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图约束地方权力是文不对题

                                2007年8月2日

何必

国务院日前下发了《关于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意见》，……（略。）

段子说，蜘蛛和蜜蜂订婚,蜘蛛感到很不满意，于是就问他的妈妈：（何必注，略。）

国务院这次下发的规划编制意见，凸显出来的信息很值得玩味。

国家发改委最近就要公布对于京津唐区域发展的新规划。这意味着什么呢？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发展当中，珠三角、长三角已经大名鼎鼎，取得了表面上看不俗的成就。但是，其中蕴含的矛盾、问题乃至危险，媒体自然是不敢多说的。实际上，中国国内省际之间贸易成本，已经高过中国的国际贸易成本，这种倒挂现象，让最高委府忧心忡忡。

地区之间的封锁，形成了事实上的地方割据。因此，通过打破行政区隔来实施治理，就是委府的当务之急。

有趣的是，2002年我在央视做经济学家演播室访谈节目时，就做过这样的节目。虽然在当前的宣传管制体制下，目标注定不能直指地方保护，但还是从一方面指出了中国经济发展当中的弊端。

这个话题的主讲人王建，就是我那个节目在开始策划时就参与进来、并且一直负责分管推荐嘉宾、联络以及推广的工作的中国宏观经济基金会的常务秘书长。我认为他是个很不错的人，他也是获得国家特殊贡献奖的学者。也正是有了他，我才得以结识并采访温铁军、樊纲、陈兴动、汤敏、赵燕菁、贾康、蔡昉等一系列人物。

虽然王建看不到我的稿子，但我还是愿意在此对他表示感谢。

王建在相关话题的文字，经我编辑后如下。尽管王建语速比较慢，不过为了保持一致性，还是在引用文字的最后加以说明，而不放在格式框里面。

（何必注，略。）

引用完毕。

可以看到，王建对于中国都市圈的建立，也算是深谋远虑。

而在去年，中国宣布建立10个城市经济带。我观察，基本上与王建所倡导的九大都市圈的取向差不多。只不过，还是沿用了“言必及古希腊”的方式，现如今言必及美国，推行白人中心论，采用米国人的城市带的概念，而不是采用日本人的都市圈的说辞。

未经证实的感觉是，王建对米国人不太感冒，而对日本人却比较赞赏。我曾经做过他若干节目，在节目当中他都是如此。

鲍波尔认为，不存在什么历史规律或趋势，从封闭式社会向开放式社会的过渡是历史的最伟大的革命。实现之乃“社会技术”（工程任务）。（转引自《哲学译丛》）

但现如今的中国却在走着相反的道路，即从开放式的社会走向封闭式的社会。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对国内的开放，而只不过是对国外投资者的开放。这种内外有别的制度设计，蕴藏着致命的危险，那就是地方割据的势如破竹。

现实情况是，中国各地之间的互相封锁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这种状况即使是中南海也无能为力。开篇国务院的意见，也不过是试图打破这种类似封建社会当中藩镇割据那般的以地方保护面目出现的中国社会分崩离析的格局，但其真正能够起到的作用却很让人怀疑。

陈良宇已经被收押。但陈良宇最大的罪过是什么？实际上，陈良宇就是让上海市的社保体系高于全国水平，其理由就是上海市一直为中央财政做出着比中国其他任何地方都要高的贡献，但却只能保持与全国统一的“广覆盖、低水平”的社保标准，而不能使上海人享受到与上海市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成果。这种举措，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社会上，或者是政治上，都无可厚非。但是，中国的逻辑与此相反，实行的是“大河有水小河满”这种本末倒置的治理思路，一切要以大局为重。（目前郑州市出租车司机集体罢工，河南省当局给出的说辞也还是以大局为重，难怪现在中国学者认为，在社会主义理论上，中国连一百多年前的话语力量都不具备，说辞太过陈旧老套，根本无法令人振奋，遑论让人信服。我看到河南省委府的如此说法，实在感觉这种文不对题的治理方式要是不完蛋简直是人类奇迹。）如果上海市实施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社保标准（虽然陈良宇被双规后的去年9月下旬，上海市还是宣布了如此规定），那么势必会引起其他省区市的反弹，形成区域之间贫富差距的扩大，导致马太效应的急遽拓展。

更可怕的是，如果按照行政区划来界定包括经济、文化、社会乃至政治权力，那么中南海将彻底失去控制权。

于是，人们也注意到，有关打破目前省区市区划的建议此起彼伏。2004年民政部一个官员倡导中国应该废除目前的行政区划，而改作50个省的说法，被炒得不亦乐乎；而当下国务院的意见，则是从另一个层面试图削弱地方权力的强度，希望通过采用跨区域性的制度安排，形成对地方权力的控制力度。

但是，人们也看到，实际上，中南海这种思路，最大的阻力也许并不在于各个省区市，而在国务院的部委局办，也就是说，无论是政令出不了中南海，还是中南海不出政令，中南海大门外国务院各个机构，已经成为旷日持久的改革“攻坚战”的最大阻力群体。国务院附属机构，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最大受益者，并坚持将如此社会转型成为一种人类社会常态的倡导者和坚定不移的拥趸。

建设部、教育部、卫生部、发改委、商务部……这些个为我们耳熟能详的衙门，一个个都成为改革开放最大受益者，并且成为固化社会转型的冥顽不灵者。对此，如果把板子还是打在省区市的屁股上，显然是搞错了对象。

由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显然不是什么跨区域权力制度安排，而是如何制约更高层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