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实行公有制，所有东西都属于“公家”：房子是“公家”的，房子里的桌椅也是“公家”的，就连厕所，也是“公家”的——叫做“公厕”。

小城市里的居民，各家各户没有自己的厕所，居民区按片区，设置专用的公厕，供临近的居民共同使用。公厕除了平时供当地居民出恭享用外，每天早上，附近的居民，会将家中的马桶提过来倾倒。

自记事以来，我一直使用“御用私厕”，那是一个小痰盂。我每日的出恭，都是使用这个小痰盂。出恭的时候，前面要摆设一张椅子，椅子上放好我喜爱的玩具，边玩边出恭。待出恭完毕，家中的保姆会帮我打扫战场。

大概3、4岁刚记事的时候，家里的大人为了让我入乡随俗，“培训”如厕的好习惯，有一次，带了我去上公厕。但就是那一次，让我从此再也不肯去了，死活要赖在家里出恭，使用自己的“御用私厕”。因为当时进到公厕，发现就是一个个的坑，要蹲在上面，而且其肮脏之程度，“不可描述”，震惊之下，我死活我再不愿意进去那公厕了。

家里人没办法，只好将就让我继续使用我的痰盂，也就是我的坐便器。那时候，小城的居民压根儿不知道什么叫座厕，什么叫抽水马桶，我却一直享受着“座厕”的特殊待遇。

记得，因为这种坏习惯，我被责骂过好多次，还有人嘲笑我，说我这是“资产阶级少爷的坏习气”，奇怪的是，我坚决不改，我行我素。

因此，这种待遇，我一连享受了几年。直到7岁上小学，到了学校，接受无产阶级革命再教育，我才痛改前非，开始使用学校里的公厕。从此，开始了使用公厕的人生革命旅程。

懵懵懂懂地记得，那时候，经常有好多人被戴上纸糊的高帽，游街示众，不知道他们到底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只知道他们是“反革命”，因为，他们与“公家”作对。

庆幸的是，我当时虽然反“公厕”，却因为年龄小，没有被当成“反革命”，戴上高帽游街示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