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出生在鲁西南一个贫瘠的村庄里。76年初我回过一次老家，当时村里竟然还没通上电。站在村边向四周 望去，白花花的，全是盐碱地。父亲是抗战时的流亡学生，辗转来到西安的。同母亲结婚时父亲的家庭情况是这样的：姑姑尚在读书；49年还是一名中学生的三叔被国民党裹挟去了台湾；毕业于国民党中央警官学院、曾担任过国民党济南市区警察局长的大爷，55年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了20年徒刑，留下六个未成年的孩子，同大娘、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老家。父亲当时几乎是以己之力，担起了整个大家庭的生活重担。因此后来亲戚们都说，父亲是赵家的功臣。但三姨曾对我说过：“你爸这个功臣，要没你妈，是很难当成的”。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母亲娘家的家境很好，没有任何负担，外婆甚至还时常想着贴补这边。每月往老家汇钱自然是免不了的，但我从未见过母亲因钱同父亲起过争执。记得小时候家里总来客人，用当今世俗点的话说，都是父亲这边的穷亲戚。印象中家里的床很多，除了固定床外，还有行军床、沙发床等。家中的柜子里也大多放着被褥。每当看到母亲又在铺床，知道客人要留宿了。对母亲铺床、叠被印象很深，不急不慢地，一丝不苟地，很有美感。客人走后，母亲从不议论抱怨。父母亲结婚不久，就先后把奶奶，大姐（堂姐）从老家接了过来。大约六七岁时，一次吃饭，我像发现新大陆似地大声嚷道：“我现在才发现大姐不是妈妈生的，不是我的亲姐姐”，大家哄堂大笑。后来家里人老用这件事调侃我。与母亲相处亲密无间，把我从小带大的大姐，应该是母亲亲生的才对啊，这就是此前我的逻辑。妹妹出生时，二姐从老家来到家中，成为家庭的一员。母亲晚年时，两位堂姐对母亲很好，像对待亲妈似的孝顺。母亲的墓碑上，在子女一栏亦刻着堂姐、姐夫的名字。

  家中影集中有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一青年女子身披戎装，清秀的眉宇间透着英气。我很难把平日里温柔贤淑、说话细声慢语的母亲与照片中英姿飒爽的女军人联系起来。其实生活中母亲确实有果敢刚毅的一面。50年朝鲜战争爆发，当时还是大学生的她，积极报名参军，被西北大学保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步兵学校学习。父亲说，母亲枪法很好。他们谈恋爱时，常在街边玩枪打气球的游戏。游戏结束，衣兜里通常装满糖果。53年9月母亲复员，返回西北大学财经学院继续学业。行将毕业的一天，她突然回到家，整理行囊。外婆问起，回答说：已报名去新疆工作。外婆急忙告知已开始准备婚事的父亲。父亲找到负责学生分配的他的一个同学，告知原委，这才改了派遣证。72年农历新年刚过的一天傍晚，弟弟和我缠着母亲，央求带我们去公司礼堂看电影。平时很好说话的母亲一反常态地拒绝了我们，把我单独拉到一边，神情异常严肃地告诉我：父亲受重伤，住进了医院。并叮嘱说，不要让奶奶知道，也不要告诉弟弟，担心他说漏嘴。事后才知道事情的细节：父亲到施工队下放劳动，简易房突然倒塌，整个人被砸了进去。双腿多处粉碎性骨折，在医院昏迷了十多天，才脱离了危险。家里的顶梁柱突然倒了，母亲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我们几个那时都小，妹妹尚不满周岁，无法为母亲分忧解难。但我未曾见她掉过泪。每天照例按时出门，好像正常上班似地去医院照顾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