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又清理旧文件，其中有一束是国内文学界友人给我写的信件。怎么马宁、蔡其矫等大家的信件都不见了，唯独只有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郭风给我的信件呢？

那是1996年，我还在大公报当编辑时，要出一本散文集《香港的风》。为什么要出这本书呢？並且要名为：“香港的风”呢？因为，前些时候，我写的一篇散文《香港的风》获得<人民日报>等全国及海外“共爱中华”征文比赛金牌奖。在同事和作家朋友们的驱动下，才决定出版此书，並且用获奖文章的题目作为书名。于是，我将稿件寄给郭风看看，当时我不知道，他在病中，更不知道他“又在病中”。

收到书稿后，他即在病床上，边读边写，没过多久，他就寄来了《序》及一封信，还附了一封贵州人民出版社的约稿信。他为我在香港出版的第一本书写了《序》， 开头的第一句就是：“早在六十年代，胡少璋先生在国内已负文名。”接着又说，他对待文学创作绝不“逞才”。

我年轻时的创作是乱碰、乱写、乱投稿，哪个报刊有需要就写什么寄去，能发表就可以了。我年轻时学问浅薄而精力旺盛，不怕失败，猛冲猛闯。面对郭风老师的判断，我异常惊讶，他把我拔得太高了。其实，六十年代，我根本没有什么文名，更没有什么才可“逞”。我自己肚里有多少墨水，我自己知道，我想他也是心里明白的，但为什么要这样赞扬我呢？实在不能理解啊！

自从1987年，我加入了福建省作家协会之后，在别人眼里认为我是一位作家，有人也当面说我是作家，我自己在这样的氛围下，也意识到自己已从一个作者成长为一个小作家了。入作协后，先安排在评论组，这个组完全是拿棍子打别人的，后来时局变了，我又被编入散文组，专门写起散文来。从此，不断地品读郭老的《叶笛集》等十几本独居一格的散文集子，跟着这位福建散文之乡一哥细润、精致的笔触转动。也写了一些受人注目的散文，于是，我定下决心往后就写散文吧。

贵州人民出版社的约稿信是告知，该社要出版大型丛书《中国少年文学书系》，聘请郭风主编其中的《中国少年散文》分卷。郭老要把我写的《嫩芽和花朵》编入，征求我的意见。一位前辈，一位福建省作协主席，一位中国散文诗学会会长，正厅级干部，在“我又在病中”（这是郭老信中的话）的状况下，还在病榻上为一个作者写序、复信、编稿。朋友，你说这怎么不令我感动而不能自己呢？！他令我敬佩而永记心坎！

郭老不仅关心作者的创作，还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1989年12月初，我在赴香港定居前一天，到他家里与其道别时，他怕我只身外出，人生路不熟生活无着，即提笔为我写了一封介绍信给他的朋友，信装进信封后交给我，抓住我的手说，如遇困难就找他帮助！到香港后我打开《星岛日报》的招工广告，即到一家文光出版社去见工，那天刚好是星期六，老板看完我递上的一大叠影印文章后即要我留下来，並告诉我下星期一上班，还对我说我们出版社是聘请主编的，社里已有好几本要等着你去写序言、出版说明、前言、后记等等，不仅如此，你还要把编辑部的事管起来。

接着年轻的老板文先生就带我出来与大家见面，並指着后面的一张桌子说，你就坐在那里，我会把样书都放在桌上，你一来就可以工作了。

我回到家里即打电话向郭老报告，他非常高兴。

时隔25年后的今天，我发表的文章已有百万字之多，也出版了七八本书，海内外的一些华文大小报刊也都问津过，可以说已有了一点小名气。但是，这可能与郭老师对我的期盼还有相当的距离。面对郭老的判词，我逐渐理解了。一位大家看一个年轻人是看他的明天，因为年轻人的今天与明天是不同的。当一个人廉颇老矣时，他的今天就是明天、后天，甚至还不如今天呢。可是，我应该怎么感谢呢？可惜的是郭老已于2010年过世，享年94岁。

前辈郭风一看到新人、新秀的优点即予以肯定、鼓舞。对某些初露头角者的断语，那怕是夸大一点、超前一点，我看也是不足为奇的。应当将它看成是一种现象，即“郭风现象”。一位大作家对年轻作者的鼓励，在他来说，也许只是一句很平常的话，然而，奇妙的是对一个小作者来说，可能是万顿的“能源”，在他的心灵里，却会“燃烧”一辈子呢。                                                    今天，我们这一代奋进的爬格子动物也已走进暮年了，对待年轻的作者也应当像郭风那样超前一点、拔高一点予以鼓励。现在，我就以这篇拙文奉献给郭风老师，並以之作为追思作为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