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胡鑫宇案子连日在网上热议并发酵，引发了器官移植的猜测与谴责热浪。一些与此有关的往事慢慢浮出脑海，记录下来与读者分享。

这事发生很有年头了，记得是我1988 年赴美之前约年余的事儿，那时我在中国南方的一所颇有历史的省级医院工作。当时的医院和各单位一样，要给员工们分配住房，我们医院在市中心，房源特别紧，单身的、资历浅的、刚成家的和家眷在外地的都分不到房子，但可以申请单间无厨房多人合住，即所谓的集体宿舍。我分到了办公室楼下的一间小宿舍，与其他三个也只是午休和倒夜班的的女孩子合住。隔壁还有二间猜测是类似的情况，一间是三个內科和儿科的女医生合住，另一间是外科关医生独住。这个关医生当时三十出头，大概是家里有亲戚在当时的家乡公社当干部，就把他推荐送去医学院念书了，是文革中所谓的新生事物工农兵学员，所以文化基础很差，文革时医学院只有三年学制，没有考试，实习也吊儿郎当，基本上没学到当医生的本事。自己也不大争气，开头几年，由于业务上很差又无从下手钻研，人又长得五大三粗，不像医生像屠夫，理个小平头，细眯眼，大肉鼻又满脸横肉的。据说起初科里一些医术精湛的文革前毕业的老医生都比较嫌弃他，上手术台只让他拉钩和观察。不过他脾气很好，又有些坚韧不服输的农家子弟劲头，不顾常被群嘲，上班出全勤，笨鸟先飞慢慢学，十几年下来，也成了普通外科三流的一把刀，能够独立切阑尾、开甲状腺和浅表皮肤各种肿物了。说起来我和他并无业务上的交集，虽然算是邻居，但我在先生单位另有住处，只是每天午休前后，倒夜班时或去食堂打饭吃饭时能见到他。另外我们不是住正规的宿舍, 只在走廓尽头有几个水龙头和盥洗盆，经常会在洗碗时遇见交谈几句。慢慢对他有些了解后，我觉得他虽是外科大夫，但也是一个悲剧人物，一个计划生育的受害者。缘于他在老家早己结婚，妻子是一个小学教师，已育一女。不知是没过硬的门路，还是省城小学嫌弃山区教师的素质，老婆总是调动不来，只好二地分居了十几年。

过一段日子关医生突然被全院关注了，原来他老婆是独女，岳父老脑筋想让女儿多生一个孩子，给娘家顶门立户。于是关医生回去探亲时妻子怀上二胎了。听说是老家有小人写举报信给医院党委，这还了得，八十年代的计划生育严酷无人性，“一人超生，全村结扎”，“流下来打下来就是不能生下来”这样恐怖的口号到处都是。院党委吓坏了，再三做关医生思想工作，并且说他要是超生，不但医院要被计生办罚款，还要成省卫生厅的坏典型被降级，妻子若不人流，马上开除他，走人了就跟本院无关了。关医生思来想去，就是舍不得省城名院外科大夫的名利地位，只好做通妻子和岳家的思想工作，含泪答应了院方的方案。次日院方组织了妇产科人流小组，由医务科主任带队，浩浩荡荡去到他的家乡，把个六七个月的男婴活活地引产下来了。惨绝人寰呀！听说妻子哭得死去活来半个月没下地。作为补偿，院方主动给关妻办了调动，在医院托儿所当老师。夫妻得以团聚的代价太大了 ！我见过关妻，长相一般，瘦弱委屈沉默寡言，也是，谁能真正忘却和饶恕这杀子之恨？有一阵子没见到关医生了，只是偶尔看到关妻出来洗碗和洗衣物。有一天我问她：“关医生出差了吗”，回答说“病了，去住院了！” 渐渐地，发生在关医生身上的另一件匪夷所思惨无人道的事情悄悄地在医院里传开了。

原来在八十年代中期，医院里要赶超国内人体器官移植手术，成立了肝肾移植专家小组，由外科顶级医师们组成，当然轮不到关医生。当时已经成功用新鲜遗体捐赠的肝肾做过几例，但是排斥比较大，手术后问题较多，不算很成功。院方派了几个号称“肝肾一把刀”的外科医生去北京上海的大医院进修活体器官移植，据说已经到了技术上胸有成竹的阶段，医院也盼望能在省内放活体器官移植成功的卫星。但是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及时的供体。有一个需要肝移植的O型血病人已经住院等待很久了，但就是找不到供体。当时国内用死囚器官是官方默许合法的。于是院方与省内监狱设了热线电话，随时随地掌握死囚执行死刑的时间点。这一天机会来了，有一个O型血的死囚明天要上刑场被枪决。据说这个死囚是个高大俊朗的现役军人，还是个参谋之类的小军官，因为英俊又灵活，被派到大军区首长身边工作，一来二去出入首长家里频繁，竟与首长家的如花女儿惺惺相惜堕入爱河，进而珠胎暗结，可是他出身农家，门不当户不对，思忖首长断不能同意把女儿嫁给他，又怕事发被炒鱿鱼复员回山区，就出了下策想给千金打胎，可能买错了药，千金竟大出血撒手人寰一尸两命！又一起爱情悲歌人间惨剧！于是军区首长盛怒之下为女报仇，帅哥军官沦为死囚！老家父老恨其不争让家族蒙羞，提出不到执行枪决刑场不给收尸。这对医院来说是绝好的机会。当即组织了一个活摘器官小组，但名医都不想去做这伤天害理之事，于是就派关医生当主刀，主任在旁指导，院方美名其曰让他锻练，干好了可提为主治医师。可怜的关医生又一次违背良心委屈求全了。在死囚犯押解刑场之前几个小时，全身大白的几个外科医生把监狱会议室当手术室，由关医生主刀对死囚犯进行了活摘肝脏和双肾的手术。为了移植的器官组织相容性好而排斥反应性发生率低，活摘小组决定不对患者全麻，只在腹部局部麻醉，因为全程死刑犯神志都淸醒，只好把他绑在手术床上蒙上眼睛，但年轻力壮血气方刚的死囚已经知道未日来临，他也并未签过捐赠器官同意书，于是意识清醒地骂不绝口，后来只好把他的嘴巴堵上，还是拱动反抗。主刀的关医院良心未泯，竟然大汗淋漓，执刀手不可控制地乱抖，自已也恶心想吐，无法准确地切除器官，中途只好换了主任上台，才得以按时取下器官。回院之后，关医生就开始精神恍惚，摘取器官惨状不断回放，终于他茶饭不思病倒了。院方虽然对他的术中表现不满意，但还是给他积极治疗，关医生拒绝去精神病院，就在本院内科将养了一段时间。后来出院又回老家休息一段才恢复正常可以上台做手术。当然是一般小手术，活摘器官做移植的大手术再也不能沾边了。

关医生不敢活摘器官，但是医院里的活体移植还在进行，成功率不错，据说是省里最佳，国内小有名气。1997年我回国到访母院，外科主任提出想让我联系到美国医院进修学习先进的肝肾移植技术，当时我在波士顿的哈佛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刚好外科主任炯钦斯是肝肾移植领域的全美顶尖专家，他常送手术前后的受体患者来做血管超声多普勒，我正好最拿手这项极难的检查，所以跟主任挺熟的。回美国后，我请求主任邀请两位我的母院外科主任和一位病理科主任来进修。很快办成了，邀请信上用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红头信笺，估计是够牛，三人都顺利拿到签证，到迪肯尼斯医院专门参观学习肝肾移植术。美国的供体多是车祸丧生的健康年轻人，以及自願捐赠遗体器官的死者，可遇不可求，他们在近半年进修期间，一共才去手木室观看了二十多台手术。国内来的外科主任跟我讲过美国移植数量比国内少多了，而且供体都是遗体，而中国活体器官更容易取得，我当时问他是否仍是用死刑犯来摘取？他反问：“不然呢？” 显然不愿多谈，想必这话题是令人难堪而不安的。

而后在2015年，迫于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压力，中国政府出台了禁止用死刑犯器官作移植的规定，规定活体移植器官只能在亲人之间进行，并且也严禁摘取18岁以下青少年器官，建立了全国性公民捐赠器官系统。听闻这个消息后，世界各地的人权组织和医疗界都感到欣慰。可是之后似乎是换汤不换药。只是政府授予死刑犯也是“公民”的称号，那让公民捐赠器官不是合理合法了吗？由于利益实在太大，黑市买卖一个年轻健康的青年人身上的有用器官能达到几百万元人民币，政府对买卖器官者惩治不力，几乎到了默许的地步。又因等待移植的病患数量太多，靠自愿捐赠遗体杯水车薪，其原因一是中国直至目前在领驾照时签遗体和器官捐献的动议还末实现。二是中国人传统观念“死后要全尸”，宁愿火化掉也不愿造福他人与社会。三是不少民众自私冷漠愚昧，没有慈悲为怀之心，不愿意谈论死亡和身后遗体处理更不愿捐赠器官。综上所述，导致供体稀少供不应求，以致于黑社会组织利欲熏心铤而走险，买卖器官交易越来越猖狂，找不到自愿捐赠或出卖器官的人，就出手绑架，无端失踪青少年不断增加。胡鑫宇案子是否如此悲惨结局有待澄清，但中国的器官移植的确是需要大力整改，严格执行2015年出台的规定，并且动员民众移风易俗扩大自願捐赠群体，杜绝活体強摘器官，对罪犯处以极刑，这样才能在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面前展现大国风范和公信力。类似关医生的厄运才能终结。

2023年2月写于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