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与国际关系

谈到尼克松访华，我们都会将它视为冷战的转折点

不过，除了地缘格局的变动与国内政策的转向外

尼克松访华也有一个“意外之功”

它缓和了中国早已濒于崩溃的生态失衡

从此，中国的农民不必再向山坡、草原和热带森林进军

将边疆森林与草原景观改造成脆弱的农耕灌溉系统

并饱受粮食危机与人道灾难的折磨

为什么这么说？其中的关键要素是：化肥

20 世纪初，德国的科学家成功合成了富含氮的肥料

德国的企业家则实现了对化肥的大规模商业化生产

到了 50 年代，以合成氨为基础的化肥生产缓慢推广开来

化肥的大规模应用提高了自然资源对人口的承载量

有学者估计，如果没有合成氨方法的发明和相应的化肥生产

全世界的人口不会超过 25 亿太多

换言之，化肥养活了 35 亿多人口，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中国人

然而，对于建国初期的中国来说

化肥却是不折不扣的工业奢侈品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只有两家化肥厂

受制于技术和资源，新厂的建设远远无法满足农业的需要

而中国的人口却在短短 30 年间增长了近 2.5 亿

为了避免大规模的饥荒与人口灭绝，提升农业产出

唯一的方法是只有增加劳动力投入或耕地数量

于是，建国初的 30 年见证了规模浩大的拓殖活动

填不饱肚子的农民向东北的森林、蒙古的草原

云贵的热带森林甚至新疆的绿洲进军

在 1949 年到 1976 年间，中国的耕地面积增加并不大

但播种面积则从 1.2 亿公顷增加到了 1.5 亿公顷

新垦耕地的数量几乎相当于第一个千年期间（汉代至宋代）所开垦土地的总数

农业向边疆和山地的拓展不仅激化了族群间的矛盾

也造成了自然生态的急剧退化

尘暴、内涝、盐碱化和沙漠扩张成为自然的新景观

不过，这一生态灾难被解除的方式也颇为突然

1972 年，尼克松访华签署的第一份商业协议

就是为中国引进 13 套世界最大规模生产氮基合成化肥的合成氨装置

此后，中国陆续购置新设备并形成自主生产的能力

到 1990 年代基本实现自给自足

因此，从环境史的视角来看

中美建交的一个直接结果是缓解了中国环境的紧张状况

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一个由国家意志推动迅速实现工业化的新时代的开始。尽管是建立在一个农村占绝大多数、饱受森林砍伐和环境退化之苦、历经战争蹂躏的旧中国基础之上，但毫无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60年中已经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变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然而也可以说是污染最严重的工业经济体之一。到21世纪初，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有16个在中国。

然而，中国的工业化有赖于农业产生的盈余，但农业自身也处于困境之中。早在汉代，华北平原的小麦和小米等旱地作物可能就已经达到了产量的顶点，而水文问题引起的内涝、盐碱化、泥沙淤积和土壤沙化，更是降低了这些作物的产量。水稻的收获量虽然要大得多，但也已经在不迟于18世纪达到了极限。最基本的问题还是土壤中关键养分特别是氮的耗竭。

1.土壤的耗竭

尽管人们采取了各种让养分循环回农田的措施，但到1949年时，中国几乎所有的耕地都处于缺氮的状态。当中国共产党1949年掌握政权时，农民们通过既有的方法，已经很难继续向耕地中增加氮肥以提高粮食产量了，因此既不能为工业化提供盈余的资金，也无法提高现有人口的生活水平，甚至连继续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都很成问题。事实上，20世纪前半期就已经有证据表明粮食供应不足以维持现有人口了：高达15%的男性都因非常贫困而结不起婚，因而也就无法生育子女从而实现自我的再生产。总之，在1970年代中期以前，农业生产力因缺乏合成肥料而无法迅速提升的状况，严重制约了中国工业化的努力。

2.外国势力的反对

第二个制约因素来自国际环境。即使新政府拥有外汇或信用贷款从国际厂商那里购买化肥，但美国当时正打算抑制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威胁，再加上中国帮助朝鲜在朝鲜战争（1950—1953）中抗击美国，这显然意味着中国加入了美国敌对的阵营，所以美国对中国实行贸易禁运的措施，切断了中国从资本主义世界获得信贷和技术的渠道。苏联于是成为中国工业化唯一的外援，然而这些援助最终证明不仅数额很小，而且时间也很短暂。

3.庞大而且不断增长的人口规模

更复杂的是，中国领袖认为，一个庞大且不断增长的人口规模是件好事，他在1949年新政府还不知道确切的人口数字时曾写道：“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劳动者，他们的劳动和创造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他们认为，通过迅速实现农业集体化，不仅可以释放农民压抑已久的社会主义热情，还可以在不需要化肥投入的情况下，大幅提高农业的生产率。。

当1953年中国第一次现代人口普查得出全国人口为5.83亿时，领袖们非常高兴。除了可以形成更多的劳动者，他们认为众多的人口还是一项军事资产，即使是美国的核打击也无法完全消灭中国。新政府鼓励家庭生育，对那些子女多的家庭配给更多的口粮，因此，在三十年间期间，中国人口增长了近2.5亿，在1976年已经超过了8亿。然而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率并没有——在没有化肥投入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增长，农业总产量确实增加了，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是以向更加边缘地区拓展农业生产和进一步破坏森林、草原和水域环境为代价的。

无论中国要寻求怎样的工业发展，它在数十年的时间里都要依靠农业的生产力，并受限于农业的客观条件。正如经济学者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所指出的：“这里形成了一种体制，使得所有战略性和体制性政策都为最大程度地让资源流入工业部分而服务。这一体制的决策权集中在顶端，因此，中央领导人可以根据自己认为的轻重缓急来调拨资源。换句话说，这一体制可以使‘跃进’的潜能最大化。但是，每当这一体制真正开始加速运行的时候，都会出现根本性的问题，导致经济因超调而撞上天花板。那么，什么是这个‘天花板’呢？这个‘天花板’就是农业无力迅速生产出足够的粮食盈余。”

化肥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并不是说毛时代的中国领导层不知道去增加人工合成化学肥料来解决农业问题，而是因为，这本身就是工业化的一部分，需要建设可以生产化肥的现代工厂。20世纪初，德国的科学家用化学方法成功合成了富含氮的肥料，德国的企业家则实现了对化肥的大规模商业化生产。由于20世纪上半期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的破坏，直到1950年，以哈伯-博施法（“the Haber?Bosch”process）合成氨为基础的化肥生产才缓慢地推广开来。

斯密尔估计，如果没有合成氨方法的发明和将氮转化成一种可利用的形式被农民用于作物施肥，全世界的人口不会超过25亿太多。换言之，化肥使用带来的食物增加，养活了另外的35亿多人口，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中国人。

当中国共产党1949年夺取政权时，中国只有两家化肥厂——其中一家是日本人在1930年代占领东北时建立的；另一家在南京附近，是由一位曾经留美的中国化学家创办的。中国虽然制定了相关计划来扩大这两家化肥厂的产量，也在1960年代“大跃进”期间启动了几家新的化肥厂建设并进口了一些昂贵的原材料，但由于几乎所有的农田都需要补充氮肥，国内的产能仍然无法供应足够的化肥。这种物质条件的限制意味着，只有增加劳动力投入或耕地数量才有可能提升农业产出。在毛泽东时代，我们的确看到了两种巨大投入的结合。

虽然通过大规模群众运动来鼓励农民投入更长的劳动时间和更大的劳动强度，可能会使农业生产力有所增加，但正如“大跃进”所表明的，这种高度的劳动热情只能保持很短的时间就会耗尽。因此，要真正增加农业产量，以维持既有人口增长并实现盈余、为工业生产提供投资，就必须扩大耕地面积。

在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的农业经济中，有大约8000万公顷（近2亿英亩）的耕地，其中约40%是稻田。到1980年时，耕地总量增加了50%左右，达到1.2亿~1.3亿公顷。如斯密尔所指出的，这些耕地数据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中国官方统计中则对耕地和播种面积进行了区分，这些数据表明，在1949年到1976年间，中国的耕地面积增加并不大(停留在1亿公顷左右)，但播种面积则从1.2亿公顷增加到了1.5亿公顷。

这些新增的耕地主要来自中国东北和西南地区（特别是云南）的森林，以及北部（内蒙古）和西北（甘肃和新疆）的草原。换言之，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中，新垦耕地的数量几乎相当于第一个千年期间（汉代至宋代）所开垦土地的总数。

早在18世纪末，中国农民对边缘地区土地的大量开垦，就已经对环境造成了越来越多的破坏。在共产党人建立政权时，山坡、干旱草原和热带森林的面积都已经出现了下降。尽管如此，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里，毛泽东还是把农业进一步推向了更加贫瘠（至少对农业而言是这样）的地区，而这——我们将在后面几节对森林、草原和水资源的考察中看到——也成为一个继续改变中国环境的重要力量。

总之，由于缺乏足够数量的化肥，加上思想和政策上倾向于拥有庞大且不断增长的人口规模，以及以最快速度推进工业化发展的愿景，共同促使着新中国的领导人采取了迅速增加农业耕地的政策。然而新土地的开垦，就像前文所述丘陵、坡地或草原一样，还是会导致环境的退化。

就中国人与环境的物质关系而言，1949年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构成一个分水岭。事实上，共产党的胜利造就了一个强大的新国家，它拥有实现工业化的意愿和能力，也提供了和平与安全的保障。新中国与前一个世纪的一个显著差别在于，政府高度稳定和有能力掌握自己的边界与命运。但是，养活不断增长人口的需要——或者用李明珠的话说，“征服饥饿”——以及持续了数百年之久的土壤养分耗竭、清除森林和草原以种植农作物、将农场推向更边缘的地区包括坡度超过40度的易侵蚀的山坡，这些都没有变。而且，还要加上美国因朝鲜战争而施加的贸易禁运的影响，认为庞大且不断增长的人口是一件好事的信念，以及从农业积累盈余资金以促进工业化的需要。

由于贫困、技术落后和国际孤立（除了苏联，但其援助也只持续到1960），中国人基本没有什么选择，只好把工作重点放在尽可能迅速发展农业上。全国仅有两个化肥厂，几乎没有任何农业机械设备，缺乏驱动水泵的电力或小型发动机，这些现状意味着只有期望农业和农民来肩负起改造中国经济、实现工业现代化的重任。当然，这也意味着自然环境将不得不为此而付出代价，不幸的是，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缺乏化肥，使得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整个1970年代。

人口的增长与农业技术的停滞不前加剧了饥荒的威胁，在1959—1961年，从各地饥荒的报告来看，包括河南、河北和安徽等省份的状况确实非常悲惨。用贾斯珀·贝克尔的话说：“（信阳的）农民除了树皮、野草和野菜以外，没有什么可吃的。”在淮河平原的安徽部分，公社食堂只有野草、花生壳和红薯皮，甚至还有人吃人的报道。据李明珠的研究，河北省“人们吃野菜、野草、树皮、玉米芯和谷壳，其他的粮食替代品……包括黄豆粉、红薯梗、棉籽饼以及用树叶和草磨的粉。农民们会把玉米芯和树皮等‘代食’磨成粉，再经过蒸、煮，这样才能吃得下去，绿草、叶子和草根则可以直接煮着吃。由于感到肚子里太空，饥民们往往会去吃那些无法消化的东西，结果导致了更糟糕的后果。其中之一就是观音土，其他还有棉布或木屑。这些饥荒中的食物只能提供暂时的饱腹感，但会对消化系统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农村至少华北地区的农村极其贫瘠，连老鼠都找不到，农民们甚至用棍棒四处戳捣以寻找老鼠洞和它们存储的任何食物。所有这些关于寻找食物的报告都表明华北平原的自然环境已经极为退化和贫穷。除了农田，已没有足够的土地或栖息地来维持任何其他野生动物的生存，我没有见到任何报告提到人们吃青蛙、鸟类、蜥蜴、昆虫甚至蠕虫。就算有的话，肯定也已经被抓住吃掉了。野生物种的缺失，不仅证明了这场人类引起的饥荒的残酷，也意味着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彻底崩溃。

化肥的不足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改善和为工业投资积累资金，而这一约束被解除的方式也颇为突然。

这个故事与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1972年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有关，尼克松访华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地缘政治背景导致的结果：美国深陷越南战争，因而急欲摆脱这一状况，同时也希望能以某种方式对苏联施加压力，迫使其接受更多的核军控协议；而中国当时也与苏联存在军事方面的矛盾。因此，“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的逻辑，常常被用于解释理查德·尼克松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总理与毛泽东主席之间历史性的会晤。

从环境史的视角来看，中美建交的一个直接结果是缓解了中国环境的紧张状况。尼克松访华后立即签署的第一份商业协议，就是为中国引进13套世界最大规模生产氮基合成化肥的合成氨装置。中国在1970年代还购买了相关的其他设备，并在1980年代形成了自建化肥厂的能力，到1990年代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新千年之际已经开始出口化肥了。瓦格纳·斯密尔认为，正是通过进口的合成氨和尿素生产设备，中国开始突破他提出的“氮肥障碍”，通过大量使用化肥成功实现了农业产量的大幅增加。这一突破恰好遇上了毛时代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开始，也为中国此后的高速工业化提供了农业生产力大幅提升这一必要条件。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这一切并非偶然，中国在1970年代最急于寻求这项技术，也正是为了解决环境状况对快速工业化的限制这一根本问题。事实上，这一突破发生在毛的任期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