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建、马建，在香港我不但见过面而且有过接触，唯刘心武与我没有一面之缘。但在这三人中，我最崇敬的却是刘氏。因为，在共和国的文人圈中，他是敢于承担，把出了事的责任全部都歸到自己身上的，极其罕见的一位。马建的《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是由高行建推荐给当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刘心武，此后，刘与马也成了朋友。小上星期，我去参观印度庙，看了这座性庙的雕塑，它使我想起了描写西藏民情风俗的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该小说的作者是青年作家马建，我见过此人，並且有过短暂的接触。马建到香港后，我在香港作家联会的会议上见过，並同桌吃过饭。他长头发、长胡子，好像总是睡眠不足，无精打彩似的，见人话少，说不上两三句。但他的太太戴小姐，却是话语多多，酒桌上都是她的声音，因为，她是在香港政治刊物《百姓》当编辑，对内地的情况很了解。所以，她每次来开会，总要说许多政治笑话，不但有趣而且新鲜。

    有一次，她坐在我身边，我问她“马先生怎么没有来？”这位高挑的美女轻松地告诉大家说：“我们已经离婚了。”我又问“那你，现在还在《百姓》吗？”她刁皮地答道：“我不做百姓了！”我虽然听得一头雾水，但又与她开个玩笑说：“不当百姓，那你要当官了？”“《百姓》被人买了，买了，就倒闭了，我们都拿了遣散费，不做《百姓》就做其他的了。”她说得依然很轻松，根本没有一点失业的感觉。

    后来，我听说《百姓》杂志卖了千万港元，买后就停刊了。到底是谁买了呢，找不到答案，《百姓》是陆铿和胡菊人合办的。在一次作联的换届会上，会长曾敏之提名胡菊人，並要大家投胡一票，结果胡菊人当选为理事，后来，公布新一届理事会的名单时，胡菊人当了副会长。再后来，又听说胡菊人去美国定居，作联文友为他送行。

    说起《百姓》那要牵连到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身上了，胡耀邦下台就是因为《百姓》呢。

    1985年6月1日《百姓》刊出了长达2万字的《胡耀邦访问记》，此文发表震撼了世界，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共领袖前所未有的开明形象，但最后导致了胡耀邦下台。5月底，胡耀邦接受了在大陆被关押22年的罪犯而到香港后任《百姓》社长、纽约《华语快报》发行人陆铿教授的访问。

    访问一结束，陆铿即拿起话筒，一句一句地读了访谈的内容，香港方面做电话录音，编辑一夜没睡，第二天在香港各大报刊出，整个香港被轰动了。

    说起陆铿，我最后见他一次面，是在2001年1月30日高行建应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邀请的三天日子里。记得，星期三上午在城市大学大礼堂，首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作以“文学的语言”为题的讲演。演讲会分主会场和分会场，因讲座是发票的，当时能拿到一张中心会场的票是极不容易的，会场黑压压的全是人头，听者数以千计。

    演讲会由陆铿教授主持，他介绍了高行建也介绍了高教授的新女友杨女士，一经介绍就掌声暴起。杨小姐年轻、漂亮，头发的形态很时髦、很特别，正面看去像一个门框，黑门框里显露出一张长方形的白脸。杨小姐是现代女子，但从她的发型来看，似乎还有些少古代淑女那种含羞的韵味。

    会上气氛热烈，从与会者的眼神中可以感受到他们是充满着敬佩、仰慕......，人人为中国人、为中华民族而骄傲、自信、自尊......。由此，我想起了第一次与高行建见面的情景。那是，在2000年高氏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前不久的事。他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讲授戏剧创作，有一天晚上，他也到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讲授戏剧创作问题。

    当时，我在《香港文学》杂志当编辑，每一期封二均有刊出大陆或海外访问香港的作家、教授的照片和极为简单的报导。因为，《香港文学》只有两个编辑，八十高龄的刘以鬯总编外出不便。所以，外出联络、照相、采访等当然都落在我身上了。

    出席讲座者，包括我在内总共只有7人。大多是本港写剧本的创作者，其中两三位我都认识。按正常情况，我拍完照片就走了，但当时情况特殊，因为，人数太少，场面太冷清，我一走剩下6人，这对讲者和听众都不好，再是我一走，可能别人也会走。所以，我唯一的选择就是要坚持到底。我的出席是代表《香港文学》，也是在场的唯一传媒，撑场当然要一撑到底了。这位文雅、文静的白脸书生，让人一眼看去就会认定是个做学问、有修养、有墨水气质特殊的学者。但他不善辞令，不是风趣、幽默，能天南地北谈笑风生的那一类演讲者。

    在讲座结束后，我也没有与高教授多谈些什么，只告诉他下一期《香港文学》会刊出照片，刊物要自己买，在巴黎也可以买到。因为，邮费太贵杂志社负担不起，所以，很对不起，无法给你寄去刊物。《香港文学》虽然，不能与美国的《时代》杂志比，但能在《香港文学》刊出彩色照片也是不太容易的，也有不少人为此感到荣耀。当时，我万万没有预料到，他后来会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

    我听了高氏的两次讲演，前后对比真有天壤之别。俗语云：“时来顽铁生辉，运转黄金失色”这对时来运转是生动的注脚。

    说发表后，因为，当局说是违反了国家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也许与小说描写了僧人的性事有关吧。刘氏将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自己，一人承担，宁愿自己掉了官下了台，也不让朋友受到牵连。

     如果，当时刘主编为了自保而把责任都推到高行建和马建身上，那么，高行建还能移居法国？还会获得诺贝尔奖吗？所有说，刘心武不但为保护朋友立了功，更为中华民族立了功。

（本文在《澳洲新报》2016年10月8/9日《澳华新文苑》刊出时题目改为《香港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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