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辽宁矿难看中国沦为失败国家

                             2007年3月11日

何必

3月10日20时44分，抚顺矿业集团老虎台煤矿井下73003号综采工作面在生产过程中突然透水，当班作业人员29人，死亡20人，9人下落不明……（略。）

到了几乎中午，首经的节目文稿还是没有给我发过来。很是拿这种管理模式和效果没辙。

只能上网找些个啥烂事儿来说道了。结果刚刚上去一看，就发现了这么条消息。在其后面，也还跟着另外一则内容。

抚顺矿业集团老虎台矿重大透水事故发生后，辽宁省委、省政府采取果断措施，积极组织矿难抢救工作。事故发生后，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省委书记李克强对事故救援工作做出7条批示：一、要搞清伤亡人员情况，立即如实向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报告；二、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全力抢救被困人员；三、对家属做好抚恤和安抚工作妥为善后；四、老虎台矿全面停产整顿，查找生产隐患；五、要认真查清事故原因，依法严肃处理；六、全省各煤矿要引以为戒，举一反三，确保不再发生此类事故；七、要如实向新闻媒体介绍事故情况，接受采访。省长张文岳也对事故的抢救和处置做出了批示。3月11日凌晨2时，辽宁省常务副省长许卫国、副省长李佳及省煤炭管理局、煤矿安全监察局主要负责人、抚顺市委书记周忠轩等地方党政负责人分别从沈阳和抚顺市区赶往事故现场指挥抢险。随后，辽宁省委副书记骆琳也赶到事故现场，组织救援工作。

这样的报道我们是不是听得太多太烂，以至于连耳朵都堵塞了？但凡发生了这种灾难后，当地委府都会“采取果断措施”、“积极组织抢救”、一把手“做出指示”、委府官员“赶往事故现场指挥”……似乎，这些灾难也演变成了官员表演的机会和场合，随着灾难的发生，一场场声势浩大的政治作秀也势不可挡。

这次矿难发生的时候也真不凑巧，怎么偏偏赶上那俩破会正在举行的时候？这让正在与会的辽宁省代表委员多么尴尬？如果不是开会期间，要是采访辽宁省相关人员，也还好躲，比如不在单位、不在家什么之类的托词，也就不必做那么具体的批示，不必非得雷厉风行地要上报国家安监总局，对死亡数字也可以慢慢来地做些个调整，以降低事故重要性，更不必对新闻媒体据实道来。可恼火的是，非赶上这么个时候发生矿难，让辽宁省委府头面人物在会议期间躲都没有地方可供选择，多了太大的麻烦，死了多少细胞，加大了太多行政成本。

本来嘛，人家省委书记不就是1984年邓小平在国庆典礼时登上天安门城楼，身为北大学生，在游行队伍里突然打出“小平你好”的旗帜，让邓小平乐不可支，赶紧问身边人员“那是哪个单位的？”一查，人家还是学校共青团系统出来的，然后就平步青云，让北大也活活为中国官场贡献了这么个典型，更是让国人唏嘘北大学生参与政治的别出心裁、以及“独树一帜”含义的与时俱进；此后，在河南当一把手之际，对类似上菜艾滋病状况爱恨交加，惹得高耀洁根本无法出国领奖（这些内容，在网上很容易就可以搜索到）……

可以设想，辽宁省在京的与会者们都在忿忿不平，凭什么非得在会议期间是辽宁省发生矿难，而不是比如山西省或者云南省，怎么辽宁省就这么背运？原本从矿难事故多发地区来说，辽宁省并不靠前，死亡人数以那些老少边穷地区为甚。在委府振兴东北的宏大蓝图里，辽宁省原本就处于龙头老大的地位，抢功摆好风头正劲，可倒霉却就这么喝凉水都塞牙缝，国内外媒体云集的当口辽宁省却出了死亡如此之多的特大安全生产事故，一下子让辽宁省处于全世界的关注之下……这话是怎么说的！

早年间，还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时，就有人提出建立什么社会指标体系：一•社会成员角度，1•物质需求，衣食住行用，2•文化需求，教育、科技、文化，3•收入，4•卫生健康，5•就业劳动，6•时间分配，7•家庭状况，二•社会角度：1•法制，人参与社会生活状况，2•社会安全人身基本权利，3•人际关系，4•旧传统、宗教信仰，5•社会信息舆论，6•社会福利与环境，三•社会发展角度：1•社会结构合理化，2•不合理社会差别缩小，3•资源开发与生态平衡。（田森等“要有个科学的社会指标体系”《新华文摘》1984•9）可20多年过去了，社会指标体系没听说弄到了什么高风亮节，可这安全事故却愈演愈烈，矿难到了让舆论界不胜其烦的地步，在开始时各式各样的评论还能人模狗样一本正经，可架不住矿难此起彼伏七上八下，媒体也意识到，人间的真理不过就那么几条，说来说去还是那么几句废话，面对着层出不穷的矿难，面对着鲜活的生命一个个争先恐后的消逝，说什么也没用，最终才有了被坊间指责为媒体集体失语的尴尬状况，也就是说，矿难张开血盆大口，不仅仅吞噬着一个个宝贵的生命，更消弭着社会残存的良知。

就这样，还是有人不肯善罢甘休。曾经作为上一届党政军一把手高参的刘吉在其“从‘郎旋风’看否定改革的第三次浪潮”一文中怎么说？“发展慢了，许多‘多发矛盾’将更难解决了。例如，一些外资企业开始转向越南、印度；某些省市一刀切地关闭小煤矿等等，使中国工人和民工的就业更加困难了；各地采取了一些措施关心弱势群体，使国家和民间建设的投资成本大大增加；采取许多措施增加农民收入，不能不影响整个经济发展的结构，等等。其后果都会在今后几年间不断地显现出来。”这也算是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最响亮声音了。实在应该感慨，改革开放的路径设计竟然是在如此高参的指导之下完成的。（我在央视做经济学家演播室访谈节目时，也曾经做过这位前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那时已经是上海中欧管理学院院长的节目。邀请他是为了避免让另外一个更加讨厌的所谓策划人对节目组成员的纠缠，但也参与节目录制的其他人评价说，这位院长大人根本不懂经济学，既不懂新古典主义，也不懂凯恩斯，甚至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懂，完全凭借着权力而成为中国权威人文研究机构的领导人。）按照这位院长大人的立场，中国社会就应该在丛林法则下弱肉强食，贫富差距就是天经地义的，腐败当然不是最好也是次优的制度选择……于是乎，矿难发生也根本不值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一句话：死不死啊你！

像我这么个口无遮拦的主儿，逮着谁骂谁，心态过于阴暗了吧。其实，俺说的并非根据。

温铁军给我发来的资料（感谢温铁军，以及崔之元、胡星斗、贾西津、唐竣……）中，就有《中国劳工通讯》的“中国煤矿安全治理研究报告”。（何必注，略。）

可以设想，谁看到了如此文字，心情也不会畅快，大概也会同意，并非政令出不了中南海，而是中南海不出了政令。

现如今那俩会还在继续着，北京市为此如临大敌，甚至八竿子打不着的街边农贸市场也要为这会而早早关张歇业，闹得北京市人人因为不期而至的交通管制和生活质量全面下降而对这俩会恨之入骨，在代表委员们煞有介事地高谈阔论着什么民生之际，却货真价实地让首都体会到了特权到底是什么景象。

也就是在这会议期间，辽宁省发生了矿难，用实际行动注释着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中“确保‘两会’期间的安全生产”（这种提法本身的荒唐之处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一切为了俩会，俩会为了什么？确保俩会期间安全生产，俩会前后就可以胡作非为了？）的相关规定。

对于如此状况，俺老潘还能说什么呢？想起2003年《南风窗》7（下）刊登厦门大学庄礼伟“失败国家面面观”一文。文中介绍，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说：“如何定义以个失败国家？失败国家就是一个已无法控制其领土并为其国民提供安全保障，无法维护法治和人权，无法提供有效的治理，无法提供公共商品如经济增长、教育和保健的国家。”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外交政策导师罗伯特•库珀则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三类：一类是前现代国家（通常也是前殖民地），它们（作为国家）的失败导致了霍布斯式“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如索马里和阿富汗；一种是后帝国、后现代国家，即西方国家，这类国家再也不用通过征服他国莱确保安全；还有一类国家是传统的“现代”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中国等等，它们的行为基本符合国际规范，并在现实主义方针下追逐实利和权力。

布莱尔的分类还能够让我们这些中国人喜形于色吧。可以悲观主义者的俺看来，那个因为伊拉克战争而被国际上称之为米国人的哈巴狗的布莱尔也无非就是个自欺欺人的主儿，拿中国和比如印度相提并论，连因为故意违背核不扩散条约而容忍印度发展核武器因之在对待伊朗朝鲜威逼利诱可却对印度网开一面称后者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的米国人都会笑掉大牙：布莱尔：没事儿吧你！

接着，庄礼伟分析：“笔者把失败国家的特征概括为四句话：1，公权私人化；2，军队派阀化；3，暴力‘合法’化（即随心所欲且见惯不怪）；4，公共商品趋零化。在上述情况下，国家自然既没有自由民主的制度，也无人权可言。”

如此，当下发生的矿难事故，与国内外人们对于失败国家的定义，我们该如何界定中国呢？反正要是按照斯特劳或者庄礼伟的路数，我看中国要不是失败国家，全人类似乎也就不应该有了；如果中国不是失败国家，那么这个概念也就不应该存在了。