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
五岁是个个懵懂之年,我也不例外。但我五岁那年遭遇了一场毁灭性的打击,我父亲和我姨父合伙开的米粮铺,三船粮食共九千斤,由于粮店隔壁邻居炸药房失火,九千斤粮食一夜之间化为灰烬。我二姨父从他祖上起就在农村的场上开幺铺,到了我姨父这一代,弟兄姐妹多了,那个小幺铺己无法容纳他兄弟施展才能,他便由农村转到城市,在城门洞外搭了一个茅草房,经营起米粮生意来。当时他是以二道贩子的方式经营的,数年后,积累了一部分资本,并从牛摸索了一套做粮食生意的有利途径,就是一个在城里卖,另一个到农村收购,再进行粗加工,不但利润高,而且糠壳还可以用来养猪。经过他深思熟滤后,他相中了我的父亲。相中我父亲的原因是因为我父亲是一个诚实正直善良而且能吃苦耐劳的人。我父亲是在我外公家与我母亲结的婚。生了我大姐和我后,因为娶舅舅娶了舅母,他们不得不离开外公家另谋生计了。我父亲无偿的帮我外祖父由一个贫困之家发展到温饱有余的家庭。我二姨父是很清楚这一点的,认为选我父亲做他的合作伙伴是明智之举。二姨父的条件是,本钱各半,利益均分。父亲负责在农村收购,并加工成糙米运回粮店,二姨夫则负责在城里销售。他们的合作,可谓天衣无缝,是一对诚信公平的好搭伴。当时我父亲没有资本,离开外公家时,他们只给了很少一点钱,那只够一,两个月的生活开支。无奈之下,我父亲只好向亲朋好友借了一些钱,还借了一些高利贷。经过一段时间后,生意有了一定的回报。在我出生那年,正置秋收时节,也正处于抗日风暴的年代,粮食好卖不好买,他们便抓住这个机遇,我父亲又借了一笔高利贷,合伙买了几千斤粮食。不想上天不怜人,遭到邻居火灾,随后,债主曰日逼债,父亲无奈只好亡命天涯,不敢回家。
父亲躲债在外,音讯眇无,家里只剩下母亲和我们三子妹。大姐本在当地的中心小学念书,这段时间也只好呆在家里帮助母亲,我和妹妹。而母亲整天一句话不说,只是以泪洗面,晚上点香祷告。家里大多是鸟雀无声,时而只有妹妹的哭喊声才能听到母亲哄妹妹的声音。我以往很讨厌妹妹哭闹,只要她一哭,母亲便不会理会我了。我现在倒希望妹妹多闹几次,能让母亲少流些眼泪,好在有姐姐在,我可以有人说话,遇事有人商量。从那以后,我和姐突然长大了许多,也不到外面去和小伙伴玩了。只有小妹,无忧无虑,背着母亲给她做的布娃娃,无事般照样开心的玩耍。这期间,债主不时前来逼债,伴随着他们的咒骂声和用竹杆在床下寻找父亲的声音,和摔打土碗及家具的断裂声。自此以后,我们家再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报晓的公鸡没有了,我心爱的小狗也被债主的少爷牵走了。最为现实的是我们一家四口的温饱问题。自从父亲做米粮生意以来,我们的生活是温保有余的。可眼下窖存的红苕日日减少,以前信手舀来白米饭,现在也成了珍品,到后来,连红苕也没有了。遭灾后的最初日子里,还有亲朋来看一看,说几句同情安慰的话,虽然导致母亲更加伤心,但对她也是一种安慰。在这期间,外公送来过米和菜。渐渐地亲朋好友也不再往来。一天,我姐姐从学校抱了几件衣服回家,说是班主任让母亲洗的,同时拿了一张钞票给母亲。母亲一下子抱着姐姐放声大哭了一场。学校的住校老师不多,请人帮忙洗衣服的更少,但总算还有七八个人。我母亲从此便尽心尽意地帮着老师洗衣服,自此以后,我们的锅里还能见到几粒白花花的米饭。这少得可怜的白米饭,不是出现我的碗里,就是在小妹妹的碗里。姐姐和妈妈碗里只有红苕了。家里用的水,由我和姐姐从河边一桶一桶的抬回来。原来父亲在家时,火缸总是满满的,烧的煤炭也是大堆大堆的,而现在也基本上烧完了。红苕可以吃生的,但给老师洗衣服的皂角水需要用火熬,以前皂角水只是用来洗头用。我每次给老师们送洗好的衣服时,老师们都夸奖母亲能干。眼看木炭快没有了,母亲让姐姐去外面捡点柴禾回来。自此以后,姐姐便负责起了捡柴禾任务。但是木炭并不好捡,因为小城市的人过日子都很仔细。我和姐姐有一次抬水时,突然发现河边很远的地方有黑压压的一片木炭,原来那是熬盐的供煤码头。我们那个地方有一块很大的浅滩,足足有两到三平方公里,在退水月份,浅滩中部就有一个很大的坑,而那个坑足足有三层楼房那么深,面积比一个足球场还大。我们看见有不少的人从坑里滔水到桶里,倒在锅里,就变成了白花花的盐。我们那里的盐味道很美,熬完盐后,锅底还剩下一层盐锅巴,非常坚硬,要用很重的郎头才能把它敲碎。我们发现那黑压压的一片是运煤进去,运盐出来的通道。这样一来,我们不但拣着了煤炭,还捡了些带有沙子的盐,从此我们就不缺煤炭和盐了。吃的蔬菜比较好解决,因为以前母亲在外公家里买菜时认识了很多菜农,母亲把他们不要的边角废料都捡回家:这样我们吃菜的问题都解决了。偶尔母亲还会弄些脚大脚回家,用盐巴水洗干净,做出非常美味的佳肴,我们便可以打个牙祭。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也偶尔在夜里听到过父亲的声音,但到天亮时从未见到父亲的面。当我们问到母亲时,她总是很严肃地跟我们说,你们父亲从未回来过,我们不由得怀疑是昨晚上做的一个美梦。这期间,最耽心我们的是外公,他人托人的跟债主谈下条件,每月先付一定的利息,同时请人担保作证。我父亲这才又回到家里。父亲便每天很早出门担煤炭卖,下午担水卖。母亲则照样帮老师们洗衣服。我和姐姐从此就不用捡煤挖盐了。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多余的钱还债主的债,债台没有任何下降,只是勉强支付了利息。不久,年迈的外公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桥头的土地庙原来住在那里的人家要搬走了,外公跟土地管理的人谈妥,让我们一家搬到土地庙去住,从此我们便开始了卖水果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