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7章 三房一子 崔开元成长岁月 (2) 父亲自传 1

• 始写于1988年3月9日

写自传应该是大人物、名人的事，照说我不够资格。

哦，对了，我也写过自传，那是部队在51年的镇反和54年的肃反运动中，我作为被审查的对象，一遍又一遍地写。而每一次都被认为“不老实”，要重新“彻底交代”。最后写成的“自传”，已经不是我的自传了，父亲占一半我占一半。那时我对自己深挖狠批，添油加醋，以致好像从哈哈镜里看到的，不像我，又是我，一个被扭曲了的我，浑身涂黑了的我。

也许是为了还我本来真面目，我有了写自传的念头。

也许是为了把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生坎坷路告诉后来人，作个借鉴。

也许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我自己也是模模糊糊，搞不清楚。

其实我怕写过去，我不愿去触动心灵深处的那些隐痛。当然，任何人一生中，不会完全是痛苦，也有欢乐，即使是短暂的欢乐。

写这个东西给谁看呢？也不太清楚。可以这样说吧，给我自己看，给看到的人看。

看到了的，会怎么反应？叹息？耻笑？赞赏？批判？我管不了许多。我只管一天写一点，高兴写就写一点，写到哪里算哪里。文笔虽拙，但是真实，且不文艺，而是流水账。

京杭大运河边上的古城——高邮，城北新巷口，是二十年代里高邮县的闹市区。从新巷口往东有一条巷子叫汪家巷。汪家虽说在走下坡路，但从拥有的房屋来看，仍是高邮一大家。

汪家二小姐学名汪嘉玉，在高邮城是数得上的漂亮姑娘。19岁的那一年，一个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的穷小学教员崔锡麟（因为他排行老三，号叔仙）竟然请人向汪家提亲，当然遭到了姑娘几位哥哥的反对。可是姑娘却看中了21岁的穷教员。她说：“宁可讨饭也要跟他一起捧讨饭碗”。最后，姑娘和家里闹翻了，放弃了全部财产的继承权，和崔叔仙结婚了，那是1922年。

这就是我的爸爸和妈妈。

爸爸妈妈结婚的第2年，生了我的大姐崔国英，隔2年又生了我的二姐崔国华。生活是很艰难的。

我父亲弟兄3个，大伯崔伯仙生了两个女儿，二伯崔仲仙那时还没有结婚。崔家多么希望有一个男孩子来传宗接代啊。为此，我奶奶和母亲曾经到庙里去烧过香、拜过佛。

母亲又怀孕了。算命先生说这次肯定是一个男孩子。（怀二姐的时候，算命先生也肯定是一个男孩子）。母亲怀孕期间生了一场病，本来隆起来的大肚子，又小下去了。全家人都在担心。还好，在怀孕的第13个月，真的生了一个男孩子。三房唯一的男孩子，简直如捧珍宝。来了一位亲戚，不相信母亲生的真是男孩，于是要打赌，把孩子的裤裆给他摸摸，要真是男孩子，一个蛋给一块大洋。结果这位亲戚高高兴兴地掏了两块大洋。

父亲给这个孩子起名开元。不用说，这个孩子就是我。小时候算命先生也给我算过命，就凭怀胎13个月，就属贵，甚至引经据典，说某朝某皇帝就是在娘肚子里怀了13个月。当然命金就要多付一点。

我生在丙寅年，属虎。那时叫民国16年，可是按阳历计算已经进入1927年的元月。所以我的虚岁比实足年龄大2岁。解放后都按实足年龄计算，我今年就是61岁。

五、六十年前的事，记忆已经淡薄，我高邮的童年，在记忆中，只留下一些零碎的片段。

听我父亲说，我的老家在湖西菱塘桥。祖父崔瑞亭是个自学成才的中医，祖母吴氏。我的祖父母住在在高邮城土坝口，即现在新马路和御码头之间的一条巷子。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准确的地方在哪里。

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草巷口。

在草巷口，我家住的是我表哥汪乃生的房子。他家房子不少，我家住的是靠东朝西的三间。虽有院门通西边乃生家的院子，可是平时各走各的大门。

汪乃生有疯病。听大人说，是因为想一个女人而得了“花疯”，不犯病的时候跟好人一样。他在后院里种了不少花，有月季，也有白兰花。他每天早上都要到后院去，一朵一朵的数，要是少了一朵，疯劲就上来了。每逢这种时候，乃生的老婆，我们叫她大嫂子，就赶忙跑到东边院里来喊小姑奶奶，即我的母亲。

我母亲来到正在发疯的乃生面前，把脸一板，用训斥的口气说：“乃生啊，你想找死啊，花是我摘的，你想干什么？”

说来奇怪，小姑奶奶一骂，乃生就安静下来了，马上陪着笑脸说：“没事，没事。”当时我想，这白兰花一定是天下最好最好的花了，要不然，为什么一两朵白兰花就会引起乃生发疯病呢？也许我现在之所以也弄几盆花，也喜欢白兰花，就和乃生的影响有关。

我开始能记事的时候，好像父亲很少在家。（算起来我出生之后不久，他已从训政人员养成所毕业，正代理东海县县长。）我和母亲睡在东头的房里，两个姐姐可能是睡在北边的房里。

床是一张老式的大床，靠床里还有一排抽屉。那时一个铜板可以买用衣襟兜起来的，一大堆“阴壳”——筛选下来的、小的、甚至是空的花生。“阴壳”就放在床里的抽屉里。有时妈妈抓一把给我，我要剝半天，吃到嘴的是几粒“瘦瘦”的花生米，那真是香的要命，有时候吃到糊了的小花生米，苦得很，也照吃。

清晨，我和母亲睡在被窝里，门外传来叫卖声：“麻团大饺子。”母亲总是逗着我说：“好吃就跟人家跑啊？”

一串削了皮的荸荠，八、九、十来个，用小竹棍穿起来，下面大，往上越来越小。还有一种紫萝卜，扁形，比大的荸荠大不了多少，吃完了连嘴唇都是紫的。这些都是我连做梦也常梦到的珍品。

在草巷口头上，大街上坐北朝南，有一家有名的酱园店，名叫连万顺。在我的印象中，不知为什么，大姐国英总是背着我到连万顺去玩。当年可能是人小，看什么都大。大街，大房子，连万顺的店堂也大，一盏汽油灯呼呼作响，在我看来无异于小太阳。连万顺里靠西有一长溜柜台，上面放着些罐子、盆子。有一个盆子里，用酱油泡着茶干，有整的，也有不少碎的。老板有时候从盆子里用手拈起一小块茶干，塞在姐姐背上的我的嘴里，我简直受宠若惊，那滋味至今犹在齿舌。连万顺还有跑马灯，在我幼稚的眼中，那简直是个神奇无比的世界。

我还记得连万顺店堂的中间，放着一口大缸，有一个人坐在缸边的板凳上，用一个头上有黄铜圆球的棍子，不停的在缸里捣，缸里满是油，阵阵香味，那是真正的小磨麻油。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早已被淘汰了，但老年人都说，现在机器生产的麻油，比那种用手工制作的麻油，香味差得远了。

父亲也回来过。

有一天早晨我醒来一看，床上多了一个人。我母亲故作神秘地和我说：“开元吶，妈妈偷了一个和尚，你爸爸回来不要跟爸爸说啊。”

我不知道什么叫“偷和尚”，随口答应说：“好。”

爸爸猛地把盖住头的被子一掀，半欠起身来笑着说：“好啊，你妈妈偷和尚，你不告诉我是吧？”

爸爸什么时候又走了，我不知道。

在草巷口，我也尝到过寂寞无聊的滋味。

夏天，母亲在房里睡午觉，家里不知为何，看不到一个人，只有我坐在大门口的台阶上。那时候的草巷口不是一家连一家，对过就是一片菜园，知了一声声不断地叫着，路上也不见一个人影，好像整个世界就只有我一个人。我拿一个铜板从台阶旁边的斜石板上往下滚，滚下去，拾起来，再滚下去，再拾起来，就这样，滚过了一个炎热的中午。

我还记得高邮的另一个地方叫南廒（可能是这个廒字，指收藏粮食的仓库）。这是我大伯和奶奶住的地方，听父母说过我曾过继给大房。

在南廒，我曾经住过一段时间。

大伯家门前有一个照壁，门外有一条小河，河边有大树。过一道小桥，就是南门大街。大伯是经营六成行的——为粮食买卖做中介，从中拿一点铜钱。他曾经带我到运河堤上去过，那里是粮食集散地，河边上停了不少粮船，河堤上能看到一家家粮行和用窝折堆得高高的粮食，人们忙忙碌碌，热闹非凡。

在大伯门口的皂壳树上，有时可以抓到磕头虫子，翻过来，一弹跳，就正过来了。我还用过一个软木塞子的玩具枪，装黄豆在门口的楼上打鸟，尽管打出去的黄豆离鸟8丈远，但我好像是一个真正的猎人，拿着一支真正的枪，连大伯喊我上街吃早茶（包子之类）都不感兴趣。可是打了一阵，连一片鸟的羽毛都没有打掉下来，于是又想去吃早茶了。当然，一哭就灵，大伯的女儿，我的堂姐姐又背着我，把我送到了一个有小楼的茶馆。

在大伯家我是“惯宝宝”，想跟奶奶睡，就跟奶奶睡；想跟姐姐睡，就跟姐姐睡。有时候早上起床之前，我能从这个床上，被抱到那个床上，折腾好几次，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三房唯一的男孩子嘛！高邮话叫三房隔一个。（“隔”在高邮方言里有合用、分摊的意思。作者注。）

我虽然受宠，但是生活上并没有什么特殊待遇，因为大伯家也穷。在我的记忆中，曾经在大伯家过年。三十晚上，要债的就上门了。大伯躲在房里帐子后面，大妈妈关照我：“来人问大大，就说不在家。”

要债的脸总是阴沉沉的，坐在堂屋里不肯走。这个才走，那个又来了。

有一位要债的先生问我：“你大大呢？”

我回答说：“我大妈妈不准说他在家。”

显然这句话漏了馅，这位先生大发雷霆。大伯只好从房里走出来打躬作揖，说了多少好话，才把这位先生送出大门。

大伯送客回到堂屋，和大妈妈相视大笑。我莫名其妙的看着他们，不知道他们笑什么。

在高邮我上过私塾，背过百家姓、千字文、大学、中庸，也上过洋学堂。

不知为什么，我还到过常州，弟弟开明就是在常州生的，那是1931年。

妈妈生弟弟不久，还睡在床上。大姐国英在堂屋里扫地，给了我一个小瓶子，叫我到门口河边弄点水来，可能是洒地用的。那瓶子最多只能装一小匙水，难怪，她那时虚岁也只有9岁。

河边上停着粪船，有一个木板码头伸向河里。我走到木板头上，用瓶子去装水，木板离水面还有一段距离，偏巧这时候水面上飘来一颗黑豆，我想把这颗黑豆也装进瓶里。谁知一伸手，“扑通”，我掉下河了。河水虽不太深，但要淹没我这个四岁的孩子是足足有余的。

我感到水里很亮，没有害怕或其他感觉。

有人看见孩子落水了，呼救。我父亲听说我掉下河了，急急忙忙跑到河边，正好我往上一冒头，他一把抓住我头上的小辫子，把我捞了上来。

我是哭着回家的，身上还有粪船上的蛆在爬，难免要洗个澡换换衣服，这些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妈妈把正在吃的只能盖住碗底的炖蛋拌炒米给我吃，味道当然好得很。

小时候吃的好东西，长大了以后再吃，总不如小时候的味道好。

我还到过川沙，这肯定是在常州之后，上海之前，因为在川沙，开明一点点大，上街时跑丢了，找了半天才找到。

在川沙我上小学。

父亲是川沙县政府的视察员，同学中有人的父亲比我父亲的官大，所以老欺负我。有一个大孩子叫我把嘴张开，他把玩的手枪纸“子弹”往我嘴里打，打架又打不过他，所以我怕去上学，开始逃学了。

早上吃过早饭，我背上书包“上学”去了。在一座桥上，看河里渔船用鱼鹰抓鱼。我感觉时间很长了，该是放学的时候了，就背着书包回家。妈妈见我问：“怎么回来了？”

“放学了！”我理直气壮地回答。

其实，我在河边才消磨了一个多小时，离放学至少还有两个钟头吶。

这下子闯了大祸了，母亲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块木板，打手心，还罚跪，那天跪的时间可真不短。我也跪出经验来了，先把屁股压在这个脚后跟上，累了，再把屁股的重量移到那个脚后跟上，来回更换，总算坚持下来了。

已经是中午的时候了，县长李冷经过我家，发现我跪在房门口，问清了情况，替我讲情，我才获释。李冷还和我开玩笑说：“小崔呀，以后买个表，晓得时间就不会那么早回来了。”

这就是我金色的童年，以父母为中心的童年，没有优厚的物质生活，但也无忧无虑的童年，遥远而难忘的童年啊！

假如在我还是一个儿童的时候，就知道我一生将走过一条什么样的道路，那我将改道而行。可惜人生的道路不能预知，走过的路，不能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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