不是钻石的，怕要不少钱呢。菊香一直没有什么象样的首饰，前几年买过一条镀金的项链，戴着戴着褪了色，就没好再戴了。　　　　　　　　　　　　

　　星期六上午九点，姚曼姐姐准时来接费普了。出门前，菊香将一瓶鱼油放进费普的提包，给他灌了一饮料瓶的凉开水，叮嘱说，一定要开口，这不是么丢人的事。
　　“夕阳红”合唱团的活动地点在一家部队院校的小礼堂。姚曼姐姐带费普进去的时候，合唱团已经在练声。费普真是那种听不得合唱的人，刚走进小礼堂的门厅，里面传来“咿－－咿－－咿－－咿－－咿－－”“啊－－啊－－啊－－啊－－啊－－”的和声练习。费普一听，那种多年未有的迷醉感觉便呼地一下涌上心头，枯枯的眼睛从深处放出一种光彩，使那满脸干涸也滋润了。他后来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在微笑。
　　费普和姚曼姐姐沿墙边悄悄走进去，远远地坐下。礼堂里只开了舞台上的几支顶灯，四周都是暗的，显得那舞台特别深远。那咿咿啊啊的和声便从那深远处波浪起伏地向费普心中涌来。舞台上的合唱团员年纪都大了，所以都坐在合唱台上，一个个都坐得很端正。前面两排女声，左边是高音，右边是低音，后面一排男声，也是左边高音，右边低音，中间空出一溜。老头老太太们一坐端正，便显得很年轻很可爱。指挥有时候打断他们，大声说：“注意位置注意位置！”然后将一只手的五根手指向下窝着，象抓住一个看不见的圆筒形状的声音一样，从嘴巴前慢慢提到头顶上方：“立起来，声音要立起来！对，对，注意口型，打开一些，对对，好，我们再来一遍－－”钢琴给了一个和弦，指挥手势下去，那咿咿啊啊之声又响了起来。
　　练声间歇时，姚曼姐姐走上舞台，对指挥耳语了一会儿，指挥转身向全体合唱团员说，我们又来了一个新团员－－费普先生，费普先生参加过《东方红》的，是唱低声部吧？姚曼姐姐点点头。费普在台下顿时窘得手足无措，台上响起了鼓掌声，费普依然立在那儿不动。姚曼姐姐说，上来呀！
　　费普上台的时候，合唱团员中有几个人用眼神跟他打招呼。费普隐约想起了是原来一起唱过《东方红》的。都一副老态了。费普在男低声部最边上坐下来，姚曼姐姐给他一个谱夹，说，要唱的歌都在里边。费普翻开谱夹，又亲切又陌生。离开《东方红》剧组之后，费普再也没有正经看过这种记录歌声的符号了。
　　“夕阳红”合唱团要排的一组歌有十几首，取了一个总题目叫“百年回声”，都是一些经典歌曲，有世纪初李叔同填词的《送别》和刘半农作词赵元任作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编配的无伴奏合唱，有抗战前后聂耳和冼星海的《大路歌》《在太行山上》，有建国前夕的《团结就是力量》。建国后的有《我的祖国》《祖国颂》，还有几首美丽的民歌改编的合唱《小河淌水》《牧歌》，另外还有一组外国名曲《小路》，《伏尔加船夫曲》，《思故乡》，《友谊地久天长》……内行人说，这一组歌选得很见功夫，有大合唱，有无伴奏合唱，有男声合唱，女声合唱，还有领唱合唱。曲目也很周全。这些都是姚曼姐姐和指挥一起选的。姚曼姐姐一直有一个想法，香港就要回归了，她想到时候把这个合唱团带到香港去。合唱团员们知道以后都很兴奋，排练就特别认真特别吃苦，对艺术质量也特别看重，深怕到香港去丢脸。于是，相互间便多了一些挑剔和计较，谁谁声音位置不对，谁谁升降音没唱准，谁谁老不记词，谁谁爱跟别的声部跑，谁谁又迟到……人老了，便象孩子一样。不过，说归说，要是谁真生气不来了或生病来不了，大家又会很难过很怅惘。拉帮结伙地去劝说去探望。
　　继续练声的时候，费普便跟着一起唱了。他一开口，就有几个人侧过脸来看他，指挥的手势也停顿了一下，朝他的方向看了一眼。那一刹那，费普象一个人突然失明一样恐慌起来，他听见自己的音不准，他的耳朵对音准有一种天生的感觉，就像美食家的舌头对于食物一样。音色也很怪，很难听，象一条泥鳅，在齐齐整整的鱼群中窜来窜去。他让自己沉着下来，再唱，努力唱准一些，但他的嗓子不听他的指挥，象一只松掉了线头的气球，一出口腔，便摇摇晃晃任性地飞走了。他很沮丧地不再出声。休息的时候，姚曼姐姐过来。他对姚曼姐姐说，我怕不能唱了。姚曼姐姐说，年纪大了，控制力是要差一些，再说你多年没唱了，练一练就好了。姚曼姐姐要他到钢琴边去，跟琴走一走。费普说，现在人多，他胆怯。于是费普不再出声，只听其他人唱。本来，三十多年没唱，他已忘了这档子事，现在发现自己不能唱了，才觉得这事对他来说很重要。他又羞愧又抑郁地闭了嘴，觉得自己象一个南郭先生。先来的团员们已排了几首歌了，今天细抠《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浊酒尽馀欢，今宵别梦寒……”词也苍凉，曲也苍凉，似乎是遥远的过去传来的一声叹惜。再加上由这一群老头老太太来唱，真是让人心碎。这首歌费普做孩子的时候就会唱，听了几遍之后，他便在心里跟他们一块合。
　　排练结束后，指挥和姚曼姐姐留下来给费普练声，练了一会儿，指挥说，问题比较大，声带松弛了，就像那些中风的病人，手脚不那么听话。有些老人说话，颤颤巍巍的，就是声带松弛了。气息也不够。指挥又让费普听音，试唱，然后说，其实你乐感很好，回去练一练吧。我们有些年纪大的团员，开始也这样。指挥问费普多大年纪了？费普说，六十二。指挥有些惊讶又有些同情地说，看不出来……比我还小哇？

　　如果姚曼姐姐没有找到费普，那么费普进入晚境之后的生活，便不会再发生什么变化了。他会很平和很坚韧地为一日三餐为柴米油盐为那个鱼油或别的什么耗完自己最后的时光。可那天从“夕阳红”合唱团回来之后，他那平和坚韧的生活被破坏了。他突然感到孤独，这种孤独不是他少年时的那种孤独，那种孤独有一种涨满的甜蜜的感觉，象田野上一枝刚刚窜出的小苗，摇摇晃晃地寻找着什么。而眼下的孤独是绝望的死寂的，象森林里一株内里已经朽空的老树。
　　他要去唱歌－－当然，这是他在心里对自己说的。尽管指挥最后的话说得很含糊－－先回去练一练。费普问姚曼姐姐还来不来？姚曼姐姐也没有先那么坚决，说，你还是来吧。
　　回到家里，菊香劈头就问，怎么样？有没有一点眉目？费普这才想起鱼油的事，情急中说，和几个人吹了吹风。菊香说，也是，不能操之过急，太急了，人家就要起疑心，反而做不成。从这一刻起，费普开始对菊香撒谎了。一直将这谎话编了很久。
　　费普下决心把嗓子找回来，他不好在家里练，他都能想见，只要一出声菊香就会说出些什么话来。于是，他一反常态，每天早早就出了门，到滨江公园的柳林深处去练。他对菊香说，早点出门，可以多跑几家。弄得菊香心疼起来，加了他一块钱早点钱，要他一定要吃饱。菊香有一句老话，吃好不如吃饱。和当今一些有钱人的观点恰恰相反。

　　此后的每个星期六上午，费普都早早就去了。打扫了舞台，将合唱台一层一层抹干净，把指挥的坐椅和谱架摆好，然后到管礼堂的老头那儿借了暖瓶，到锅炉房去打开水，一趟又一趟，将十几瓶开水打好。老头老太太年纪大了，厕所上得多，耐不住渴，水便喝得很多。指挥说，唱歌的时候喝水不好。但老人们总趁指挥不注意，从身后拿出杯子灌上一口，象小孩上课时偷吃零嘴一样。以上那些事，从前总是姚曼姐姐和几个积极分子做的，费普来了以后，就独自担当起来。“夕阳红”的团员们陆陆续续来了，见费普做了这么多事，便说一些夸赞的话。费普说，我年轻一点，该做的。这里的团员多数比费普年长，有一位同济医大的教授，八十岁了，脸色红润，腰板挺直，走起路来昂首阔步的，在男声部唱高音。老教授后来和费普聊天时，说他也在教堂唱诗班里唱过歌。到现在他还是一个基督徒。费普说，他是在天主教堂唱歌，但他没有入教，那时他还小。又说起当初唱的歌，有些还是一样的。于是哼哼起来，一人一个声部。费普说，都快五十年了。教授说，哪止五十年呢。

　　费普声音有了进步，眼神也多了一些光彩。姚曼姐姐很是高兴。为了让他尽快和大家熟悉起来，便在自己家里开了一个party。约的人都是几个当年参加过《东方红》的。当年费普虽说在合唱连呆了小半年，同吃同住同演出，但他为人拘谨，又是业余的，没认识几个人，更不说深交了。所以姚曼姐姐约来的七八个人，大多只有一点模模糊糊的印象，走在大街上是肯定不认识的。来人之间倒是很熟，互相间拿一些往事打趣。一扯都是几十年前的事，这个想跟那个好，那个吃了这个的醋，有说他们之间的，也有说别人的。费普插不上话，但津津有味地听着，和大家一起笑。费普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社交活动，虽说不自如，但依然觉得很有意思。要是平日，菊香是不会高兴他来参加这样的聚会，但有了那个鱼油，他所有的活动都有了正当的理由。那瓶从来没有打开过也从来没有给人看过的美国阿拉斯加深海鱼油，成了费普的特别通行证。于是他出门总要带上那个包，就像开车的总要带上那个装着各种行车证件的包一样。大家说着说着，就说到那次《东方红》了。费普一直很想说说话，便感叹了一声，真是很难忘啊。费普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过过集体生活，和那么多人一起吃一起住，还一起唱歌－－而且吃饭还不要钱，可以管饱，让他第一次感到了社会主义生活的魅力。他虽然很拘谨，不善交际，但喜欢很多人在一起，喜欢看别人热闹。当然，费普说真是很难忘还因为当时他又遇见了姚曼姐姐，能天天见到她，和她一起唱歌，还有那一次月下的散步。当费普又感叹说再也回不到那种日子时，一位越剧团的老太太尖厉地叫起来，喔呀呀呀，就是再给我十万洋钿，我也不去过那种日子的，成天到晚夹着尾巴做人，台上还满象个样子，台下连狗都不如呢。你是社会上来的，你是工农兵，你哪知道，当时文艺界的人过的什么日子？于是，大家七嘴八舌数说起那时的不堪来。头天夜里演完无产阶级英雄，第二天早上就挖剥削阶级根源，下午刚挨完批评，晚上又要欢歌笑语。有的说，那时，毛主席已经发了那两个很厉害的指示，把文艺界说得一塌糊涂了。一位补充道，说我们基本上都是封资修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一位当时还负一点责的老头说，你们不知道吧？当时的内部精神是以演出促改造，用改造保演出，从来没把咱们当自己人呢。有人就说，那时，从上到下，哪个不战战兢兢？生怕出一点错，一出就是政治错误。一位说，不过话说回来，那时的效率就是高，上千人的一场大戏，两三个月就排出来了，把现在，一年看行不行？越剧团的老太太冷冷一笑说，要是在你背后顶一把枪，排得还要快。费普听着听着，不禁有些后怕，心想幸亏那时自己蒙在鼓里，要不然，像自己这种家庭的人，哪还有心思去唱歌呢。大伙聊天的时候，姚曼姐姐便不时地给大家泡茶，冲咖啡，削水果，指引大家吃那些从香港带来的零食。怕费普冷落，她时不时地向费普抛去一些话题。渐渐地，费普和大家也就不太生分了。谈话间，费普也了解到这些文艺界的人，如今比自己也好不了多少。于是多了一些亲近。
　　午间就在姚曼姐姐家吃了一餐便饭，好几个人一起动手做的，很快活也很温馨。本原打算到外面去吃，年纪大了，都不愿意跑路。午餐后，三三两两地散去。老人都有午睡的习惯。费普说他平日不午睡，留下来帮姚曼姐姐将场面清拣干净。姚曼姐姐在厨房洗碗的时候，远远问道，那些碟子你听了没有？费普走到厨房门口，很难为情地说，没有。又说，我还没有那个机器。姚曼姐姐一愣，说，你看我，没想到这个事……洗完碗，姚曼姐姐到房里拿出一只字典大小的纸盒，说，这是一个便携式的，本来是给我弟弟孩子买的，她已经有了。放在我这里也用不上，你拿去，不要跟我讲客气。用法里面的说明书上有。费普眼眶一热，那一刻他突然很想抚摸姚曼姐姐一下，抚摸什么地方都行，就像儿时抚摸母亲一样，这个欲望是这样强烈，仿佛姚曼姐姐身上的肌肤有一种吸力，将他的手向那里牵引去。他不得不不停地搓着手。姚曼姐姐见他这个样子，一笑，拉过他的手，将那纸盒放在他手中。费普收下那个纸盒，竟再找不到什么话说了，便嗫嚅着告辞。

　　合唱团原来每周六上午排练一次，每次三个小时。后来因为任务量大，大家要求又增加周日下午一次，四个小时。于是，这两块时间，成了费普每周的期待。象做孩子时，期待一场定好了票的电影一样。他依然每次都早早地去，打扫舞台，摆好指挥的椅子和谱架，抹干净合唱台，打好开水，然后找一个僻静处读读谱，练练声，直到团员到齐排练开始。每次回来，菊香都要问他怎么样了？菊香问他怎么样了是指鱼油的下家找得怎么样了。于是他便撒谎，撒谎一旦开始，只得越撒越大，甚至张三李四怎么怎么说了王五赵六就要买了，都说得有鼻子有眼。待到第二个星期菊香追问时，只好又编出一些新的谎话来对付。弄得菊香渐渐起了疑心，差一点要和费普一起去查证落实。后来一想，和费普一起过了大半辈子，也没见他有过什么不老实的地方，倒是自己对他说过不少谎话，于是就耐心等待。在这期间,费普在滨江公园练声的时候，无意间撞着一个老太太，买了一份，让费普大大松了一口气。当然，费普没说这一笔生意是在滨江公园捡来的。就是那一段时间，菊香也发展了几个下家，于是当初的本钱基本上回来了，但忙碌了几个月，就落下几瓶药，又不能当饭吃，两人心里依然很沉重。

　　“夕阳红”合唱团因为有了要去香港的说法，陆陆续续又来了一些人，各声部基本配齐，有的还多出一些，这让那些老团员有点不安起来，在背后嘀咕，说有的人动机不纯。指挥当然希望多来一些水平高的，不能到香港去丢人是一个原因，以后参加省市的一些活动，也拿得出手。所以，一直没有将参加演出的正式名单定下来。弄得一些水平不太高的有点人心惶惶。怕往后生出个什么变故。费普对去香港倒没有什么太大兴趣，他对于那些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都没有太大兴趣，甚至还有一种隐隐的畏怯。但是他喜欢和很多人一起唱歌，甚至仅仅听他们唱歌。这种唱歌不是电视里的唱歌，甚至也不是那华丽恢宏的镭射唱机里的唱歌，而是许多活生生的人在一起唱歌，大家互相间不说话，只是一起唱。有一次，他和姚曼姐姐聊天，说，合唱真是一种奇妙的事，许多人一起唱不同的声音，竟比唱一样的声音好听。姚曼姐姐说，这世上的人，都不一样的，有男的，有女的，有的强壮，有的虚弱，有人声音高，亮，有的人声音低沉，但只要大家和谐一心，发出的声音就会很好听，比发出一样的声音还要好听。这是上天对世人的一种神喻呢。姚曼姐姐又说，世上最好的东西是音乐，音乐中最好的是人声，人声中最好的，是合唱。姚曼姐姐说她刚去香港时，失魂落魄的，日子过得很空虚。后来她去了教堂，一听他们唱歌，心里就好受多了。后来又买了一些合唱的唱片－－那时还没有盒带雷射唱碟一类的东西。没空去教堂的时候，就在家里听听。慢慢慢慢心才静了下来。

　　歌一首一首往下排，香港回归的日子也一天一天近了。姚曼姐姐为此事专门回了一趟香港，终于和香港一个老年社团联系好了。但是赴港的时间要往后推，回归大庆的那一段日子太忙，吃住也紧张，便定在深秋，圣诞节前后，还有一点，人数不能超过四十人，他们的接待能力有限。因为是联谊性演出，不能卖票，所以，出关以前的费用自理。在港期间，如果有社会捐助，可用于冲抵各种团内开销，但有没有，有多少，都是说不定的事。姚曼姐姐和团内的几个主要张罗者来来回回打了好几次长途电话，终于定了下来，与那个老年社团签了一个协定书。
　　姚曼姐姐还没有回来，团里已是一片沸沸扬扬。大家掐指一算，即便一个闲人都不要，一个指挥，一个钢琴伴奏，还剩下三十八个名额，而现在坐在排练场上的少说也有六十个人，谁去谁不去呀！每次排练，就三个一堆五个一伙悄悄嘀咕这件事，有的人虽然一声不吭，那脸色也分外严峻。一时间，团里的气氛变得鬼祟起来。歌也唱得心不在焉。回家之后也不消停，家家的电话都成了热线，你打过来，他打过去，统统都在说这事。一批最老的团员说，我们这些从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的老红军，一个都不能刷掉。有些后来的说，革命不分先后，再说我们是代表祖国大陆，代表大武汉出去演出，又不是去旅游观光。也有人说，要讲资格，讲贡献，也要讲艺术水平。有的说，象分房一样，打分。有的说，分还不是由人来打？有的说，香港我去过，要花路费我就不去了……
　　没有谁跟费普嘟哝什么，也没有谁给他打电话，大家几乎想都没有想就认为他是不能去的。他即不是“老红军”一级的，也不是水平高的。甚至是不是个正式团员都没明说过。尽管大家对他印象都很好，又勤快又老实。但这是去香港，不是评先进。于是费普倒落了个耳根子清静。少了许多激动与烦恼。这一段时间，他正为自己声音的进步高兴呢。
　　姚曼姐姐一回来，发现一件好事变成一锅粥。本来和和睦睦的一群人，一眨眼间变成一个风风雨雨的小朝廷。这些老头老太太脱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多年，现在突然回到这种氛围中来，焕发出一种特别的激情，一个个象刚刚入团的青少年一样。六十多人，已经明显地分成了几派，据说有的已经私下开过几次会了。歌舞剧院的几位老人在姚曼姐姐回来的当天，便聚到她家，说了许多亲近的家常话，然后说，没有我们几个老家伙，就没有这个团，就像《东方红》中唱的一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你说是不是？要去我们就一起去，我们不能把哪个老哥哥老姐妹扔下。后来的人有几个是指挥弄来的，有的是他的老熟人，有的前些年在一起合作过。他们对指挥说，要唱砸了，我们脸上无光，你更失面子，据说香港合唱水平是很高的。有些和姚曼姐姐说不上话跟指挥也说不上话的人便觉得很孤独很落寞，心想，老了老了，又跑出来自寻烦恼，真不知道为什么？也有一些恬淡超脱的，认认真真唱，唱完便回家，回家的路上互相说，这么大年纪了，别折腾出什么毛病来。不久，又有一些久远的故事在团里来无影去无踪地流传开来：×××年轻时作风不好，搞过好几个女演员，×××原来左得很，文革时，把她老公床上的话都揭发出来……
　　知道这些后，姚曼姐姐长叹一口气说，都怪我，本来好好的……早知道会这样，就不走这一步了，大家一起唱唱歌，什么事都没有。姚曼姐姐在香港也参加过一个妇女合唱团，也到广州，深圳，北京演出过，大家都是自费的，唱得大体可以就行。还有人不唱的，专门给大家做服务工作，看衣物，倒茶水，化妆，做义务保健医生，都很快乐。

　　团里决定开一次全团大会，通过民主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可一当开会了，大家又全不开口，那架式就象革命先烈,打死也不说的样子。姚曼姐姐再三让大家发言，冷了半天场只有费普一个人说了。费普说，我们大家好好唱，去不成香港的，等他们回来我们还可以继续唱。费普说完，也没有谁接他的话。弄得会场更加尴尬。于是指挥说，如果现在一时拿不出一个好方案，我们先排,还有半年时间，我们尽量想办法，让大家都能去，比如找企业赞助，或者向有关机构申请部分经费，我们团里还有一些能干人，大家也一起想想办法。指挥这么一说，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一起鼓起掌来。
　　就像一幢房子，一分，肯定打架，放在那儿，谁都不住，便安静多了。武汉就有一幢房子快放烂了也没有分的事例。因为谁去谁不去的事搁置下来，排练便一周两次地顺利进行着，迟到请假的也少多了。毕竟有一个香港在那儿影影绰绰地等着。老人们都是受教育多年，不愿意给人捏住什么把柄，到时候被动。费普还是一如既往，场场提前到，做完他的那一摊事，练声读谱背词。尽管声音有了进步，但出错多的还是他。或者说在别人印象中出错多的总是他。指挥也不象刚开始时那样含蓄了，常常当众叫道，男低第一个，音准音准！中原大地依然歌舞升平，拉索拉多西多拉索法法索－－索，第一个法是升法！升法！“男低第一个”是费普的代称，是他在合唱中站的位置。排练时，指挥按位置叫人，“男低第一个”“男高第六个”“女高第八个”……有点象监号里的叫法，这样显得严厉，拉开了与日常的距离。“男低第一个”是被叫得最多的。费普将“拉索拉多西多拉索法法索－－索”单独唱了一遍。指挥说，还差还差！费普知道还差，但他的嗓子不听使唤。钢琴给了费普一个升法的示范音，费普又唱一遍。指挥摇摇头，说下去再练，今天你不要唱这一句。费普很厚道很愧疚地笑笑，就不唱这一句了。
　　每当被指挥熊了，下来见到姚曼姐姐，费普总很不好意思，象一个没考好的孩子见了家长。费普不再说不唱了的话。姚曼姐姐也不再说你能唱好的话，这让费普更觉不安。一段时间来，姚曼姐姐心绪常常不好，对费普也常常不象以前那样亲近。为去香港的事，姚曼姐姐生了不少气。有人说她将合唱团拉到香港是为了给自己打场子，有的说，谁知道那边给不给钱呢，如今的事，哪个说得清楚？这一类话，也是来无影去无踪的，想辩白想发脾气都没个对象。几次，姚曼姐姐都想把去香港的事推了，但和对方已签了协定，全团又排了这么长时间，不好为了几句闲话跟所有人赌气。只在心里想，就这一次了，下不为例。费普有时看见姚曼姐姐忙里忙外之后坐下来发呆的样子，很是心疼，想对她说些什么话，又不知道该怎么说。姚曼姐姐的头发根处，已泛出了白花花的一片，这才让费普看出了她的老相。姚曼姐姐呢，在心底依然疼爱费普，但一些人都知道费普是姚曼姐姐找来的，有很久远的的交往，在这敏感时期，不能让人家说闲话。姚曼姐姐在这个团里的角色，依然类似于当年她在《东方红》的合唱连，是一个大张罗。尽管这个团的组建姚曼姐姐起了很大作用，还花了不少钱，但一正规化了，团长就由一个级别高有影响的老头挂了名。这个位子不好由一个港婆来坐的。所以，在很多事情上姚曼姐姐很为难。姚曼姐姐已经想好，万一这次去香港没有费普，她自己掏钱也要让费普去。
　　
　　转眼到了秋天，“夕阳红”合唱团合唱音乐晚会“百年回声”的排练全部完成。全团上下都很高兴，看着一群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太能唱出这么好听的歌来，一个个自己都很感动。纷纷提议先在市里演几场，练练兵，亮亮相，说不定被谁看中，会给一点钱呢。经过四下活动，一家保健品公司先包下一场，演出地点就在原地，别的地方都要场租，费用不低。这家公司给了五千块钱，这样，女团员们便可以先做一套廉价的演出服，买一点简单的化妆品，男演员的服装暂时自行解决，黑西服，白衬衣，红领带。说来叫人不信，费普从未有过西服。尽管他父亲是中国第一批穿西服的人。费普想了想，也没处借，回去跟女儿女婿一说，女儿女婿先是笑，说老头真要当歌星哪？笑完说，借个什么呀，早就该买一套了，如今的西服价，和衬衣差不多。费普又跟菊香说，菊香脸色顿时挂不住了，说，你搞得象真的一样了？混了半年，没见你一点业绩，还一本正经要买衣服上台？你说的那些下家呢，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我看你心思一点都不在正经事上。菊香这一段时间业绩不错，又发展了七八个下家，挣了千把块钱不说，职务也升任为“经理”，因此格外财大气粗起来。被妻子抢白一顿，费普自觉理亏，不再做声。眼看演出迫近，费普只好找女儿要了两百元钱，偷偷去买了一套减价的黑西服，拿回家偷偷放在女儿屋里，并叮嘱千万不要让她妈知道。
　　演出头一天晚上，穿服装带灯光整场拉排。费普晚饭没吃，怕菊香回来撞见，从女儿屋里拿了那套黑西服就悄悄溜走了。白衬衣是这次做鱼油时买的，红领带是女婿的。
　　老头们一式黑西服白衬衣红领带，老太太一式洋黄连衣裙，胸口缀一朵红色的绢花，往合唱台上一站，灯光一打，真是很好看。老太太们全都化了妆，她们都迫不及待了，等不到明天。有几个老头也跟着抹了一点胭脂口红，被指挥训斥了一通：男的化个什么妆？你们谁见过唱合唱的男的化妆？你们给观众的是声音，不是脸面！那几个老头一脸窘相，傻笑着，赶忙掏出手绢，在脸上使劲擦。
　　费普站在队列中，看着自己和大家一样整齐的服饰，让他想起那个唱诗班。想起了那个遥远的秋天。在那个萧瑟的暮秋下午，他无意间走进了合唱，那平和又辽远，飘渺又宽阔的声音，那如风如海的天籁之声，溶进他青春的灵魂，陪伴了他的一生。
　　虽然只是排练，但台下几乎坐满了人，有些是团员们的家人和友人，有些是团里请来的领导和文艺界专家，还有那家公司派来审看的工作人员。所以开幕前指挥说，象正式演出一样，出了错也不要停。今天还出错的人，明天就不要上台了。

　　开场序曲是那首著名的领唱合唱《祖国颂》，气势磅礴波澜壮阔，这首歌在大跃进年代里风靡全国，近些年来又一次唱遍神州大地。“太阳跳出了东海－－跳出了东海跳出了东海跳－－出了东海……大地一片光彩－－一片光彩一片光彩……”恢宏激越的合唱之后，是一段优美又抒情的男女声领唱：“江南丰收有稻米，江北满仓是小麦，高粱红啊棉花白，密麻麻－－牛羊盖地天山外……铁水汹涌红似火，高炉耸立一排排，克拉玛依呀荒原上，你看那－－石油滚滚流成海……”然后又回到第一段，但唱得更加激越更加恢宏“鸟在高飞！花在盛开！山河壮丽！人民豪迈！我们伟大的祖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我们伟大的祖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歌声还未止息，台下已是掌声一片，让台上的人们一个个激动得泪花闪闪。
　　歌与歌之间，大多用一些有关祖国，历史，人民，革命的串词连接起来，朗诵的是话剧院两位退休的老演员，也是抑扬顿挫豪情满怀。
　　歌声回到世纪初，带着一阵古旧的伤感的风缓缓吹来。“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头发，教我如何不想他……枯树在冷风里摇，野火在暮色中烧，啊－－西天还有些儿残霞，教我如何－－不想他－－”然后是劳苦大众的呻吟：“哼哪嘿嗬嘿嘿嗬嘿，哼哪嗬嘿嘿嗬嘿哼……大家一起流血汗，为了崎岖，碾碎前面的艰难－－”然后是反抗外敌的战歌：“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然后是在最后的黑暗中迎接新时代曙光的呼喊：“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朝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这首被国统区反蒋示威游行的学生唱过，被建设新中国的工人阶级唱过，被完成了平暴任务的戒严部队官兵们唱过，也被香港回归大庆时各种大型晚会唱过的歌，这次被指挥处理得又细腻又丰富，速度，强度，音色都有了很多变化，宛如一首精致的艺术歌曲。然后是新中国的白云蓝天红旗，高山原野海疆，一直唱到改革开放唱到一个春天的故事……这一组歌唱完以后，是几首优美的中国民歌，其中的《小河淌水》是由姚曼姐姐领唱的。在无伴奏合唱的哼鸣中，姚曼姐姐清丽的领唱如银河从天际倾泻下来，如水的柔情，沐浴在凄美的月色中：“月亮出来亮汪－－汪亮汪－－汪－－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费普一边用怅惘的哼鸣与她回应，一边痛彻肺腑地感到甜蜜起来。他突然发现, 有一样东西,还没有随着年龄老去。“月亮出来照半－－坡照半－－坡－－望见月亮想起－－我的哥……啊－－哥啊－－哥啊－－单等得来春麦梢黄……”他没能成为阿哥，他是一个永远的小弟弟，不管姚曼姐姐如何苍凉地寻呼, 费普只剩下月色般的忧伤……第四组,是几首充满了怀旧情调的外国经典名曲，前苏联的《小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德沃夏克的《思故乡》，美国名片《魂断蓝桥》插曲《友谊地久天长》……费普和大家一起，一首一首唱下去，他觉得自己的身子已经不见了，变成音乐向空中飘去，他今天的状态特别好，音色音准渐渐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最担心他的指挥也很诧异，初始还以为他只在做口型，后来听见了他的声音，那声音叫指挥吃了一惊，竟是那样纯净那样和谐，似乎一碰上别人的声音就能与其融为一体。指挥朝费普笑笑，但他发现费普没有对他嘉许的微笑作出反应，费普看似望着他，但那目光已越过他的头顶望向了很远的地方。费普的脸上没有表情，不像其他老头老太太常常微笑，激动，或与台下的人们交流。费普象一尊雕像那样一动不动。甚至见不到他呼吸的起伏。姚曼姐姐在费普的右下方，她比指挥还担心费普出错，她实在不忍心再看到费普受伤害，每次指挥熊他的时候，她都难堪极了。有几次，她都想对费普说让他再别来了，但一直开不了口。所以，这个晚上她一边唱，一边竖起那只左耳聆听费普的方向，生怕那里传来不对头的声音。一首一首唱下去，竟然一直没有听到，她想，大约费普在许多时候是没唱的。但到后来，她终于也听见了他，那声音一下让她心里沸腾起来，那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声音，是那种如风如海天然浑成的声音……只有真正从心性上皈依了音乐的赤子，才能发出那种纯洁无邪的声音来。
　　在一次又一次爆发的掌声中，在一次又一次泛起的泪花里，“百年回声”的彩排临近尾声，还剩下最后两首歌，一首是著名的《伏尔加船夫曲》，一首是指挥自己作词作曲的《迎接新时代》。费普的状态越来越好，他一次都没有出错，也一次都没有闭嘴，他甚至连怎么发音怎么控制怎么随指挥的手势处理乐句想都没有想那歌声就一句一句地从他愈来愈宽阔的胸腔中流淌出来。当那沉重又古老的伏尔加船夫号子隐隐传来的时候，费普觉得自己全身都已空掉了，变成一只会唱歌的上下贯通的大喉管。他整个皮肤只剩下一层细密的冷汗，他的手脚已失去知觉，最后的气力在发出“哎嘿唷嗬－－哎嘿唷嗬－－”的叹息，他的脑子已不再思想，但喉咙还本能地发出声音，象一截从身躯上断离了的蜥蜴的尾巴，自个儿在那儿动作。灯光,舞台，观众，指挥，还有身边与他一起歌唱的人们，他都已看不见了，他只看见自己在一片祥和的光中，松驰又迷醉。“哎嘿唷嗬－－哎嘿唷嗬－－齐心合力把牵拉！哎嘿唷嗬－－哎嘿唷嗬－－拉完一把再来拉一把！穿过茂密的白桦林，踏开世界的不平路。哎达达哎达，哎达达哎达，拉着牵绳迈开大步－－”费普觉得自己渐渐和那祥和的光溶在一起，眼前这雄浑深厚的歌声在那光中听起来非常遥远非常细弱，象在云端听原野的声音。“我们沿着伏尔加河，对着太阳唱起歌，哎达－－达哎达，哎达－－达哎达，对着太阳唱起歌－－”在那苍凉又温暖，厚重又忧郁的和声中，他从云端看见自己和一群密如蝼蚁望不到头也望不到尾的人们在那坚定又苦难的节奏中一步一步向天上走来。太阳越来越近了。“哎嘿唷嗬－－哎嘿唷嗬－－齐心合力把牵拉！哎嘿唷嗬－－哎嘿唷嗬－－拉完一把再来拉一把！伏尔加伏尔加母亲河，河水滔滔深又阔，河水滔滔深－－又－－阔－－”那无数人们一起发出的充满艰辛又不屈不挠的声音让他感动得流泪了，那泪水也象他身上细密的冷汗一样冰凉冰凉的。那冰凉冰凉的泪水痛痛快快地无遮无拦地从他那干涸多年的眼眶中倾泻而出，仿佛都要把他的五腑六脏流尽了。歌声越来越高亢越来越激烈，如一片已成燎原之势不可扑灭的大火：“哎－－哎－－努力把牵绳拉－－努力把牵绳拉－－向－－着－－太－－阳－－唱－－起－－歌－－”这两句是全曲中最高最强的部分，全都在最高音区平行推进，一如拚尽性命的呐喊。从前，费普唱到这里总会发怯，常常只有闭嘴。现在，他竟气贯长虹地将它们完美地唱了出来。回到舒缓下行的“唱－－起－－歌－－”后，他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又酥软，又轻松的一口气，这是费普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口气。然后，他突然听见了那首逝去久远的歌：“主的荣耀，主的荣耀将显现出来。主的荣耀，主的荣耀将显现出来。所有的光芒都能一起看见，因为主曾经亲口说过，所有的光芒都能一起看见……”
　　
　　当最后一首歌在“让我们－－高举起－－改革开放的大旗，迎接辉煌的，辉煌的新－－世－－纪－－”的辉煌的和声中进入解决，大气浩然地结束时，台下的领导，专家，亲朋好友全都站立起来，边鼓掌边涌向台口，指挥满脸汗珠，转身向大家鞠躬致谢，全体团员们也噙着泪花一边鼓掌一边向前走去，一时间都没有注意到那个“男低第一个”一动也不动地坐在他刚才站立的位置上，两手支撑着下颌，在天幕灯光的映衬下，象一个沉思者。
　　人们重新回到合唱台上与领导专家合影的时候才发现了他。他的身子正在慢慢冷去。
　　姚曼姐姐抽泣着颤栗着在费普的提包中翻寻他家的电话号码时，倒出一堆杂物，其中有一瓶美国的阿拉斯加深海鱼油。一旁有人知道这鱼油的功效，痛惜地说，哎唷唷，这个老费是有心血管毛病的人，他平时也不说一声……

　　费普火化时，“夕阳红”合唱团的成员几乎全都去了。那辆推车上，费普依然穿着那套演出服，那黑西服还是新的，还留着折叠的印痕。老头老太太许多都流着泪，缓缓从他身边走过，人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好人呐真是个好人。费普的死，让团里的老人们突然知道了，有一些东西，比去香港，比谁唱得好谁唱得不好，比谁站第一排谁站第二排更重要。他们一下变得空前地亲近起来，说了许多互道珍重的话。姚曼姐姐走过费普身边的时候，停了下来，她用手指轻轻抚摸了费普的脸，低下头，吻了费普的额头，然后，她从衣领深处掏出一枚小小的十字架，将它从项链上取下，放在费普的胸前。走开之后，才捂着脸放声恸哭起来，边哭边诉说，五十年以前，我们就在一起唱歌……
　　费普火化后的第三天晚上，费普的老姑妈让外孙女打了水，自己去后面小隔屋抹了个澡。外孙女还说，这么冷的天，洗个么澡？老姑妈抹完澡，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后来又说想吃点宵夜。菊香给她在里份口子上端了一碗馄炖，她吃着吃着，突然冷森森说了一声，费家的戏，演完了。说完从椅子上滑到地下，抱到床上已断了气。
　　这一年，她虚岁八十四, 是老人的一关。她对人总说八十五。她想把八十四躲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