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特定文化的民族，必然具有特定的生产力，因而生产力，在东西文化中才会表象出不同的文明性质。文明的本质意义，不是局部的民族文化，而是全人类的生存。

回顾历史，自从有了人类以来，历史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向我们走来。关于历史，有一种真切的说法，那就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部生存斗争的历史。

人类的斗争，始终围绕着争夺生存空间，生存资源进行的。在长期的生存斗争中，人类社会形成了部落，部落联盟，国家……在生存斗争中，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也在不断的变化，有的消失了，有的存活下来了。有的“死”而“复活”。这种斗争是贯穿人类社会始终的。随着斗争的手段不断现代化，杀伤力，破坏力的扩大，极有可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走向极端，人类将在斗争中同归于尽，这就是世界末日。人类的生存斗争，现阶段表现为国内的权利斗争和国家间的战争。这就是历史和现实。这也是人类生命的本性使然。这更是历史发展的恒定规律。这就形成了人类社会利益之争的东西方文化的两大阵营对垒，两大价值观的生生相克。这两大截然不同的阵营文化发展趋向，是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粉身碎骨？还是在求同存异的发展中曲径通幽？这的确令人类社会在文化发展的进程中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也成了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最为“尴尬”和“无奈”的生命“异己同化”的价值观。它最终趋向于何方？一个毋庸置疑最铿锵有力响彻全球的答案将清晰告诉世人：民主和自由！这是人类生命共同追索的真理心灯！也是人类生命自由和尊严的普世价值！

然而，痛心思痛的是华夏民族经过千年的沉淀和坚固却自我荣光构筑成人类社会现代文明的“另类”和“异族”。这个千古中国自诩仁义道德文明昌盛的泱泱大国通过千年的君主强化和奴儒驯服走向衰败和沦落成为人类历史文明进步的“他者”，中华帝国的衰落“君主文化”和沉沦“奴儒驯术”正好确定了人类社会普世文明的“民主”与“自由”。进步与自由，是西方世界现代文明发展中的核心概念。中国作为“他者”，正好确定了这两个核心概念的对立面：停滞与专制。中国是进步秩序的他者──停滞的帝国；中国是自由秩序的他者──专制的帝国。

历史是一部人类社会哲学的教科书，它教我们读懂得了生命的艰难历程，教会我们怎样去善待生命世界，唤醒了我们重新认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读过历史的人一定醒悟释然，了解历史的人大概都知道“方孝孺和布鲁诺之死”的原因，也应该深明中国人对奴儒文化的“膜拜”和“忠义”和西方人对真理正义的“追问”和“求索”。从方孝儒和布鲁诺身上可以看到东西文化的截然不同，尤其是从方孝儒身上我们清晰深刻地看到了一个民族文化根深蒂固的性格和基因，其身上也可以找到一个民族文化、制度和人性历史轮回的宿命和答案。历史明灯，鉴照未来。

人，不能被判为奴，只能自认为奴。以这句康德名言赠送给方孝儒形象再生动和深刻不过了。生命苦短皆前定，遗传基因是根源。一个人是这样的，一个民族也是这样的。方孝孺和布鲁诺之死体现出中西文化的二元对立和区别，也决定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历史命运。一切事物都有其自身的发展根源，有机和无机物质都如此，生命也如此。皆因朝向，所以死有二态，泰山之上，鸿毛之下。

方孝孺和布鲁诺相隔千万里，时差两百年，却都遭受了惨绝人寰的极刑：方孝孺被“磔于市”，也就是当众分裂肢体；布鲁诺则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烧死。虽然两人皆为威武不屈的殉道者，但所殉的“道”却大不相同，中西方人文化价值观的巨大差异也由此显现。

方孝孺是明朝初年最德高望重的儒生，被明太祖朱元璋任命为皇太孙允炆的老师。由于皇太子早逝，明太祖死后由皇太孙继位，就是短命的明惠帝，方孝孺理所当然地成为顾命老臣之一，尽管他年龄并不老（死时才45岁）。后来，朱元璋的第四子燕王朱棣打到南京，即帝位，是为明成祖，惠帝则“不知所终”。当时的大臣投到新皇帝一边的，方孝孺等则死保旧皇帝。那时最重要的刑罚是灭九族。方孝孺“名垂青史”的特殊处是“死十族”，那第“十”族是和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学生。朱棣夺位成功后，召方孝孺，要他起草登基诏书。方拒绝，投笔于地，又哭又骂，说再强迫他写，他就写“燕贼篡位”四字。朱棣大怒，对他说：“汝独不顾九族乎？”方说：“便十族夸我何？”于是他的门生多人也被“收斩”。 据史书载，仅方一案，受株连而死的有八十七人。

方孝孺死难的年代是1402年，是15世纪的开始。那时，文艺复兴的朝阳正在欧洲慢慢升起。先有1401年德国人库萨率先破除“地球中心论”的托勒密体系，后有100年后波兰哥白尼的“日心说”问世，紧接着布鲁诺诞生于意大利（1548），发展了哥白尼学说，并提出“宇宙无限论”。 布鲁诺的一生既坎坷又丰富，既是诗人又是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才华横溢，著述甚丰。他的宇宙观与库萨和哥白尼一脉相承，在当时，他所坚持的宇宙观，既不容于旧的天主教，也不容于坚持亚里斯多德教条的新教。因被人向宗教法庭告发传播异端邪说，布鲁诺于1592年被威尼斯教廷收审，后来又被引渡到罗马。他在罗马狱中受审讯长达8年，种种辩护都无效，罗马教廷给他的唯一出路是公开、无条件地否定自己的学说，这点他坚决拒绝。最后被判处烙刑，临刑前舌头被夹住，足见他的言论有多大的威慑力。在向他宣读判决书时，布鲁诺有一句名言：“也许你们判决我时，比我收到判决时更感到恐惧。”不过布鲁诺只一人殉难，未株连到其他人。同属黑暗的社会，中西方文化的泯灭人性残害生命滥杀无辜如此迥异。

从方孝孺到布鲁诺殉难的200年中，欧洲在政治、哲学、科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学科领域，弥漫着一种强烈的张扬个性、反控制、反禁锢的气氛，这个大繁荣、大发展是在民间社会兴起、人性得到解放的基础上取得的，而且完成了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发生了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基本上结束了神权统治，民族国家成型，为17世纪的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18世纪的工业革命扫清障碍。

反观这200多年的中国，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上层建筑或是人的观念都没有本质的变化。明朝在内部杀戮、争斗中，在宦官、权臣、昏君专政中，在一批批直言敢谏之士人头落地中走向衰亡。到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满清入关，士大夫或殉旧主或投新主。清朝之取代明朝，只不过是又一次改朝换代，重复着大同小异的历史，凭据的还是大同小异的道统。天空还是那片天空，地狱还是那个专制黑暗的地狱，中国还是那个千古不变的君主帝国。

专制王朝的历史轮回，中华民族的儒教文化，历代中国人的人格诉求，通常与人的本性都很遥远。方孝孺认为君主（自己主子），比自己的生命重要，这是方孝孺的自由，倘若他还能说明白，君主的利益为何要比一般人的生命重要，那我们就不能不佩服方孝孺的人格了，也不得不惊叹千古中国儒尊文化的仁义道德了。

就抽象的个人道德而言，方孝孺和布鲁诺都是铮铮铁汉，为捍卫自己认定的“死理”宁死不屈。但是他们各自捍卫的“道”和“理”却有天壤之别。对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来说，地球就是围着太阳转的，这是他们已经发现而且坚信不疑的事实，国王、教皇都无法改变，这就是科学，以科学明证追问真理的存在，进而不断地探求正义。与此有关的人在压力面前表现不一：哥白尼慑于可以预料的压力，迟迟不敢公开其发现，直到死前不久才正式发表；伽利略有坚持也有妥协，在教会的淫威下也说过违心的话；布鲁诺则刚正不阿，甚至为此送了命。但是无论怎样，他们还是公开说出并论证了自己的科学发现，他们的历史贡献是与先进的科学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个人也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灿烂群星之一，也是推进人类社会历史文明的拥有强烈责任心的良心人士和真理志士！

正是他们这种崇尚科学坚持真理的精神，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点燃了文艺复兴的火种，驱赶着中世纪的黑暗。也正是像布鲁诺这样生命风骨精神勇士一样的无数人文主义者的欧洲人挥舞着自己的旗帜，以“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响亮呼喊出了自己的心声：“我是人，我拥有人的一切特性！”这些推动人类社会文明不断向前的勇敢与伟大的贤士，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反抗黑暗势力对人的奴役，反抗教会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控制，他们歌颂人的智慧和力量，赞美人性的完美与崇高，反对宗教的专横统治和封建等级制度，主张个性解放和平等自由，提倡发扬人的个性，要求现世幸福和人间欢乐。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浩荡卷帙，给人类洒下一片灿然，给世界带来无限光明。

伟大导师恩格斯曾经高度评价文艺复兴运动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所以说，文艺复兴拯救了人类世界，推动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指明人类生命希冀曙光的灿然心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使处在传统神学束缚中的人得到了解放，人们终于认识到，人是一个独立的具体存在，不是教会（国家）的附属物；人的意志为人所独有，它不是国家意志的延伸；没有任何东西比人更大，即使国家也不比人重要……这既是文艺复兴之因，又是文艺复兴之果，没有这个东西，任何别的东西都不可能存在。

方孝孺维护的是什么呢？是朱元璋的孙子还是儿子当皇帝？这里面有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吗？于国于民究竟有什么区别？何况这甚至不是改朝换代，明朝还是朱家天下。如果方孝孺在生死面前敢于冲破传统观念，创造历史先河率先向朱棣提出废除君主帝制实行民主制度还政于民，那他必定成为世界历史上一位千古绝唱的历史变革人物，而且名垂青史。遗憾的是，截然不同的是他的“忠义”却是建立在一个腐朽僵化封建专制的儒教文化上进而巩固和延伸，对中国和世界文明没有起到什么根本实质性的进步作用和历史意义。一个不明而喻的“道”和“理”却在历史与现实的鉴照中清晰释然，难怪西方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文化后迅速走在世界的前沿，引领人类走向光明。而中国这个历经“千年思痛”和“百年梦想”却从未真正的反思自省依旧以我为中心自娱自乐顽固构筑成为世界另类和异族的“他者”。

历史的确是生命中一盏永不熄灭的心灯，照耀人心，照亮人间。从个人情势来看，方孝孺固然可同情的，尤其是他的“忠义”，他不是自己找死，是被几千年洗脑的儒家文化害死的。儒家思想是一种僵化陈腐、窒息人性的固守文化，这种陈腐思想却深深地烙印那些被专制邪灵文化附体于奴儒精神的人的灵魂中。“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一个非常残忍十足冷血的皇权意识，而且没有人性。这也是一个老套，而又古板的政治理念，造就了不平等的社会。君王不管多么荒唐，作为臣民只有忠心的份，绝对不能够进行任何形式的评估，更别说是批判了。这不但抹杀了任何可能存在的批判精神，也扼杀了个体生命自由思想的灵光，可恶十足的是还把全国的臣民变为了君王的奴才，只是作为一个受气包而已。

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是儒家思想更卑鄙的理论还在于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而且顽固反动认为这种成分划分是与生俱来的。儒家思想这种窒息人性的洗脑文化，要数孔子的这个训条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是说，没有统治者的允许，人民是不能去看、去听、去说话、去行动的。

进步与自由，不只是西方社会文化发展的核心概念，也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核心概念，如果一个民族总是沉醉在一种僵尸文化里手舞足蹈，魂体附地，如果一个国家愿意做进步的民主与自由秩序的他者，那么它的命运注定是停滞的皇权与专制，是一种一切行为准则总是和世界潮流格格不入，总是和普世价值水火不容，总是和人民的意愿背道而驰，总是与宇宙的真理和大自然反其道而行之，所以，它永远滞留在历史的门口，必将走向衰落和消亡。

进步，让人看到希望，自由，令人生气勃勃。在民主社会里，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所指明的条款，人们就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情、看他们想看得东西、说他们想说的话。如果人们做的某些事情会引起新的社会问题，那么新的法律条款就必须因应而生。在新的法规出台之前，人们的行动应该不受制裁。所以文明国家里的法律是对人们行动的具体制约，而不是指明人们如何行动的行为准则。孔子的教条与此恰恰相反，它规定人民的一举一动都必须符合专制权贵集权制定的行为规范，它是束缚人民行动和思想自由的枷锁。而历史上专制统治正是得益于这个思想。长期以来，全国人民只接受一种教育，只有“一元化”统治思想和管制社会，这种挖空心思千方百计把人民关一个笼子内进行严酷的管制和凌辱，箝制思想，扼杀人格，践踏人权，蹂躏生命，我行我素，为所欲为，简直就是禽兽世界。这样的一种违背生命伦理泯灭人性的邪恶制度，必然只有让人与上保持一致的意识形态，只有按照上面规定说话做事的指示，而绝对不允许人民怀疑和批评。孔子的这个思想，不但彻底扼杀了历代中国人的创造性，还为统治者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奴才。

从方孝孺的“奴儒力量”VS布鲁诺的“真理力量”的事例来看，中国文化被儒教漫长训化成为历史传承的巨大力量，大到你无法想象也无法彻底改变那个根深蒂固，几千年来令中国人不免成为同奴儒一样附体在皇权专制的身上，并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和政治的主导力量，长期被这种主流文化和主导力量的灌输和毒化使中国文化不仅仅只是“小脚、太监、姨太太”，还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表象等等的虚伪骨精表演和无耻宣扬，大行其道，毒化千年，深入人心。所以，从方孝孺和布鲁诺的历史对照中，我们不难得出准确定论：方孝孺就是一个中国典型的儒尊奴才，只不过他是一个比较有骨气的奴才而已，他的这种儒家思想的忠义，本身就是很荒唐和荒谬，可以说是反人性。一个只忠孝于君主，而且是在一种催生奴性的儒家思想，对中国两千多年来专制制度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不但与虎谋皮，作妖孽舞，甚至助纣为虐，被儒家思想深重毒害的中国，正是产生邪教和发展邪教的温床。中国历史上像方孝孺这样浸透儒毒思想的人数不胜数，正是这种奴儒精神使专制统治得益于类似方孝孺这样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奴才意识，而且精神可佳，忠贞不渝。这种僵化顽固的奴儒精神不重客观真理，只重虚伪的人伦关系，通篇大论都是空谈的道德仁义，以及如何在人际间寻找平衡与和谐的儒家理论，就是这样“绝妙”的把高尚道德情操和对某一个人的愚忠扯上关系，害死的又何止一个方孝孺……

历史照亮人前行，历史一往无前。世界就是历史，历史就是世界。人类社会的历史确实是一部生存斗争的历史。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是一个不断地演绎着被剥削与剥削的斗争历程，也是一个民主与专制的斗争历程。要了解这一个漫长曲折的斗争历程，尤其是世界史上民主与专制复辟的艰难斗争历程，就不能不首先弄明白专制与专制复辟在本质上的一致性。

历史，是真实的；也是深刻的。尤其是中国历史的痛定思痛。中国两千多年来的皇权专制和奴儒文化是对人类社会文明的公然亵渎和赤裸践踏与对中国人的人性的血腥扼杀和流氓污辱，两千多年来的皇权铁则和历史轮回给了我们中国人乃至世界一个明晰和深刻的见证。这一见证和耻辱醒悟了无数的中国人。当我们置身于两千多年来的历史耻辱之中，我们的心是何等创痛与悲怆。当我们真正弄清弄明了中国皇权专制和奴儒文化铁则和轮回的漫长历史悲剧与人性耻辱，就能更加让我们明白了“奴儒文化”这一核心的主流文化和主导力量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最具有代表性、生动性、深刻性、权威性和无耻性的发言权，甚至在泯灭人性上是战无不胜和惨无人道的。可以这么说，中国人的发展史是一个极端残忍、永无休止和腥风血雨的文化斗争史。它的内心卑鄙、自私贪婪和流氓无耻的核心奴儒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特色文明”的发展根基。尤其是“排挤内讧”与“互骗互残”的丰硕成果，创造了一代又一代专制文明的精华。所以，这种“特色文明”经过千年的伟大创新，终于，在近代中国史的民主与专制复辟的斗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成就了这个丰盛文明的泱泱大国走向世界新东方的一大另类的阵营，继续变相轮回，发场光大，在人类信息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昂首阔步走进了“新时代”。

制度是根本，文化是元凶。有什么样的臣民，就造就什么样的君主；有什么样的奴隶，就造就什么样的奴隶主；有什么样的文化基因，就创造什么样的精神人格。一方水土养一帮土匪，已道出中国人的猴精骨髓，这才是中国人的真正原罪和中国文化的真实核心。一个思想愚昧无知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心灵丑陋丑恶的民族是无法强大的，一个没有彻底自省反思的民族，没有创造命运的自信的民族不可能有未来的。中国命运面临的威胁，是中国心灵的灭绝，是中国先祖最先普世原创文化的消亡（而不是儒教文化消亡）；心灵的灭绝意味着万劫不复的死亡，文化的消亡意味着五千历史之魂的湮灭。

一个封闭太久的国家，一个从来认定自己是中央大国的民族，要让它真正抛弃守旧的束缚，进行全面彻底的变革，是需要经过无数灾难和耻辱才能领悟到的，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才能实现的。这既是一种痛苦的选择，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这种选择，归根究底，乃是一种历史的命运。我们今天回首历史，就会发现，那曾经主宰过我们祖先的命运，正逼得我们重新审视历史，必须冲破这道锁链，做出惊天动地的选择。

黄土、黄河是我们中国人生命之根，然而，生命之水来自大海，流归大海。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心向蓝天，自由飞翔。

由是，人类存在的文明，与人类存在的命运，需要有道德和智慧、勇气和责任的人追问真理，探求正义，来协助推动，人类只有向着未来不断进步，才是希望，才能和谐发展，才能真正的命运共同体，不断造福人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