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的我很喜欢胡扯，并且毫不夸张地说，我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的能力应该是超过那个年龄段所有孩子的。

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我总是被学校派去参加县里市里的各类作文比赛。不管给什么样的题，我总能扯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小孩子哪懂这些，不过我可以结合当时广播喇叭里每天叭叭的祖国各地发生的巨大变化，然后发挥所有的想象力，描绘这空前盛世的欣欣向荣。几天以后，学校的布告栏里就会有一张红色的喜报，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给我一张奖状，有时还有钢笔或笔记本之类的获奖留念。

当时，我们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把老房子扒了开始造两层的楼房，但基本盖到一层就停工了，因为手里没钱了。偶尔有一两户人家七拼八凑借到钱把房子结构封顶了，红色的砖墙依然裸露着，旧房子拆下的门窗也不够，所以总有几扇窗户也是暂时没着落的，只能先用塑料布封上，基本上和现在说的烂尾楼也差不多。但一家子人不能没地方住，那就先把一楼的厢房收拾一下，把床和铺盖安置好，后面的事再慢慢从长计议吧。总之，态度不能消极，必须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一个小老百姓和上面过不去，那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我虽然才十岁出头，可是这些情况我心里门清，但是我还是心安理得地睁眼写瞎话。语文老师提点过“写作文立意要高”，那我就写他们想看的好了。现在想想，觉得自己那么小的时候做事情的目的性就那么强，甚至有点邪恶，想到这些我总感觉脸上发烫。不过那时候的我只想逃离母亲，那我就必须拿奖，必须各门成绩优异，这样才能继续上学，才有机会离开这个家。只要能让我逃离母亲，我做什么都可以，这个想法在我心底无比坚定。

母亲是文盲，新中国成立那年生人，其实她也是个可怜人，从小被亲生父母过继给不能生育的阿姨家。因为家里孩子实在太多，被生下来的也基本上只能自生自灭。可母亲似乎就是命不好，被送过去的第二年，养母就开始能生育了，然后接连生了几个丫头片子，直到39岁那年生下了儿子，至此，家庭成员的人数算是固定下来了。都是穷苦人家，给口饭吃已经算是莫大的恩赐了，况且又不是亲生的。用我母亲的话说“拿我当佣人使唤着，既要带弟弟妹妹，还要服侍瞎眼睛的奶奶，脚下垫个小板凳才能够到灶台时，还要给全家人做饭……”

母亲经常向我们诉说她的苦难，并且试图用自己的苦难激励我们。在我离开家到县城上中学住校前，我从来没有胆子敢在晚上12点之前上床睡觉。那时候的农村都有钩花组，钩得最多是一种米色线的八角形小帽，形状就像半个被掏空的西瓜皮，说是出口到外国的。现在想想这顶帽子有点滑稽，因为后来我走过很多地方，包括在电影电视书报杂志上，从没发现过有人带这种帽子。偶尔一次看新闻，发现阿尔巴尼亚和中国闹翻了，加上我从未去过那里，我想，那种帽子的去处可能就是那个地方吧。

又扯远了，言归正传。我从小就会察言观色， 用大人的话说就是比较识相，每次都能按照母亲的意思完成她安排的工作量。每次去钩花组交货，我母亲能完成的件数总是最多的，那一刻，母亲仿佛收获了至高的荣誉。接下来几天母亲看起来情绪稳定，家里的气氛也显得不那么窒息了。这种状况一般能维持两三天，可对于我和姐姐来说，这是我们童年时光中难得的不用提心吊胆的开心日子。

母亲认定她的能干和治家有方必须获得所有人的认可和称赞，尤其是那些曾讥笑她“所有的嫁妆就是一个竹篾壳的热水瓶”的人，母亲时时刻刻都准备着向她们展示自己如今拥有的软实力和硬实力。

后来，母亲又开始每天给我们增加一点工作量，我知道对抗是没有用的，所以一放学就跑着回到家，扔下书包拿起钩花针上下翻飞。现在想想，我姐姐倒是很有想法的人，开始躺平摆烂了，任凭母亲如何苦口婆心声泪俱下地PUA,，也没能改变姐姐的我行我素。记得那个晚上，大概10点不到，钨丝灯泡散发着慵懒的光，家里的红灯牌收音机里正在重播刘兰芳的评书，我们家是村里最早买上三五牌台钟和红灯牌收音机的。当时我正津津有味地听刘兰芳讲到“众位爱卿——-哪位大人——领孤王旨意——杀破敌兵……”，眼角的余光瞥见姐姐坐在小竹椅上，脑袋像小鸡啄米似地一点一点，手上的速度越来越慢，然后停了下来，不出我所料，她睡着了。

这一幕被母亲尽收眼底，如此明目张胆的忤逆使母亲歇斯底里。母亲的愤怒震耳欲聋，尖利的吼声冲出窗门的缝隙，刺破了黑夜的宁静。姐姐醒了，揉揉眼睛，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似乎她早就做好了挨打的准备。那一夜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我现在记不太清了，反正姐姐第二天离家出走了，母亲气急败坏地叫父亲去找，咬牙切齿地说如果找到了就用绳子绑回来……当时，我们家堂屋的房梁上还有两窝燕子，后来不知怎么就不来了，第二年也没来，以后都没来过了，我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姐姐是在生产队仓库前的草堆里被找到的，她被父亲推搡着走进家门，头发上衣服上还沾着几根碎草屑。 我惊讶地发现她竟然没有哭，脸上还带着刘胡兰一般视死如归的表情，奶奶踮着小脚跑过来，拉着姐姐的手哭得很伤心。姐姐是奶奶带大的，母亲说姐姐从小就不好养，有奶不喝只喝米汤，她俩是命里犯冲。姐姐长得也像奶奶，鹅蛋脸细长眼睛，这一点更让母亲憎恶。母亲和奶奶不共戴天，至于原因，这里暂且不表。

姐姐回来后，开始仇视我。她说是因为我想在母亲面前表现自己，所以才导致我们俩人总有越来越多永远也干不完的活，她感到很绝望，并且觉得我才是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终于，发生了一件事，是在我收到重点中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个夏天，这意味着我即将离开家去学校住宿了，我心里很期待早点开学，但还是努力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那天傍晚的时候，父亲在门前的自留地种菜，母亲在灶间煮饭，姐姐突然把我堵在房间里，把门从里面插上，抓住我不停地推搡，嘴里还大声地叫嚣：“都怪你，我恨你，我今天打死你……”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我很错愕，以致于听到母亲在门外不耐烦地问我有没有事时，我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母亲跑出家门大声喊我父亲，然后我听到父亲怒气冲冲地拍门呵斥姐姐不要胡闹，然后，是什么东西砸出的很闷的声音，门边的墙上出现了一个大洞，一只手伸进来拔开门栓，门开了，父亲手里拎着一把大锤，责备姐姐为什么这么做？！……我忽然觉得自己很委屈，开始放声大哭。

多年以后，我偶尔和我先生聊起这件事，这没心没肺的家伙听完后竟放声大笑，“你活该，是你造成的严重内卷，不打你打谁？姐姐打得还太轻了……”哎，气死我了，这什么人呐？会不会聊天呐？！

前年母亲在村口被一辆飞驰的快递车撞断了三根肋骨，姐姐在医院伺候了一个月。我去医院象征性地看望一下，顺便谢谢姐姐这几年照顾父母的尽心尽力。临走时姐姐送我到病房门外说道，“总归是自己的老娘，不管不行的，有什么办法呢？ 年轻时那么狠的一个人……以前我听人说，心善的人如果想到自己小时候吃的苦，肯定不让孩子遭同样的罪，我们的娘倒是个另类。现在有种说法，意思是农奴翻身后，会比以前的主人更狠，唉，我觉得这话倒是一点没错。”我笑了，看来她已经释怀了。

现在母亲和姐姐的关系比我亲，我总是尽量和母亲保持距离。我承认我生性凉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