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社会主义引论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普世价值与未来范式  

潘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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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华智慧文明三千年之回顾与思考

    文明是人类脱离动物界原始野蛮状态之后形成人类社会化生存的高级状态。人类要形成社会化生存必然要有相对固定的生存空间和居住条件、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语言、以及人高于动物的概念化思维如宗教礼仪。根据考古学界的基本共识^[2]，判断文明有三条标准：第一，要有城市； 第二，要有文字，第三，要有复杂的礼仪建筑。这三条之中，文字是最主要的。按照这样的标准，人类有四大古文明：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古印度、中国。两河流域与古埃及文明已经灭亡，而后被古希腊、古罗马、日耳曼所迭代性地部分继承，形成了西方文明。

    自古以来，中华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智慧文明，而且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连续不断的主体文明，平行于断断续续的环地中海的西方哲科文明（古希腊、古罗马、欧洲、英联邦、美国等）。下面我们主要考察、追溯、反思、比较研究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因为这也是当今世界的两种主流强势文明，而且二者的和平共处与竞合发展将决定人类社会的续存与福祉。

中华文明是指以中国主体民族汉族的主要居住区-中原-为地理核心圈（包括关垅、河南、山西、山东、河北等）、以大一统中央集权制为政治国体、以内道法外儒释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文明演动存在。历史上中国作为国家存在，由汉族和匈奴、鲜卑、蒙古、女真等多个民族政权之间分分合合，中国历史疆域一直处于间歇变动中。因而，作为历史演动存在，中华文明包括历史上中国的所有朝代与分国及属国、当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蒙古国、南北朝鲜、越南、以及旅居于北美、英联邦、东南亚及其它地区的海外华人、华裔及使用汉语并热爱中华文化的人们。因而，中华的概念包含中国而大于中国。

中国历经夏商代奴隶社会、周代封建社会、秦汉唐宋元明清等中央（君主）集权制社会、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资本主义社会，直到当今的人民共和国，其中一以贯之的文明基因就是以人为本、天下为公、天人合一、和谐共生、世界大同的人文社会主义倾向。在西方的语境中，人文主义（humanism）仅仅是一个500年前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才成为显性主流的价值观。而中国则是朴素人文主义的发源地，至少从3000多年前的西周礼仪制度就开始了。当然，论社会制度，我们不能按照今天的价值观标准（如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共和等）去要求古人。我们审视古代制度进步的主要标准只能是看其是否有利于人类族群的繁衍生息。

中华文明的人文理念与文化最早起源于伏羲创八卦，后衍进成《易经》，在夏代为《连山》易，在商代为《归藏》易， 在周代为《周易》。其中《连山》和《归藏》已经失传，现存于世的只有《周易》[3]。《周易》相传系周文王姬昌所演绎。《周易》时还未提出阴阳与太极等概念，讲阴阳与太极的是被道家与阴阳家所影响的《易传》，相传为孔子所撰。《易经》被誉为诸经之首大道之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和总纲领，蕴涵着朴素深刻的自然本体论法则和合和辨证法思想，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公元前三千年智慧的有形表现，也一直主导着公元后两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演动。《易经》从整体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世界，把人与自然看做是一个互相感应的有机整体，即“天人合一”。《易经》含盖万有，纲纪群伦，广大精微，包罗万象，亦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其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生活、文学、艺术、科学等诸多领域，是群经之首，是道家与儒家共同的经典。

 在《易经》思维范式与意识的启发激发下，到了公元前600年至前230年前秦时代（即西方意境当中的“人类轴心时代”），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灿烂的文明大爆发、大繁荣，产生了“诸子百家”，其中流传最广的是道家、儒家、法家、兵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医家、名家、杂家、农家等。在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学术流派的成就，与同期古希腊文明相辉映；以老子、孔子、墨子为代表的三大思想体系，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几经周折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汉朝时期全面上位；同时，程度不同地影响到中国的邻国如日本、朝鲜、越南等。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老子在公元前500年左右通过《道德经》[4]一书首创了中国哲学的太极本体论和阴阳辩证法。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以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实质上提出了人类哲学与科学史上第一个哲学本体论和宇宙生成学说，独步古代人类文明2500多年。当然，老子的《道德经》作为哲学并不只是针对宇宙自然，而且也涵盖了人类社会。对于人类社会政治经济，老子主张无为而治，顺其自然；反对积极进取和“人定胜天”。老子向往远古原始社会的简朴生活方式与清静无为无争的小国寡民社会。

周文王第四子姬旦，后称周公，周武王姬发的弟弟，曾两次辅佐周武王东伐纣王，并制作礼乐。周公摄政七年，提出了各方面的带根本性典章制度，完善了宗法制度、分封制、嫡长子继承法和井田制。七年后归政成王，正式确立了周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周公制定的“周礼”作为一整套社会制度其最大特色是以宗法血缘为纽带，把家族和国家融合在一起，把政治和伦理融合在一起。这一制度的形成为周族八百年的统治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后续君主集权制与封建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周文王的《周易》文化和周公的《礼仪》制度受到后世儒家的顶礼膜拜。 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继承《周易》而续撰《易传》，推崇周礼而一生都在“克己复礼”。 孔子说而不作，其说教由其众多弟子整理编撰成《周易》、《诗经》、《尚书》、《仪礼》、《春秋》、《左传》等经典[5]。儒家脱胎自周礼传统，以仁、恕、诚、孝为核心价值，着重君子的品德修养，强调仁与礼相辅相成，重视五伦与家族伦理，提倡教化和仁政，抨击暴政，力图重建礼乐秩序，移风易俗，富于入世理想与人文主义精神。先秦时，儒家也只是诸子百家之一。而且孔子后半生都在周游列国，传授儒学，但得不到列国君主待见，失意而终。直到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6]中把儒家思想与当时的社会需要相结合，并吸收了其他学派的理论，创建了一个以儒学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深得汉武帝的赞赏；他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汉武帝所采纳，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二千多年。其学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在一起，形成帝制神学体系。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大大维护了汉武帝的集权统治，为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做出了一时的贡献，也成为了后续两千年君主集权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与道家的悟道与儒家的说教形成鲜明反差，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治为核心思想的入世行动派。法家思想的出发点在于建立在人性观基础上的诚信观和义利观，进而建立依法治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风俗与发展导向。法家不是纯粹的理论思维，而是积极入世的行动派，着眼于法律的实际效用，并直接以富国强兵为己任。法家最早可追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经过管仲、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战国末韩非[7]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集法家之大成。法家是战国时期平民的政治代言人，在政治上可谓是“独步天下”。法家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秦孝公[8]主政的商鞅变法[9]取得空前成功，使得秦国由战国末期的贫弱之诸侯国强力崛起，最终奋六世之余烈，由秦始皇完成中国的第一次中央集权大一统。 法家也因而成为中国2300多年来君主集权制的实际国家体制。“外儒内法”就是中国历史上各朝代政治制度的主体架构。法家思想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一直被沿用至今，成为中央集权治国理政的政治法律体制的重要参照。

中国先秦之诸子百家中，绝大部分都是专注于人类生存与和谐发展的人文问题，而甚少关注格物致知的自然科学。道家作为中国哲学的源头提倡顺应自然之道，天人合一，自然之道也包含并衍生出人文之道。儒家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科”创办私学，有教无类，倡导仁者爱人，尊卑有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法家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治国，论功行赏，按劳分配。墨家是前秦学派中极为罕见的“理工科”。墨家与老子所代表的道家和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三大哲学体系。墨家由墨翟（墨子）所创始，是一个纪律严密的学术团体。墨家前期主要涉及社会政治、伦理及认识论问题，关注现世战乱；后期在逻辑学方面有重要贡献，开始向科学研究领域靠拢。墨家的主要思想主张是：兼爱（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相爱），非攻（反对侵略战争），节用（推崇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明鬼（重视继承前人的文化财富），天志（掌握自然规律）等。因为墨家思想独有的政治属性，兼之西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官学勾结政策，墨家不断遭到打压，并逐渐失去了存身的现实基础，墨家思想在中国逐渐灭绝。随着近代西方学界如李约瑟[10]等系统梳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历史，国人开始反思为何近现代科学没有能够在古代中国发生。现今中国科学界开始反思，并回溯历史，又重新发现了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古老源头的两个体系：一是老子的道家作为中国哲学的本源，二是墨家作为中国科学的起始。如今，中国复杂系统学界尊老子为复杂科学的创始人，中国首颗量子卫星取名叫“墨子号”。

我们认为，中华文明最具优越性的特质在于智慧，也即，中华文明是人类最杰出的智慧文明。而最能表现中华智慧文明的成熟与高超的，就是中国的兵家。兵家是中国先秦、汉初研究军事理论，从事军事活动的学派。兵家又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和兵技巧四类。兵家的代表人物有周朝的姜子牙[11]、春秋时孙武[12]、司马穰苴，战国时孙膑、吴起、尉缭、白起、王翦、李牧，汉初张良、韩信等。今有兵家著作《六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等。兵家著作中含有深刻的道家阴阳辩证哲学、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伦理、法家的以法治军制度、以及以深度谋算为特色的智胜体系。兵家是最讲实践实效的学派。中国三千年历史上最著名的实战派兵家是大规模歼灭战始祖秦武安君白起、首开灭国战例并成为秦始皇兼灭六国的最大功臣的王翦、中国谋战派代表兴汉灭楚的“兵仙”韩信等。中国兵家的深度谋算智胜体系如今得到大数据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算法的突破性成功（2016年围棋AlphaGo）的科学验证支持。

我们认为，自先秦中国出现的“诸子百家”以来，历经秦汉唐宋元明清等两千多年君主集权社会直至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原创性的哲学、社会伦理学、政治经济学、兵法军事学、中医、农学、科学、技术等各方面出现了众多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农业及手工业专家、中医名家等等，可谓源远流长、群星灿烂；而所有这些“诸子百家”都如银河系的群星围绕着银河系中央的巨大的“质量中心”在螺旋式运转。这个“质量中心”就是中国自古以来的“统家”。统家这个概念在中国自古以来的话语和文献上从未出现过。所谓统家，就是坚决的、义无反顾的追求中国全国政治统一的政治理念。作为中国历史上统家的创始人，秦始皇首次完成中国大一统，建立起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秦朝。同时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管理国家大事。地方上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同时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对外北击匈奴，南征百越，修筑万里长城，修筑灵渠，沟通水系。秦始皇奠定中国两千余年政治制度基本格局。秦朝之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统家还有汉武帝刘彻、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明太祖朱元璋、直到现代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等。统家有着“天下兴亡、谁主沉浮、舍我其谁”的民族领袖的精神传承、历史定位与责任担当，这是所有其他诸子百家所没有的精神特质。同时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国宋朝大思想家张载[13]首创“气本论”，认为宇宙的本体、万物的始基是气，一切万物都是由气化而来的。张载的“气”对应于现代物理学中的“能量”。因而张载的“气本论”可以说是现代宇宙大爆炸理论的哲学本源。可以说张载是中国唯物辩证法的创始人，早于马恩的西方唯物辩证法800多年。

我们说中华文明是一种中华民族特有的智慧文明，与西方哲科文明形成鲜明对照。所谓智慧文明，就是一切以追求族群的生存与发展为最高价值目标。中华文明是求存的，而不是求真的。智慧是一个中文概念，指兼有智能又有意识的主体。智慧包括智能又高于智能。在西方语言如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中，尚没有一个单词特指“智慧”。英语中，有单词smart聪明、intelligence 智能或情报、wisdom 明智。我们知道，智能与智慧的区别在于前者有智识、有能力，而无意识；后者不仅有智识、有能力而且有意识，也就是有着关于自身存在与外部世界存在的清醒意识，一种无时无刻连绵不断的关于自身生命的有限性和外部世界的复杂性的认识过程。中华文明的智慧在过去三千年历史中更多地关注于人类社会内部的人文伦理、政治制度与经济生活，而甚少关心对于物质世界的探索与研究。尤其是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大一统的政治经济制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又自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其它的思想流派难以继续。这样就造成了科学技术难以在历史上的中国出现，难以形成自我推动的演化体系。后来又由于元朝和清朝属于落后少数民族统治大汉族，中断了宋朝的资本主义雏形和科学技术的升级发展，最终导致了中国在近代的全面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