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一药多名背后的权力扩充

                               2006年3月19日

何必

为了治理“一药多名”的现象，国家药监局颁布了新规，对药品商品名的使用作出严格限定……（略。）

这是一条追踪式的报道。前两天，各大媒体都发布消息，隆重介绍国家药监局的那个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并且惟恐挂一漏万地不惜笔墨，纷纷请“专家”详细讲解药品包装上的标签使用规定，诸如商标名称与药品名称的字号大小和比例，并且在各自的新闻中都欢天喜地地介绍说，这个规定的出台将有效抑制一药多名的企业行为和混乱的药品流通市场现状。而对于如此规定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缓解看病难和贵的状况，则可以进行分析式报道，这也就是该节目的立意所在。

看病难看病贵，如今成为了社会热点，自然也就为全国两会所密切关注。除了给新闻界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宝库外，也是各级各类政府部门展现自己行政努力程度和能力效用的好机会。国家发改委正在酝酿第18次药品降价，而前17次中，每每都是宣传作“此次药品降价是历次中降幅最大的，单个品种降幅达到80％”，可人们发现，这种降价对于药品价格虚高的状况不仅没有任何抑制作用，反而以鲶鱼效应刺激了厂商与政策展开博弈，更换包装、剂量、名称重新上市，而这种博弈与变换中的成本，对药品价格起到了哄抬的作用，最终，药品价格高涨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或者说，政府部门主导的药品降价，客观上起到了哄抬物价的作用。

（何必注，略。）

从这三大趋势中，能够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医药资源的占用和掠夺（特别在人类基因的提取方面），已经被国际上骂得狗血喷头，而国际药品企业巨头操控发展中国家市场牟取巨额利润并导致滥用类似广谱抗生素直接引发抗药性广泛增强而国民体质普遍下降，更是招致一片谴责，但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却对此置若罔闻熟视无睹；有关药品招标，早就被坊间认为是一场十足的作秀，是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政府主导药品市场价格，原本就与权力－市场边界的清晰化的现代社会治理原则背道而驰；建立专门的药品定价中心、将政府管理药品的品种增加、细化到规定药品包装上的字号等等，都在表面上给人以政府加大力度整治药品市场混乱的背后，透露出行政权力边界扩大化的迹象。

（何必注，略。）

这种报道，显然是报喜不报忧式的。单纯看中国经济表现，根本不足以认定什么实质性成绩；或者说，如果放弃GDP至上论或拜物教，也许才是考量施政绩效切实路径。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应该是什么？在世贸组织与中国密切相关的9个条款中，涉及到企业层面的只有1个，而另外8个都是在限制政府行为的。准确地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就是因为中央政府在实行财政放权后看到地方政府权力扩充后很有与中央政府抗衡的态势、原本就不在中央政府手中的人权和事权更是有着从两头（中央和县乡村）向中间（省）权力集中的趋向、形成了政令贯彻与治理管道上的死结、依靠中国内部政治力量已经无法推动的情况下，才不得已以放弃部门民族利益为代价，换取外部力量的支持，强制性进行与国际接轨的进程，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无奈之举。

但是，面对社会秩序旷日持久的混乱，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却有着明显的权力扩充动力、倾向与表现。宏观调控中，政府扩大了项目审批权限；药价治理中，政府扩大了管辖的范围；抑制房地产泡沫中，政府不惜采用财政和税收工具打压上海市的房地产市场……种种绩效表明，虽然《行政许可法》颁行3年多，但由于权力扩充的冲动一直有着现实的兑现渠道和社会条件，这种目的于限制行政权力的法律形同虚设，而权力向社会的步步为营的逼进，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断庞大化的权力政府的身影裹胁在人们周围无处不在，从管理转向服务的行政口号也就此成为空洞的海市蜃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