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奶奶、近邻、呆秋子

每一个集体，大到联合国小到村落都有领导。传统乡村里，有的地方像小说《白鹿原》里似的有族长，有的地方有乡贤。离开黄巷子去县城读高中前，我不知道谁是这个二百多人村庄的领导。当时一个正式行政村覆盖好几个庄子，村长和村支书大概住在其他庄子吧。二百多人的黄巷子，也有几户有影响力的人家。一户男主人是乡里唯一一所中学（初中）的校长；一户是分田到户前的生产队老队长；一户家的大儿子据说在北京中央部门里当官；还有一户响应国家经济建设号召，男主人在镇上开办乡镇企业，号称“机器一响，黄金万两”。过年时，这几家堂屋总是坐着许多闲人，麻将桌上的洗牌推牌的日夜不断。自然，一年到头，邻里乡亲之间如有什么纠纷冲突，就会请他们出来劝解一番。他们好似黄巷子的VIP。 虽然我的大伯和一位本家伯父同属VIP成员，他们给我，这个最年幼的侄女的印象是: 高大、严肃、冷淡。三十年后，回想黄巷子的那些父老乡亲，三奶奶、近邻黄二姐闵二哥、呆秋子，这几张脸鲜明地浮出脑海。他们似乎预示着黄巷子所有男女老少的命运。

黄巷子分巷东和巷西两个队。巷东队人家多在村中大道——一条宽土路的东边居住，西边就是我们巷西队。三奶奶属于巷东队人。她姓什么叫什么，多大年龄，儿时的我，一无所知。既然叫“奶奶”一定与我奶奶是同辈人。她和我奶奶完全不同。奶奶有大伯和父亲两个儿子，外加三个嫁出去的女儿。母亲病重前，奶奶独自住在我家四间砖房的最西边一间。母亲去世后，奶奶房间的山墙被打通开门。从此，她和我们吃住一起，代尽母职，虽有辛劳，但我也时常看到她脸上的笑容。笑容，哪怕一丝温和的慈祥表情，我从来没有在三奶奶的脸上看到过。在小孩子的眼里，只要三奶奶那近九十度弯驼的身躯出现在家门口，心里便生出恐惧，像童话故事里天真无邪的小公主看到了老巫婆。她手里总是拄着一根木棍，打了补丁的大襟衣服灰蓝破旧，那张老树皮一样的脸上，一双浑浊的眼睛，警觉而凶狠地环顾四周。一次，不知什么纠纷，我亲眼见到亲耳听到，三奶奶拄着那根木棍站在邻居家门前不远处长时间叫骂。“我咒你家人得胃癌，得肝癌，得肠癌……”农民知晓的身体器官一个个被三奶奶冠以”癌“字清算一遍。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癌“这个字，不懂什么意思，觉得一定是什么令人恐怖的夺命之物。杨巷字被我称“奶奶”的人，包括吴家二奶、张家老奶奶、袁家大奶奶，和我奶奶一样，只是在农忙时下地送个饭或者搭把手，她们主要在家里帮忙做饭和饲弄牲口看看孙辈，很少在村里转悠。三奶奶不一样。农忙时，她背着个化肥口袋，不论谁家收割过的麦田稻田，她都去捡拾落下的麦穗稻穗。谁家要是嘟囔几句，她就地开骂。农闲时，她在村里东捡西拾，能当柴火的树枝，有人回收的破烂，她都用那不能再弯的背，驮回去。冬天里，拾粪的都得赶早，迟了，三奶奶就会从巷东那边转来拾走了。

有几年春夏兴起草药热。有人到乡下收购晒干的马齿苋和猪耳朵边子（注：后来知道这两种野菜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猪耳朵边子有个学名叫“车前草”，现在也是上等中药材），价格高达两毛钱一斤。我们小孩子就挎着竹篮，手拿小铲子，三两一群，半玩半找，去田埂头挖药草，晒干了卖个五角几元钱的，交给大人，换来几句夸奖。 田野里总能看到一个枯草色蹲着的身影，那是三奶奶，她也挖药草。

地处沿江，黄巷子的夏天先湿热后炎热，三十五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并不少见。夏天里，大人们一般午睡一会儿，下午三点以后再出门干“夏管”的活。一年夏天，乡政府所在的镇上有人收干槐叶，也说是入药。刺槐树在江淮地区最为常见，村庄里到处都是。春末夏初，槐树开出串串白色的小花，清香袭人，风吹香飘，从村头到村尾，香随一路。这样甜淡而又持久的香气，纯属自然的恩赐，与之媲美的只有二月初野生的迎春花。所幸，那时候没听说人要吃槐花。槐树多，也就决定了槐叶的廉价，晒干了五分钱一斤。

那年夏天，我和姐姐中午常去摘槐叶。槐树高大，有刺，无法上爬。我们就找小树或者低处枝丫上的叶子摘。一次，我们在离家不远的水沟边摘槐叶，遇到三奶奶。 她抢了我们的目标小槐树。姐姐气不过，与她争执了几句，被三奶奶一串脏话痛骂。回家后，我把遭遇告诉了奶奶。奶奶一点没有生气，平静地讲了三奶奶的故事。和我的奶奶一样，三奶奶也是早年守寡。她家也姓林，但和我们不是本家，村里有几家和她家同宗同族。困难年代，三奶奶唯一的儿子死了，儿媳妇带着小孙子改嫁外村。三奶奶一个人拖着孙女和大孙子过日子。集体解散后，各自种田。三奶奶的孙女只能早早嫁到同队的张姓人家，以便就近帮衬奶奶和兄弟。全村人可怜三奶奶，从不跟她计较什么，她骂得再难听，当没听见就是了。

九二年上高中，我便离家去了县城，只是寒暑假短期住在黄巷子。这期间，三奶奶什么时间离世的，从没有人提起过。七八年后她再次在家人的口中被提起，是父亲惋惜三奶奶的能干小孙子，那个幼年随着改嫁母亲去外村的“小四子”。他在继父家过得不好，十几岁后出去学了泥瓦匠手艺。小四子长得不错，能吃苦。靠着在外当瓦匠的手艺，赚了些钱。他回到黄巷子，在哥哥家附近给自己盖了几间砖瓦房。老话说，盖房子娶媳妇。有了房子，又有手艺，很快小四子从临近的村庄娶了媳妇，成了家。然而，当村里人翘起大拇指，称赞小四子自强、自立、争气时，悲剧发生了。父亲并不知道具体原因，只听说小四子两口子吵架。他媳妇一气之下喝了农药，没有抢救过来。小四子万念俱灰，将不到两周岁的幼儿交给大哥大嫂，一个月后追着媳妇奔向黄泉路。小四子回到黄巷子定居时，我已不在家乡常住。父亲说起他时， 我只是暗自觉得，幸好三奶奶那时已经作古。

宽土路从村头延伸到村尾后的田野。黄巷子北边最后一排五户人家，分在路两侧。路西是一对分家独立的亲弟兄。路东三家依次是大伯家、我家和邻居黄二姐闵二哥家。黄二姐家的四间青砖瓦房和我家红砖瓦房连在一起，共用一道山墙。借用现代房市术语，我们两家房子可称为“联排平层别墅”。

闵二哥约一米七的个头，不大不小的方脸上，浓眉大眼，高挺鼻梁，走路时习惯低着头哈着背。黄二姐和他走在一起，分不出明显高矮。小时候，奶奶常常念叨“早起三光，迟起三慌”的俗语，教育我们早起。所谓“三光”——头脸光、桌子光、地上光，意思是早早起来，洗脸梳头，收拾齐整自己，然后把家里堂屋（正厅）打扫干净，桌子擦拭一遍，光光亮亮开始新一天。遗憾，“三光”之美好景象极少在我家里呈现。倒是闵二哥和黄二姐的家，每天都像是遵从我奶奶的教导。黄二姐的头上总像擦了油一样，两条辫子乌黑发亮，长度恰好过肩膀。她家堂屋的富柜上整齐摆放着开水瓶、搪瓷茶缸等常用物件。堂屋中间的八仙桌面光洁如镜，四条长板凳规规矩矩地围着桌子，夯土地面上看不到一顶点泥巴。和我家一样在房子最东面的一间是她家的厨房。那会儿农家厨房的标配是：三口土灶，大中小三个铁锅，中间连接处嵌入两个铁罐。中间锅煮粥饭，外侧小锅炒菜，里侧大锅平日主要用来烀猪食。灶下堆柴，烧火做饭的同时铁罐里装水，饭好了，两罐热水也就有了。灶台表面和灶墙大多石灰涂抹，新时雪白，时间久了，发灰起壳，渐次剥落。到了九十年代，兴起瓷砖。黄二姐家用瓷砖把灶面贴了一遍，她家的厨房就在“干净”的基础上加上了“白亮”。

无论忙时闲时，黄二姐和闵二哥夫妇两总是同出同进，很少见他们着急上火。地里回来，黄二姐择菜做饭，闵二哥就负责喂猪管牲口。除了抽烟，闵二哥没有好酒赌牌的恶习。他抽的是村里小卖店里最便宜的、不带过滤嘴本地烟。因为常年夹烟、弹烟灰，闵二哥的右手食指中指两个指甲早被熏成黄褐色。吃喝嫖赌抽，在村里是坏男人的五大标签。小孩子见到黄指甲的男人，总有点发怵，敬而远之。闵二哥算是例外。看到住校的我刚从学校回来，两条腿还没晒黑，就学着电视剧里的口气道：“二姑娘回乡啦！“；黄二姐干活动作慢，闵二就用一句“大小姐绣花呢”打趣她。三伏天里，灶膛下流汗烀猪食的活，人人躲着，闵二哥让黄二姐歇着，自己包了。

黄二姐和闵二哥家门前有棵法国梧桐树。黄巷子到处可见槐树、杨树、榆树、枣树，记忆中枝叶繁茂的梧桐树只此一棵。夏日里，梧桐树下，一片荫凉。闵二哥黄二姐喜欢搬个小板凳，坐在树下，见谁就拉几句。闵二哥手指间照例夹着烟，慢吞吞地吐着烟气。夏夜里，我们搬出竹床、门板、长凳，躺在星空下乘凉。闵二哥摇着芭蕉蒲扇，讲起鬼怪故事，孩子们围着听得津津有味，又被吓得不敢独自进家解手。

闵二哥的父亲老闵大伯和同父异母的弟弟住在村南头。秋冬晚上相对无事，闵二哥黄二姐一家四口，夫妇并肩在前，两个儿子一高一低紧随其后，常常往南头父亲家去坐坐。他们一起行走的身影，是童年的我对“家庭”这个词语含义的最初理解。

闵二哥亲生母亲早逝，留下他和哥哥妹妹三人。于是，他的小姨嫁了老闵大伯，一起照顾三个孩子，之后又生了老四。闵二哥的大哥，我从未见过，据说他在北京中央部委任职。由此，老闵大伯在黄巷子和我的企业家大伯一样备受尊敬。闵二哥的妹妹嫁在几公里外隔壁乡的镇上，妹夫开机修店。那时候乡、镇政府所在的街道，也就两三条街，主要由乡/镇政府办公大院、粮站、供销社 、中心小学、中学、卫生院等公家单位，加上一些个体商户组成。乡镇企业刚刚萌芽，数量少，位置多在街尾处，远离学校和政府大院。镇上的居民虽说不全是城镇户口，吃公家饭，但在村里人的眼里，穿着的确良衬衫、两腿不沾泥，就是令人羡慕的“街（gai音）上人”。抢收抢种时，闵二哥的妹妹妹夫年年回来下地帮忙，插秧挑担，跟农民无异。事实上在大忙时，分田到户的农民们又像回到了大集体时代，谁也不忍心盼望了半年的果实烂在地里，自家地里收好，会主动无偿帮助缺劳力的家庭。闵二哥黄二姐和我家这样的近邻尤其如此。忙得没时间做饭时，有时就去邻居家饭锅里盛一碗，填了肚子继续干。

黄二姐和闵二哥育有两个儿子，老大像妈，老二像爸。套用今天的术语，兄弟两颜值达到网红小鲜肉级，特别是老大，肤白、个高、蛋脸、大眼。他们都没有考到高中。八九十年代农村男孩子辍了学，出路也就两条：一是当兵入伍；二是边跟着父母种地边学个手艺，比如木匠、瓦匠等。当兵条件严苛，名额极少，没有点门路的农家子弟别想。有亲戚在城里的人家，有的也会让孩子进城看看能学点什么。毕竟，在家扶老犁除了饿不死，看不到什么前途。闵二哥和黄二姐的大儿子就在初中毕业后去了北京，找他在部委任职的大伯。我们以为他会从此留在首都。八九年夏天，他从北京回到了黄巷子，讲了许多大城市的新鲜见闻。那我还是小学生，对北京发生的风云事件没有概念，只记得他讲，在北京洗头用的叫“洗发香波“，洗了头，往后一甩，头发就顺了，根本不用梳子。边讲这话，他边甩了一下头。那时黑白电视里正播有“奥尼”洗发香波的广告，听了他的形容，让我在现实中理解了洗发香波的神奇。村里人包括我平时用洗发膏或者肥皂洗头发的，洗完后，头发缠结一起，需要用梳子慢慢梳顺。两三年后，他们家老二初中毕业，很快就戴上大红花，坐着军绿大卡车光荣入伍了。 老二在部队上了军校，有了军职，新世纪前后复员转业到了县城工作。

如果人生如常，我应该能看到闵二哥黄二姐像村里的同龄人一样给儿子娶亲，逗逗孙辈。可惜，生活没有如果。九二年秋，我远赴县城读高中。两三个月放假回来时，闵二哥已经躺在了他家堂屋的木板上——那是将死之人躺着的地方。木板下的大盆里是从他腹腔内放出的黄中泛红的血水积液。踏进他家门槛，我不敢走近去看闵二哥那已经完全脱了人形的脸。数年前，母亲逝于肝腹水。木盆里那些液体，对我来说，熟悉又可怕。听人说，闵二哥得的是癌症，晚期。

闵二哥去世后，按照习俗，他的大儿子在父丧五七之内娶了黄巷子东面一村庄的李姓女子为妻，顶立门户。也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在黄二姐的脸上看到慵懒娇柔的微笑。新媳妇小李，据说是闵二哥生前相中的，非常吃苦耐劳。然而，当家长的重担突然落在毫无准备的闵家大儿子身上，那份打击和压力无法形容。他还没有机会跟自己的父亲学习四季农活，就得摸索着套牛耕地了。同时，命运又给他加添一个“丈夫”的身份和责任。次年，四十出头的黄二姐升级当了奶奶，二十岁的闵家老大做了父亲。三代四人，同一屋檐下。不知怎地，我再也无法从那个屋檐下感受到家庭的样子。老大和小李夫妻两经常吵闹打架。隔着两家共用的那道山墙，我在家里听到过小李哭喊“救命”。没过几年，黄二姐改嫁去了别的村，只在农忙时和新丈夫一起回到黄巷子帮大儿子家忙一阵子。新世纪初，我家拆了老房子在隔壁的大镇上建了新房。随着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黄巷子的人逐渐搬到乡镇府所在街镇或者沿着国道大马路修建新楼房，闵家大儿子也在街上有了楼房。

呆秋子是黄巷子那家叶姓独户人家的小儿子，大名叫什么，不知道，到底几岁，不清楚。他是我儿时的一个小伙伴，也可以说是我和小伙伴们的“仇家”。呆秋子上面有四个哥哥一个姐姐。据说是因为小儿脑膜炎的原因，除了他，他的另外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也表现出智力迟钝、呆头呆脑的症状。呆秋子身体健壮，比我高出足有一个头以上，大方脸上有点肉嘟嘟，却没什么表情。

在黄巷子，六七岁到十四五岁间的孩子，夏天里都有专职——放鹅、放牛、放水鸭。在我家，姐姐负责放鹅，水鸭在水里时间多，常常需要脱衣裤下水，多为男孩子负责，弟弟就管鸭子，放牛自然就落到我身上。传统农业中，耕牛属重大必要生产资料，一年到头饲养照顾，待遇和人接近。黄巷子一家独有一头牛的情况很少，平均两家共一头牛。我家的水牛是和巷东队一家共有的，两家按月轮流照顾。 和我一起放牛的有本家二伯家一个堂兄加一个堂弟、近邻闵家二儿子、村前头两个和我一般年纪的男孩，我是其中唯一的女孩。呆秋子有时会牵着牛跟我们放牛娃娃团的后面。

夏日昼长。放牛娃们早上骑牛向田野出发，一人一条田埂，牛儿一口一口啃草，我们坐在牛背上提着牛绳，绳系牛鼻，不时拉拉，防止牛伸嘴吃地里的庄稼。快到中午，日头渐辣，水牛怕热，我们就把牛拴在水塘里，称为“打汪”。牛儿打汪，会水的孩子也跟着跳到水里，戏水消暑。 下午三四点后，拉牛出水塘，再向田间走。放牛枯燥，男娃们喜欢挑战不同的骑牛姿势来打发无聊。一会儿分腿骑坐，一会儿合腿侧坐，一会儿骑在牛脖，一会儿又手握牛角站立牛头，彼此间吹着口哨比赛似的，有的干脆躺在牛背上打个盹。要是一人配根笛子，真就成了“牧童归去骑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想自在的时候，我们把牛拉到一个远离农田的大塘埂上，派一个人看着，其他人合伙找乐子——打牌、玩石子，有时下塘摸河蚌，甚至跑到地里偷摘瓜果。到天色擦黑，一看牛屁股旁边的胃瘪瘪，怕回家挨训，顾不得良心，一真就成了 ““牛拉到邻村地里大嚼绿油油的秧苗，直到牛胃圆鼓起来，同一伙人骑着牛大摇大摆、浩浩荡荡回家了。

呆秋子反应慢，跟不上伙伴们，又想和大家在一起玩。有的孩子偷懒时就使唤他。大家玩游戏的时候，他自然而然成了假想中的坏蛋。伙伴们一起玩泥巴送殡游戏时，躺在小小泥棺材里死泥人就被起名“呆秋子”。早春时节，也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人们发现，吃稻草的牛拉出的粪也可以当燃料。于是，有的人家收集牛粪，揣到起黏，做成圆饼形状，贴在墙上晒干了当柴火。调皮的孩子们揭了牛粪饼，想象成手雷，找个阵地，分开两队，互相投掷，跟演战争片一样。这时，呆秋子就被指派干后勤——捡拾被投得远的粪饼，传送到“前线阵地”。夏天里，男孩们打小炮（注：一种竹子枪游戏。新鲜细竹筒当枪管，竹筷子削了当枪把，子弹是一种绿色小果子），啪啪“枪战”中，看客呆秋子”中弹”最多。他被打到，不知道躲跑，只是攥起拳头，皱起眉头，露出发怒的表情以示抗议。尽管如此，因为生得高壮又面无表情，幼小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害怕呆秋子，看到他出现，总是离得远远的。

每个村子都有像呆秋子这样，或智力、或精神、或身体，有别于常人的人，当我和同龄人都是孩子的时候，我们不懂，视他们如怪物。那时候地方民政部门职能尚未健全，没有人关注他们。我的小舅舅就是怪人中的一员。母亲去世前，十几岁的他经常到黄巷子大姐家串门。后来他犯了精神病，走失过两次。第二次离家出走后，亲人们再也无处寻他。呆秋子长大以后如何，如今是否建在，不得而知。他们家原本就是外来独户，在黄巷子的人陆续搬离村庄，住到镇上时，听说他们家搬到了隔壁六合县的程桥镇（现属于南京市六合区）。

中学语文课上学《桃花源记》，读到“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时，自然联想到生我长我的村庄——黄巷子。少年的我曾点数过黄巷子的所有人，想象着如果每家每户都生一儿一女，长大后结婚成家一儿一媳，我们的生活就可以代代相传，就像武陵人看到的世外田园安宁无争。那毕竟是纸上文章！

新世纪第一年，我家在隔壁雷官镇买了地皮建了新房。这跟后来如火如荼的新农村建设无关。九十年代中期姐姐出嫁，父亲一人无法耕种，只得锁上门外出务工。直到上世纪末，普通农户全年的净收入约三千元。父亲在工地上打工一人一年稳拿六千以上。旱涝有保的双倍以上收入，吸引着越来越多黄巷子人进城务工，有手艺的干手艺，没手艺的进餐馆、建筑工地打工。人越来越少，黄巷子唯一一家兼营村里小卖部的人家，熬不住了，留下新盖的两层楼房，别了古稀之年的父母，夫妇双双进城做当保姆，供养在外读书的两个孩子。滚滚商业化大潮下，社会赋予他们一个专有名词——农民工。

刚开始，农忙时农民工们还会回乡抢收抢种，以保口粮。往后，算算账，不少人家直接抛荒不种。村里有段时间搞“退耕还林“。二零一零年回黄巷子时，我发现村后的大片田野成了树林，半大不高的树苗稀稀拉拉地立在地里。又过了几年，为方便耕田机、收割机等农用机械开进地里，进行现代化生产，村里化零为整，推平田埂，八亩到十亩划成一块大田。与此同时，农村出现了“新地主”——农业大户。各家把自己承包的土地租给大户，每年按田亩数从大户那里领取租金。父亲说，今年租金涨到600元一亩，加上国家给的土地补贴500元。父亲和弟弟名下承包的六亩地共得收入4100元。父亲年过65周岁，每月可领农民退休金176元。现在那六亩地就是村里账本上的一个数字，具体地在哪块，种的是什么，父亲不知道，也不关心，因为靠那几亩地，已经无法维持基本生存。

二零一九年，多年未归的我回到黄巷子，看望八十多岁大伯大妈。二十多年过去，从镇上到村子的宽土路终于变成了平整的水泥路。只不过儿时放学回家，宽土路通向的是一个炊烟袅袅的村庄，村前村后，一路上大婶、老爷（叔叔）地叫着，家里的大花狗老远就摇着尾巴，喘着气，欢天喜地地跑来迎接。如今，水泥路连接的依然是同一个地方，再无炊烟，人影难觅。从村头走到村尾，一个乡亲也没撞见。父亲说，村里只剩下几个看家老人，他们住不惯城镇，喜欢守着菜园老屋，过从前的日子。二零二二年，大妈大伯先后百年西去，安息在村后的家族坟地。他们去世前后，村里几个看家的老人相继离世。再问黄巷子还有谁？父亲想了半天，答：好像没什么人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新加坡电视剧《变迁》曾在内地热播。剧情讲的是新加坡建国之初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化过程。该剧的主题曲音律亲切，歌词质朴（如下），白描般再现了鸡鸣犬吠的乡村生活在时代巨浪下的蜕变。

田边的小路，留下我足迹千万。

密密的椰林，陪伴我一起成长。

公鸡唱， 稻花香， 柳丝长，

啊！这美丽的地方，就是我的家园。

经几番风雨，历几许变化

看旧貌换新颜，

未来取代过去，新镇取代村庄，

看旧貌换新颜。

……  ……

地处江淮之间的黄巷子，除了椰林，一样曾是公鸡唱、稻花香，柳丝长。纵横交错的田边小路，留下父辈农人们辛勤的足迹。他们耕种、管护、互助、收获。他们生儿养女，盼望着代代有人，生生不息。历经变化，楼房新镇建立在别处。千千万万个黄巷子一样的村庄消失了，无数人心中的“故乡”只剩下地图上几个字，可以肯定的是，这几个字不久也将被时代之巨笔涂抹划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