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报人刘亚东

一、“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2000年年初，金庸在其自传体散文《月云》中写道：“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宜官的家乡，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压农民，处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伤心了大半年，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因为全中国处死的地主有上千上万，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

“宜官”是金庸的小名，是他父亲查树勋（一说为查枢卿，又名查荷祥、查懋忠）给起的。金庸并不姓金，而是姓查，本名查良镛。“金庸”是他的笔名，由“镛”字一分为二而得。

1924年2月，金庸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袁花镇。海宁查家在当地是数一数二的世家望族。在查家祠堂上，恭恭敬敬地悬挂着一副对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这是康熙皇帝亲笔为查家御书的一副对联。在康熙御书旁边，记录着查家的功名榜，上面记载着几十位在各朝各代有功名的查氏族人，其中官至翰林的并不鲜见。在康熙一朝有两位，一是康熙的侍从大臣查升，二是翰林院编修、著名诗人查慎行；雍正时则有礼部侍郎查嗣庭（查慎行弟）。当时查家称为“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

金庸祖父查文清1886年考取进士，曾经在江苏丹阳任知县，后因政绩加同知衔，是海宁查家最后一位进士。其膝下除查树勋以外，还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是个大家庭。查树勋生于1897年，排行第三。其大哥是清朝的秀才，二哥是北大国文系的高材生。

查文清因为丹阳教案被革除职务，回乡闲居。经过一番变故，到了金庸父亲这一代，查家已经衰落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查文清死后，留下一些家宅和田地。到金庸出生那年，查家还有3600多亩土地，100多户佃农。查树勋是中国三大教会大学之一的震旦大学毕业生，受过西式教育，比较开明，属于那种过渡时代的“中西混杂”的人物。他不再恪守先辈从文的传统，一改而从商。

22岁大学毕业后，他开始经营海宁的大来钱庄。抗战期间，大来钱庄毁于炮火，使他一度心灰意懒，无心再做生意。直到晚年，他才重整旗鼓，再度经营查家钱庄——义庄。

二、金庸之父查树勋将1000亩水田充当本族义田，周济宗亲，兴办教育

查氏义庄始建于1825年，办理赡赈业务，周济宗亲，兴办教育。查氏将1000亩水田充当本族义田，查氏子孙将其视为祖产，请地方官将其另立户名，登记注册。这些义田是上好良田，旱涝保收。扣除赋税及损耗，一般每年可收租谷3500石，将其变卖成银元，再由管理人员买米，按月发给族人。每到秋收，查树勋视年成好坏，给佃农减租或免租。他还从义庄拿出一笔钱，兴办了龙头阁小学，作为龙山学堂的分部，孩子们均免费入学。本镇金竺庄有个穷秀才的儿子杨德举考取了震旦大学，穷秀才乐极生悲，激动之下竟然心脏病发作死亡。查树勋听说后，带着管家前往，买了一副上好棺材，从查氏田地中划出一方换来墓地，择日安葬了杨秀才，费用从义庄支付。几日后，他又让人送给杨德举一笔钱，作为其学费。

1914年，查树勋娶19岁的徐禄为妻，徐禄是大诗人徐志摩的堂姑母，即徐禄是徐志摩之父徐申如的堂妹。徐禄读过私塾，不仅知书达理，喜弄诗文，而且思想开明，作风民主。闲暇时，她总是手不释卷，研读把玩，读书成为其怡情消遣的方式。查树勋与徐禄感情甚笃，先后生下五子二女（即良铿、良镛、良浩、良栋、良钰五子，良绣、良璇二女），金庸是老二。1937年，日军侵入江南，他的家乡惨遭轰炸，查树勋夫妇带着全家逃难，徐禄得急性痢疾病亡。当时，13岁的金庸尚在嘉兴读书。

金庸的继母名叫顾秀英。11岁时，顾秀英押给查家当丫环，起先伺候金庸的祖母。徐禄病亡满3年后的1940年，查树勋续弦再娶，小他17岁的顾秀英便做了他的新妻子，先后生下良铖、良楠、良斌、良根四子和良琪、良珉二女。

顾秀英是位贤妻良母，对丈夫唯谨唯慎，处处谦让；对前房和亲生的儿女，没有亲疏之别，给予同等的母爱。解放初，查树勋早逝。1958年，在无粮无柴的岁月里，她卖掉了所住的两间老房以维持生计，不料被诬以“地主婆要反攻倒算”的罪名，遭受了三日三夜的毒打。回到家，她对儿女们说：“什么苦我都能忍受，只盼着养大你们，有书念，对得起你们早死的父亲。”顾秀英于1989年去世，享年77岁。

查树勋对金庸相当怜爱，同时对他寄予厚望。有一年圣诞节，他送给小金庸一本查尔斯·狄更斯的著作《圣诞颂歌》作为圣诞礼物。此书讲的是一个冷酷的守财奴的故事。在一个圣诞之夜，守财奴史克鲁奇遇到了从前与他合伙的一个死者的鬼魂，鬼魂告诉他，将有三个圣诞精灵带他外出游历，接下来就开始讲述他的这三次游历。这个故事深深地吸引了小金庸，直到成年，他还把此书带到身边，每当圣诞夜就拿出来读上几页。

查树勋看到儿子一天到晚看书，不喜欢运动游戏，体质羸弱，很担心，便常带他去野游，带他放风筝、骑自行车。但金庸对这些兴趣不大，只是敷衍了事。

无奈之下，查树勋想到了妹妹查玉芳，她爱好舞剑，便将金庸交给她管教。查玉芳常和天南海北的女侠聚会，金庸耳染目濡，也喜欢起武侠小说。他后来所写的众多武侠小说中，那众多女侠展示的那些剑式名称，很多是听姑妈和她的侠友们讲的。

三、邓小平会见金庸，向金庸道歉，微笑着说：“团结起来向前看！”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场“镇反”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杀、关、管”三管齐下。由于杀人批准权力下放，有的地方出现了乱捕乱杀现象。查树勋因为儿子在香港，自然被扣上有“海外关系”的帽子，连同不法地主罪名一并审查。

不久，查树勋被列入“管”的名单。1951年1月后，从上到下捕杀反革命分子的进度加快，他被升格为“关”的对象。镇压人员组织村里人揭发其罪行，可他一贯行善积德，对村民友好，且年年资助穷人，所以没有一个人控诉他。最后邻村一个残匪揭发他窝藏枪支。于是，他进入“杀”的名单。给他罗织的罪名有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等。其实，“抗粮”是谬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征收公粮，因为粮食在佃农手里，佃农自己交了，查树勋家所交的粮就少了。至于“窝藏土匪”，指的是顾秀英弟弟（浙南山区残匪）曾在其家躲藏了几天。“图谋杀害干部”指的是那支手枪招来的莫须有的罪名。许多年后，金庸大妹查良琇说出了那支手枪的真相：继母顾秀英弟弟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将一支手枪偷偷藏在姐姐家后院的粮库内。这事查树勋夫妇并不知晓，压根就没见过。不料，顾秀英弟弟把此事泄露给自己的同道。

1951年4月26日，查树勋被从监狱里拉出来，对照姓名、照片后，不换衣服，不赏酒饭，五花大绑甩上刑车，即开向袁花镇查树勋所办的龙头阁小学的操场。到达操场后，4人一批，立即枪毙。金庸继母事后才知道消息，强忍泪水来收尸，只见丈夫横尸操场边的田埂上，身下一滩血。妻儿们把遗体拉回家，连夜掩埋，不敢留有坟头。

顾秀英坚信丈夫是无辜的，在丈夫死后的30多年里，多方申诉，为其平反而奔走。

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会见金庸，向金庸道歉，微笑着说：“团结起来向前看！”金庸点点头，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

邓小平接见金庸之后，浙江省海宁县委、县政府与嘉兴市委统战部、市侨办联合组织调查组，对金庸之父查树勋的案件进行了复查，发现是件错案冤案，遂由海宁县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查树勋无罪，给予平反昭雪。

1985年7月23日海宁县人民法院就查树勋重判案的《刑事判决书》云：“原判认定查树勋在解放后抗粮不交，窝藏士匪，图谋杀害干部以及造谣破坏等罪行，均失实。至于藏匿枪支一节，情节上与原判的认定有很大出入。本庭认为，原判认定查树勋不法地主罪的事实不能成立，判处查树勋死刑属错杀。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判决如下：撤销海宁县人民法庭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六日第134号刑事判决，宣告查树勋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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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这个耳熟能详的名字，陪伴了无数人走过了欢乐并富有想象的童年，也影响了无数人青葱懵懂的少年时期。他的武侠小说在华人世界风靡一时，被人们口口相传，他的文字妙笔生花，写出了许许多多让人顶礼膜拜、为人津津乐道的虚幻人物。

人们折服于他的博学多识，对他能写出那样优美、不夸张，但又夹杂着逗趣幽默的文字感到惊讶。

不仅如此，他的诸多作品都被翻拍成了电视剧。

还记得读中学的时候，每晚的8点档，我们这些上了一天课的孩子们一定会软磨硬泡的恳请父母打开电视机，就为了看《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等等这些我们早已看过小说的武侠电视剧。

这一看，我们便像是被磁铁吸住了般，坐在电视机前纹丝不动，就连如厕都忘了，直到结尾那荡气回肠的歌声响起，总还觉得意犹未尽。

我们欣赏着他无与伦比的武侠巨作，他的每次出现在金庸迷眼里就像笼罩着光一样神圣，但殊不知，这样一位文坛大拿，他并非完人，甚至，除了写作，他的人生比多数人都要凄惨。

金庸，生母早逝、父亲被枪决、原配出轨、长子自杀，这些都是他此生最难言的痛。

母亲病亡 父亲冤死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4年2月出生于浙江宁海，查家在当地是数一数二的名门望族，书香门第。

查家在清代被称为“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查家世代不仅都是学富五经，饱读诗书之人，在各朝各代，都颇有功绩。

金庸的祖父查文清是清朝时期的一名忠臣良将，他是查家最后一位进士，因不满国人被他国人欺负，作为官员的他为维护民众，带头辞职以平息这件事。

被革职在家的查文清过上了悠哉闲适的农村生活，而此时的查家因无人从政，到了金庸的父亲查枢卿这一代已经衰落。

但“破船还有三千钉”，尽管如此，在金庸出生的时候，查家依然拥有良田千亩，佃农100多户。

金庸受其祖父的深深影响，明白了只有多读书才能解救民族苦难，因此从小他便酷爱读书，尤其是历史书籍。

除了查文清以外，金庸的父亲查枢卿也是对他影响至深的一个人，在金庸小的时候，查枢卿每天都将武侠小说剪存给他看。

原本就爱读历史书籍的金庸对武侠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金庸的母亲徐禄则出生于富商之家。

1914年，查枢卿和徐禄结为夫妻，心思开明活络的查枢卿不再恪守先辈从文的传统，和他的妻子一样，做起了商人，22岁大学毕业以后，他开始经营海宁的大来钱庄。

抗战期间，钱庄在炮火的轰击下毁于一旦，自己从年轻时亲手经营起来的事业轰然之间倒塌，让查枢卿无心再做生意。

1937年，他的家乡在日军的侵袭中遭到轰炸，查枢卿夫妇带着全家逃难，在逃亡的过程中，母亲徐禄因身患重病而离世，留下七个孩子。而此时的金庸只有13岁，小小年纪便已失去母亲，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在徐禄病亡三年后，查枢卿娶了比他小17岁，原是查家丫鬟的顾秀英作为他的新妻子。

在金庸27岁的时候，54岁的查枢卿因被邻村一个残匪揭发窝藏枪支而被枪决。但在1981年，相关部门在对此案进行复查时，才发觉这是件冤案，并给予平反昭雪。

只可惜被冤枉的查枢卿早已离去30年。

虽然父亲的冤案得到了平反，但印刻在金庸心中的伤痛却永远无法再缝合。

婚姻道路 崎岖不平

自古才子多风流，金庸先生的爱情也难逃这一经典名句。

金庸一生结过三次婚，他的第一任妻子杜治芬，人称“杜四娘”。

1947年，金庸在杭州拜访同事的朋友杜冶秋时，认识了当时年仅17岁的杜家小姐杜治芬。

杜治芬是典型的江南女子，眉清目秀，面容姣好，从小喜爱古代诗词，和同为书香门第出身的金庸有着共同的爱好和兴趣，才子佳人一直以来是最完美的搭配。

时年24岁的金庸对杜治芬暗生情愫，在他第二次登门拜访时，送去了一叠戏票，从此以后，同为情窦初开的两人纷纷坠入爱河，并在一年以后，喜结连理。

婚后，杜治芬同金庸一起去了香港，回到香港后，金庸立马投入到了紧张繁忙的工作中，经常留下不懂粤语且没有工作的杜治芬一人在家。

婚后的杜治芬过的极不愉快，婚后生活和婚前的甜蜜热恋形成的极大反差，让杜治芬一时无法接受。

两人渐行渐远，并在1953年办理了离婚手续。

多年以后，74岁高龄的金庸在回忆起这段往事依然眼泪含光，并表示，是杜治芬背叛了他，曾经的他们很相爱，但最后还是走到了离婚的那一步，“你问我后不后悔，我说不后悔”。

和杜治芬离婚三年后，金庸再一次走进了婚姻殿堂，他的第二任妻子朱玫，是一名新闻记者，她和金庸一同经历了风雨同舟的20年。

就如许多白手起家，在富裕后却分道扬镳的夫妻们一样，金庸和朱玫共患难，在金庸草创《明报》的时候，备尝艰辛。

当时的《明报》，朱玫是唯一的女记者，刚开始，《明报》的销量不尽人如意，频临倒闭。

但朱玫是一名敢打敢拼，风风火火的事业型女性，越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越会激发他不服输的斗志。

那段期间，金庸和朱玫为了工作经常熬夜，需要提神的时候，两人就共喝一杯咖啡，生活虽过的拮据，但精神上的富足让金庸时常觉得自己很幸福。

在这段事业的艰苦奋斗期，四个孩子也相继出生。

1970年，因金庸已经写完14部长、短篇武侠小说，《明报》也发展成香港畅销的大报，金庸和朱玫夫妇两的生活终于走出了困境。

随着事业的扩大，生活物质上日趋好转的两人之间开始出现了隔阂，婚姻也渐渐亮起了红灯。

1976年，在经历了风风雨雨的20年婚姻生活后，最终，个性极强的朱玫向同为强势个性的金庸提出了离婚。

可没想到，他们的长子在不久后随着他们婚姻的破裂也离开了人世。

“曾想与他一同离去”的失子之痛

查传侠是金庸和朱玫的第一个孩子，查传侠出生之际，正是《明报》草创之极，筚路蓝缕，十分艰辛。

查传侠遗传了金庸的文学才能，11岁时，就开始发表文章，早慧敏感的他曾写了一篇作文《我的人生是为了什么》，让他的班主任印象深刻。

朱玫和金庸提出离婚的时候，查传侠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听闻父母离异，又处于失恋痛苦中的他很是绝望，在不久后遂自杀身亡，年仅19岁。

金庸对查传侠的感情极深，他曾经表示：好几次，他都想随着查传侠一同离去。

但斯人已逝，惟愿安息。

而金庸老先生也于2018年10月30日长辞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